冉按：2013年我为立人大学开设《古诗文教育与现代生活》七讲，其中一讲就是《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讲后我专门就此写成了文章，达一万五千字，曾分别刊于我在腾讯大家的专栏。今天所载为此文的第二节《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现易为此名刊于敝博。
我一直强调在我们的教育中，要注重逻辑教育，因此我们的教育机构游集学堂特请对哲学与逻辑学素有专研的学者、博士周志羿兄，给我们编辑《生活中的哲学和逻辑学》的教材。大约五月份提纲及讲授内容即可大致编成，希望能尽快让十岁以的青少年及成人，来学习这门课程，并成为游集学堂的招牌课程，敬请大家垂注。2015年5月4日于成都
2003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以非常隆重的篇幅报道了几十年来法学界遭受的沉重打击，文章名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一九四九年前南有东吴法学院，北有朝阳法学院，二者鼎立的法律教育格局，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人才。可惜四九年后法律成为权力的婢女，这些法律上的饱学之士，其厄运可以想见。迨八十年代以降，法学就像社会学一样，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学科的特色和实绩也有所恢复。在我看来，四九年后受到巨大冲击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就是逻辑学。看看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所受的侮辱和他的回忆文章，基本上就相当于看到了逻辑学在中国的命运了。
中国的大学里除了哲学家系里教古典逻辑（教不教现代逻辑那是很难说的事）以外，以我的了解好像其它系没有将其当成专业课在教（数学系是否在教数理逻辑不太清楚），但逻辑作为必选之公共课，好像在整个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形成共识。至少在我看来，文科生都应该上古典逻辑，哲学系甚至还应该上数理逻辑课。理科生都应该上数理逻辑，而法律系应该上专门的“法律逻辑”课。据说现在法律院校开了法律逻辑，但好像只是法律系的公共课，而非必修课，这对研习法律和推进法治是很不利的。逻辑对一个人行事、判断、撰文、表述、演讲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逻辑学的运用也十分广泛，几达无所不包的地步。有这样大的需求方，却没有相应的市场供给。也就是说卖方市场如此稀缺，而买方市场如此强劲，但就是形不成正常的教学供求关系，其原因到底何在？原因就是有机构和人在破坏逻辑学所应有的市场秩序。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想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必须通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较多的共识，那么大家要有一些能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中逻辑就是我们行事说话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如果一个人逻辑混乱，那么交流将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扯皮成本攀升、交流与合作效率降低、达成较多共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如果逻辑混乱的人，占人口基数的比例较大，那么这个社会就像丧失涵养水分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不仅造成环保灾难，而且会使人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损伤。很不幸，我们很多人没有逻辑这“植被”涵蕴，说话做事之不靠谱，之易受官方宣传的愚弄与盅惑，那是轻易而举的事。他们的所作作为，像水土流失严重的大自然一样不堪收拾。
我们都知道，事实的客观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事物与事件。没有这样的东西垫底，人的观念之形成将成无源之水。观念不反应事实本身，就成为对现实的讳饰和僭越，这样的言说就成了完全与现实的真情实况不搭界的奥威尔新话。譬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打战，这是个谁都承认的事实，但对这个事实的描述国共双方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国民党认为此战是“剿匪勘乱”，共产党说是“解放战争”。前者把因此次战争失败退出大陆说成是“大陆沦陷”，后者说此次战争后的胜利是“大陆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双方的表达在我看来都不准确，都是由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为我所用的价值判断，而非基于不带意识形态的事实判断，自然双方会形成严重的观念之战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南北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内战，北方虽然的确是抱着争放南方奴隶的目的，但从不认为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南方也不因为失败而说自己与北方而战是在“剿匪勘乱”。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统一，但在许多人学者和民众的描述中，南北战争依旧是一场必须反思的灾难性内战。
