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社会高端人士与底层民众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代际传承等社会资源拥有的差距，可谓天渊之别。在话语权、决策权等公民权利方面的拥有，社会高端人士与底层民众之间宛如“婆婆”与“童养媳”、“大爷”与“小厮”。当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而含冤莫白时，往往哭诉无门，连当年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命运都不如。然而使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中国大陆的社会高端人士也叹起了苦经，连红二代竟然也自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真是奇了怪了。
这不，前不久《法制日报》记者对开国上将、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长女耿莹女士进行了采访。在谈到“红二代”这个词时，耿莹女士说：“这对我们来说不公平。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外界应该更为平等地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
读了这段话后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乃至“穷二代”……等等，都是指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的一些群体，其本身并无贬褒之意。打天下的老子是老革命，其子女顺理成就是“红二代”。如此称谓绝非“别有用心”，更没有受“境外势力”的唆使。以此类推，李嘉诚、王健林是“富一代”，其儿子李泽楷、王思聪就是“富二代”。杨白劳的女儿喜儿当然就是“农二代”和“穷二代”。李刚的官虽然不大，但其儿子不能否认他是“官二代”。“官二代”并非与生俱来的“原罪”，关键是这父子俩为人做事都不得人心。
借用老人家的那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可否说：无论“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穷二代”，乃至他们的上一代，在为人做事方面，都有好有坏和不好不坏以及亦好亦坏，中不熘儿的芸芸众生？
耿莹女士说：“……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
博主对“红二代”像对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没有任何偏见，而是主张对具体的人和事做客观的分析。耿莹女士说他们“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当年在革命圣地延安实行的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官僚特权等级制度。王实味就因为抨击这种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宗旨相违背的官僚特权制度，把老命断送掉了。在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尊卑有序的政治生态下，延安保育院的“红二代”们，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其生活条件是在黄土高坡上手执牧羊鞭高声吼着信天游的陕北汉子的“农二代”或“牧二代”能比拟的吗？1949年随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延安的保育院、小学、中学，也一并迁入“皇城”。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等，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的。就读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它们与草根阶层子弟就读的学校，其条件的差异，只需用一个来源自官方的数据就说明了一切。
高干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一般称为生师比）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明明是自己搞特权化，怎么能说是“被人家特殊化”呢？这个“被”字显然是用错了地方。“进京赶考”把延安时期特权等级制度带进北京后，不仅没有任何消减而是得到延续，并且快速发展和升级。
“其实我们并不特殊”，这话实在太矫情了。
不过，即使在特权等级制度下的高干子弟学校培养出来的“红二代”，也有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当然也会有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更使人扼腕和叹息的是还出了像薄熙来、谷开来这样的败类。尽管这些人在“红二代”中是极少数，但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红二代”这个群体的人数虽然很少，但蕴蓄的能量却非常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已年过花甲或届古稀之年，年届耄耋者亦大有人在，但可能由于生活条件优裕，退休以后依然精力充沛，十分活跃。他们借缅怀父辈的光辉业绩，弘扬革命传统的名义而频繁进行的聚会，不时地见诸报端，例如将军后代合唱团、红岩儿女联谊会、西花厅联谊会、井冈儿女联谊会、红军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北京抗联后代联谊会、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新四军研究会、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红岩儿女联谊会、八路军研究会筹备组、冀中抗战研究会及各校（北京中直育英同学会、北京育才同学会、 北京八一同学会）等各种社团。
社会团体不是说想成立就能成立的。在省市县范围内活动的，要报省民政厅和市县民政局批准。全国性的和夸省市的要报民政部批准。成立以后进行各种活动，还要以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做支撑。这银子一般不用自己掏腰包，往往由政府买单，或财大气粗的单位赞助。像文联、作协、工商联等的活动经费就是政府买单。“红二代”们的社团频繁活动的经费是谁来买单的，没有准确的信息源不好妄说。一个城市的农民工若是想成立一个农民工协会；下岗工人想成立一个下岗工人协会，民政局会能批准吗？做万分之一可能性的假设，即使民政局批准了，没人买单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也“玩”不起。
“缅怀父辈光辉业绩，弘扬革命传统”，在国内满世界地跑，而且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官员的一把手笑脸相迎，热情接待，除了“红二代”的社团组织外，谁有这巨大的能量？
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弘扬革命传统，这并非“红二代”们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应有的义务。其实“弘扬”的责任由“红二代”们来承担，远远不如让广大民众来挑起效果更好，因为“红二代”与“红一代”有着血缘关系，某些怀有“小人之心”的人，会疑惑“红二代”在“弘扬革命传统”时，会不会对仙逝的老爸、老妈进行一些拔高？由民众来“弘扬”，就不会产生如此的疑窦。
众多事实证明了“小人之心”并不猥小，而是卓有远见。博主读过几篇对前封疆大吏的回忆录。有两个省是当年划右派最多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可是这两个省前一把手的后代在回忆他们父辈的“光辉业绩”时，对这些“政绩”却讳莫如深。这显然是“为尊者讳”。而在另一篇非其子女撰写的对江苏省委前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回忆录里，读后将使每一个江苏人为之动容。在反右高潮中，毛泽东因江渭清反右不力，在路过南京时对江兴师问罪，气势汹汹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江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曲线救国”的方法，保护了江苏大量知识分子，使他们尽可能少地受被打成右派的无妄之灾。大跃进粮食统购统销时，江渭清也没有像其它省某些一把手那样争向毛泽东邀功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老百姓变成饿殍而不顾。他把右派分子的数量划得尽量少之又少；把上缴统购粮数字压得低之又低。这些亲民、爱民的举措是江苏千千万万人民的感同身受和与外省进行横向比较后而心知肚明，没齿难忘，而不是江渭清的子女“缅怀”出来的。
对“红二代”的频繁聚会，“红二代”中人看法也不一。
李宏塔，这位“红二代”，即使某些开国元勋的后代，也不如他革命家世的“显赫”。他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父亲是担任过水利电力部部长、安徽省委书记、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他读的大学是合肥工业大学，而不是北大、清华。他如果想进北大、清华，犹如探囊取物。他虽然在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下来，但他在省民政厅副厅长的位置上呆了17年后才“转正”—-担任正厅长。这说明他显赫的革命家世，父辈炙手可热的权力在政坛的巨大影响力，与他的仕途没有丝毫的关系。李宏塔为人低调，兢兢业业地为人做事。这样的“红二代”，使人民由衷地尊敬。他无需解释“其实我们并不特殊”。他更没有感受到社会对自己的“不公”。人民群众把这种“红二代”看做“自己人”。
李宏塔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
某些“红二代”，靠了父辈的权势和影响力，进了最高级的学府，戴上了“研究生”的光环，踏上了坦荡的通天仕途，但是还口口声声地宣称“才能之外的资本等于零”。这是地地道道的得了好处还卖乖。
“特殊”不“特殊”？借用一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