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一个国家的性格，可以看看它的税收制度。例如中国的税制就极为苛刻，如须人民同意才可实施，将不能持续。根据官方数字，中国内地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5%至30%，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
国家通过三种途径向人民征税：一是名为“税”的税款，二是名义上不称为“税”的税款；三是在经济体系内的隐藏性款项。
正式税收纳入“一般预算”。此外，财政部为不叫做“税”的收入开设三个附属预算。附属预算的主要项目是地方政府的土地交易收入和社会保险供款。除之此外，就是大量隐藏性款项，例如：
- 国有银行人为压低的储蓄存款利率（让银行得以为国企提供低息贷款）。
- 企业和员工对“住房公积金”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供款（1990年代“福利工厂”被废除后，残疾人士护理服务就外包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 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作非社会用途。
- 地方政府征收的服务费（合法或非法）。
- 上缴党及其关联组织的费用。中共党员人数占全国成年人口一半以上。会费是一种税款，严格来说并非强制性税款，但也不是自愿缴费。人们入党是为了买个保险、或为了事业发展，以及扩展业务。在许多方面，入党是有必要的。
- 公民和企业缴交的特别“费用”，即以贿赂形式给予的金钱（或礼物）。所得将落到官员手里，作为对他们低工资的补偿。据坊间传闻，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某程度上已减轻人民在这种税款上的负担，却未有完全取缔，但反腐运动也意不在此。
通过上述机制，家庭的财富便逐步流入政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最大额的隐性款项却是来自其他两个来源。其一是地方政府金额庞大的地下借款。大部分贷款都用于非投资用途，属于不偿还债务，最终须以收入来填补，导致所得收入被抵销。
其次是来自劳动力的款项。内地工人工资过低，劳动力市场被操纵，工人无权组织工会来保障权利。工资增长比经济增长慢得多。这种来自劳动力的资本重新分配，所得款项部分用来资助公共活动（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部分则为民营企业提供补贴。
这些辅助收入为GDP带来10%至15%之间的进帐，使公共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35%至45%之间，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水平相符。
这些隐性款项金额十分可观，但没有确实数字。根据世界银行，劳动力工资偏低的水平，已累计占实际收入的10%至15%，而由借贷支撑的地方支出占GDP约5%。如果这些开支有一半是不会偿还的话，隐性提取款项便会再增加2%至3%。
上面列出的其他来源所占幅度较小，但的确会积少成多。据谨慎估计，隐性款项把税项负担额外提高，水平相当于GDP的20至25个百分点。总而言之，虽然国家声称向人民收取的税款少于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实际上却占他们收入约三分之二。
大部分税款（不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税款）都是间接税，从税款分布上来说是递减的：即穷人多付，富人少付。所得税可以是递增的，但对公共收入的贡献近乎零，并只由一小部分家庭来缴纳。
通过这个税测，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内地人税负沉重，而税收分配并不公平，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强烈的负面因素。
其次，在一个经济体内，若三分之二国民收入在使用前都须先经由国家处理，这便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某方面是有效的，但要操作这部机器却非常昂贵。
外界看来，中国社会表面上可能很稳定，但公众普遍感到不满。国内每天平均发生500起群众事件，由此可见一斑。很大程度上，这些事件都是民众对税收、工作待遇、征地等事宜不满而发起的抗议行动。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税负沉重的问题再也无法隐藏。一方面，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继续升温，另一方面，当局或将采取更多压制措施。
斯坦·林根( Stein Ringen) 是牛津大学名誉教授，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体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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