我们要基于事实本身来用语言来表述，因此就形成了概念。而概念是经由陈述、对比、抽象、概括等手段来对事实本身做精神表述。作为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诚实与精确。如果所说的语言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那么就会成为对现实的有意歪曲，从而形成对扭曲信息的不当传播。比如“镇反”里大量错杀、冤杀，杀人之易，使得“镇反”这个词汇成了讳饰滥杀的概念。“镇反”的全称是“镇压反革命”，“反革命”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均不确定，其所涉及的人数之多，波及的面之广，实在令人胆寒心颤。“反革命”的标签一贴，你大量的冤死和错杀，就变得天然正义了，故我们不能小看语言所形成的观念之力量。我们要对语言及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弄清楚后，你才会在这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如此才能完成你对现实及观念的准确判断。
再比如1959年至1961饿死几千万的“三年大饥荒”，被官方认定为是“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事实是那几年虽有局部的自然灾害，但总体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这一点已被研究者如金辉等人所证实，同时也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的民间大饥荒记忆所证实。至于说“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官方杜撰苏联逼着还债的谎言来推卸责任。甚至有还鸡蛋时大了不要，小了不要，必须符合苏联大小要求的鸡蛋，苏联人才要的离谱谎言流传。事实上，当时一些地方粮仓是装得满满的，但就是不开仓放粮济民，中国有史以来的统治者都不曾缺德到这样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都是奥威尔新话类的饰词，是一套与现实不相匹配的讳饰观念。观念不反应事实本身，那么观念就起着巨大的装饰和愚民作用。四九年后官方话语创造了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相对接的平行话语体系，让民众成功地生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这是剥夺利益最多却让统治成本降低很多的牧民术。
自一九四九年后逻辑学至今仍不受人重视，从官方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逻辑学是破解谎言的利器，此学科不受待见，与其巨大利益相关。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你的逻辑学知识付诸阙如，或者零散不成系统，那么你对运用逻辑维护你的权益，提升你对社会的判断，乃至建立你的知识谱系，并由此使你的知识结构形成良好的均衡，都有巨大的负作用，但很多人对此根本就认识不清。有的人甚至认为逻辑学是那些学哲学和数学的人，才需要了解的东西。许多人浑然不知，你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清晰有理，易于传播，容易被人接受，这里面就有逻辑的功劳。逻辑随时跟随着你，你会在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中，有本能的运用与发挥，正如《易经》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你要更深地认识逻辑的作用，运用它来抵御别人对你的欺骗，认识更深透的客观及主观世界，倘若你只有在语言使用时所存在的逻辑本能，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等额选举”，你要拿出点逻辑来才能说清其荒唐在何处，而不仅是靠逻辑本能。
关于毛泽东的语言，一些人的防御点自动降低，被灌输了就马上喜欢。另一些人是被灌输的次数多了，他会形成自我说服，承认毛式语言的精妙。再有一些人甚至是有文化的人，也欣赏毛的语言直接，会用比喻，说得直白。我承认这也是毛式语言的特点，但语言如果仅有这样的特点，而没有逻辑，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滥用全称判断的句式很多，跟启示录式的，只给结论，永远没有论证链和论证过程。但这样的句子唬人能力却不能低估，它成功地让人们的判断力降低，跟着说类似的昏话。全称判断，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其论断基础就轰然倒塌，可惜很多人没有基本的逻辑常识。如果我们问敌人反对你吃屎，你吃吗？你说敌人怎么可能这样好意，反对你吃屎呢？问题在于敌人知道你为反对而反对的逻辑、非此即彼的思维，存心搞你，就是要反对你吃屎，你怎么办？你不吃屎说明你敌人反对的你没有拥护，你吃屎吧，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逻辑上自洽，但无法下咽是肯定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困境。
《韩非子》里那位又卖矛又卖盾的楚人，之所以看上去可笑，就是他犯了典型的逻辑毛病。说自己的矛无坚不摧，可以刺穿所有的盾；说自己的盾坚固无比，可以抵挡任何矛的猛刺。问题在于这位卖矛盾的人，滥用全称判断——一盾可以抵挡所有矛的猛刺，矛可以刺穿任何的盾——同时又犯了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矛盾律，轻易就被人揭穿了，后世人们还用卖矛又卖盾的故事得出“自相矛盾”和“矛盾律”等概念，其愚蠢被人加以揭露和研究，倒也泽惠了后人。我们嘲笑这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可笑的楚人而不自知。比如我们一方面被教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另一方面又被教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有多少人感到这里面的矛盾与别扭呢？你纳了重税政府不想帮助你养老时，他就叫你相信“从来没有救世主”；当然你纳了重税，过年过节官方走过场去慰问一下少量贫苦民众，却要让他们对着电视镜头感恩，叫你相信“他是人民大救星”。
如既卖矛又卖盾是自相矛盾的话，那么糟糕的诗歌难免让形象思维与逻辑打架。这样的打架，使烂诗可以欺人一时却不能欺人一世，可以欺少数人很久，却最终会被人识破。大跃进时不少人的诗歌创作——“诗歌大跃进”，就是典型的逻辑与思维打架的例子。如上海县农民周洪中的《我社棉花高过天》：“我社棉花高过天，卫星撞落一朵棉，飘飘飞落银河边，织女拾起织半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1959年上海民歌选》P86，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这首诗只见由棉花一词而起的无限夸张，而不见稍微的事实基础——现实中的棉花没有高过天的，更不用说后面被卫星撞落，被织女拾到，而且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卫星。即没有任何一句是写真实事物的——没有任何的心理和真实应对。没有任何真实的现实基础而反应的观念，作为民歌运动中讳饰现实而撒谎的工具，其逻辑与形象的紊乱，一看便知。
古代虽没有被官方大规模组织起来的诗歌夸饰运动，但也总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对自己的浅陋之处不加遮掩，反而拿出来希望别人的表扬。彭渏涟在《古诗词中的逻辑》一书曾转引过一首唐代将军权龙襄所写的《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疆。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他这首拿给周围的人看都没弄明白，就连熟悉他的下属也没有读出明堂。原来他这诗像故意缺字一样，意思必须填充才明白，檐前飞着的风筝值七百文，雪后园子里晒着雪白的衣裳。我吃饱了，侧身睡在家里，忽然听说家里粪里聚集了一群蜣螂（《古诗词中的逻辑》P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权龙襄这完全是思维混乱得出的最不靠谱的诗章，如果他是根本不知道如何为诗的话，也有人专门故意写怪异诗来让人读不懂。如唐代黎灌的“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赠漳州崔使君乡饮翻韵诗》）如果你不懂翻韵诗（亦即倒字诗）的读法的话，那么这首诗完全令人一头雾水。如果不按翻韵诗来读的话，那大约算是与权龙襄同学的搞法有一拚。
有人或许会说，你说大跃进中的民歌运动的诗是形象与逻辑在打架，那你怎么看李白诗歌的极度夸张呢？比如“白发三千丈”，就说人的头发再怎么长，也不可能长到三千丈啊。这样胶柱鼓瑟地读诗，诗歌焉得不凋敝而亡佚？很多人忘了李白下面一句“愁缘似个长”，原来他的“三千丈”是拿来形容愁苦之多的。如果说前者是现实夸张，那么后者便是心理对应。心理上即便再夸张，它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真实。所以这样的现实夸张与心理对应，使得夸张显得慰贴而不存在逻辑矛盾。正如鲁迅说李白的《北风行》里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其夸张总有现实基础，要是李白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在夸张与事实之间没有丝毫对应，而成笑话了。
为了考察李白诗的夸张不存在形象与逻辑打架的矛盾，让我们以一首《望庐山瀑布》和一首对此诗的“剥皮诗”为例，就更能显示李白诗歌形象与逻辑的交融自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这是可以坐实的基本事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则是在基础事实上的夸张状写。九十年代以降大学读书交费开始增多，有清贫的学生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如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看前竿。口水直下三千尺，一摸口袋两分钱。”（周正举编选《替诗词剥层皮》P117，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版）这首诗除了没诗味，不存在形象与逻辑矛盾的问题，虽然有口“水流下三千尺”的极度夸张，但前有烤鸭挂前竿铺垫，后有“一摸口袋两分钱”的反锁，这样使得夸张显得有其心理和现实意义上的诚实。和那些大跃进时期在形象与逻辑上打架的民歌完全不属于同一类型。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再举一首李清照的《如梦令》及其对她词的“剥皮词”，来进一步说明形象与思维打架与否，以及其间的逻辑推理。《如梦令》短短六句非常有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阐释词之美及其诗意，不是我们的重心。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如果用三段论来表示的话应该如下：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的话，应该是红花减少，绿叶增加（绿肥红瘦），而昨夜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故海棠应该绿叶增加了，红花减少了。李清照还没起来，就由此前的生活经验加以推理就预料了绿肥红瘦的结果。而卷帘人可能是佣人，心思根本就不在海棠经风雨打击的变化上，导致她马上做出“海棠依旧”的判断。“股市狂风雨骤，股民好生忧愁。试问无形手，却道还没跌够。知否？知否？早该斩仓割肉。”（周正举选编《替诗词剥层皮》P350）这首剥皮词几乎完全模仿李清照，当然没有原词的深曲词韵，过于直白，但却也是对股市下跌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无奈自嘲。
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有些是作者故意的无厘头，属于搞笑和恶搞。这在儿童诗与童谣中特别多，但这反而增添童趣。如版本很多的“张打铁，李很铁”其中的一种：“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桥脚歇，螃蟹把耳朵咬个缺，杀个猪儿补不起，杀个牛儿补半截。”别说耳朵不会咬个缺，即使咬了个缺也不会杀猪肉、牛肉来补，这当然是调侃儿童的，非常得童趣。这就像“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在害病，打发乌龟去买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也是调侃听众和当事者的。小孩爱听有趣的成人讲故事，大人却叫他去打点酱油买点盐，半天不回来，就会有“龟儿子在听龙门阵”的调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