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郭文貴盤古大觀被洗白 影射傳聞背后賈廷安

根据中國官媒5月25日報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原局長宋建國受賄一案，宋建國對其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事實沒有異議，該案將擇日宣判。此案件經過媒體報道，隨即引发輿論熱議。其中包括眾人所熟悉的“盤古大觀”，它從最初違規設置LED顯示屏，后被堅決要求拆除，再到最后風云突變，身份合法，這塊LED顯示屏被深深地打上了權力的烙印。有分析認為，宋建國一案使人們得以窺見隱秘的政商權利一角，讓沉落在政坛背后的權益輸送鏈條逐漸地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隨著媒體逐一解碼“盤古大觀”的洗白之路，划出了一道靚麗的腐敗風景线，輿論再一次地將郭文貴置于風口浪尖，與之相隨的依然是久久未曾停歇的傳聞與謠言。

盤古大觀的洗白記

觀之稍早前的新聞報道可以发現，盤古大觀LED屏幕由位于A至D座的7塊色彩LED屏組成，總面積2,753平方米，報價是45万元/季度（1人民幣約合0.16美元）。中共喉舌《新京報》曾撰文稱，当年曝光盤古大觀的腐敗產業鏈時遭到打擊報复，一度受到對方的威脅。而今，隨著宋建國案的塵埃落定，盤古大觀的腐敗鏈條也已成為鐵板釘釘的事實。它從最初的設置，到要求堅決予以拆除，到最后“身份合法”，盤古大觀LED顯示屏則被深深打上了權力的烙印。

据悉，在2008年8月前，盤古大觀全部投入使用，此前，中國相关部門已要求拆除違規設置的戶外電子顯示屏。然而從2008年的2月開始，到7月25日這短短的半年時間，盤古大觀的“仕途”由“壞”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曾對此感嘆，盤古大觀每当到了“危險時刻”總會“化險為夷”，最后“平安著陸”。而他的創始人郭文貴亦是如此。時間定格在2008年12月3日，等待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北京市市政管委通知盤古公司辦理相关手續，而這即是意味著盤古大觀的室外LED顯示屏有了一個“正当的身份”能夠矗立在北京四環里，毗鄰著鳥巢與水立方。雖然播放著廣告，卻在無形之中透露了權力的味道。

盤古大觀

然而對于盤古大觀被洗白的路途，在大陸媒體記者看來簡直匪夷所思。当然，不僅是媒體記者們對其質疑，就連坊間民眾也一并認為這其中暗潮湧動且貓膩之深。据知情人士稱，有一份材料顯示，2008年6月，盤古大觀負責人郭文貴找到國家安全部的高某出面宴請宋建國，請其協調安排几副京A和京A8的牌照，以及加快審批盤古建設大屏幕的手續。按照規定，類似于盤古大觀這种戶外大顯示屏幕則需要進行交通安全影響評估，征求交通安全管理部門的意見。所以，如果交管局不同意，那么盤古大觀的戶外顯示屏肯定也辦不下來。

不過，事實本身并非如此。在2008年11月17日，北京市市政管委发函請交管局對盤古大觀的電子顯示屏幕設置進行交通安全評價。而這即意味著，盤古大觀直接由上高層領導的權力施壓，最終使其安然度過了被拆除的命運。于是，在2008年年底，盤古大觀電子屏幕被允許播放廣告。或許這在外界看來，則是一場政治與商業的權利游戲，這一游戲竟然維持了八年時間。八年后，也就是2015年1月16日，中紀委官網通報稱，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黨委委員馬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隨后，馬建動用國家安全力量為郭文貴謀取利益的消息曝光，一時間郭文貴的名字充斥在各大媒體新聞的頭條之上，與此同時，隨之而來的各种关于郭文貴背后的“政商圈”被起底，更有甚者妄加猜測其背后與中共高層領導有著密切來往，且关系甚好。其中，最具戲劇性的当屬今年3月24日及25日《騰訊財經》、《財新網》发表長篇文章，文章大篇幅地揭秘“盤古大觀”等公司實際領導人郭文貴的发家史和過程，其中最奪人眼球隸屬他背后的一位中共高官賈廷安。

直追傳聞身后的賈廷安

稍早之前，大陸媒體財新傳媒不斷“起底”郭文貴之后，直接以負面信息甚至私人“恩怨”挑戰財新傳媒總編胡舒立，引发網絡聚集。這一場隔空罵戰也間接地影響到了郭文貴旗下“盤古會”的高官、富商們，這與此前媒體曝光令計划操縱神秘山西籍关高官同鄉會組織“西山會”頗為相似。然而，引爆整個事件的“導火索”則是一聞傳言，有傳聞稱，郭文貴能在北京兩宗土地爭奪戰中，接連打敗保利地產和首創集团，背后都有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的影子。更有分析稱，郭胡雙方背后均涉中共政、軍更高層人物。這使得本就是撲朔迷離的隔空罵戰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更令外界捉摸不透。

如今，隨著宋建國案的落定，郭文貴发家事跡再度被媒體重新扒開，輿論風口直指傳聞背后的賈廷安。這或許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发家史與賈有牽扯不斷的关聯。根据中國工商資料中的履历表顯示，郭文貴1990年任黑龍江林藥公司駐鄭州業務處工作人員。1992年成為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長。該厂是中國核工業部鄭州干休所下屬的集體企業。1996年9月，河南大老板公司退出裕達置業，鄭州偉仁成為裕達置業另外50%的股東，并讓裕達置業的注冊資本躍升到2.46億元人民幣。鄭州偉仁為“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郭文貴是法定代表人。1998年10月，裕達置業的股份被全部轉讓給香港商人郭浩云（即郭文貴），裕達置業變更為香港獨資企業。1999年11月，香港兆澤投資收購裕達置業100%股份，郭浩云長期任該公司總經理。

賈廷安（右一）

正如前文所述，在這一系列操作痕跡明顯的股權變動中，郭文貴在短短5年時間完成了從職業經理人到富豪的華麗轉身，并變成了香港身份。對于郭文貴這段在河南的发家史，有傳聞稱，郭文貴之所以能以這么非同尋常的速度发家，完全是因為靠上了軍中“河南幫”重要人物賈廷安。賈廷安1989年11月任中央軍委主席秘書；1994年任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兼軍委主席辦公室主任；2003年12月起出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2007年調任解放軍總政副主任至今。

其實，关于郭文貴與賈廷安的关系，目前還只停留在傳聞階段，并未有直接的信息來支持郭與賈的关系是否屬實。但值得注意的是，后來郭文貴控制的摩根投資、政泉置業分别在2006年在盤古大觀、2008年的金泉廣場兩個地產項目中擊敗了首創置業和保利地產。對于熟悉中國政商情況的人來說，首創置業是北京市國資委所屬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保利地產則有解放軍總參背景，郭文貴能擊敗這兩個商業對手，如果沒有非常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鑒于此，不外乎有人會認為郭文貴背后有著巨大的政治力量輔其左右。当然，之所以會有分析認為賈廷安與郭文貴有著特殊的关系，也在于今年年初之時，中國大陸最敢放膽直言的《炎黃春秋》在新年第一期中忽然大肆曝出猛料，近乎以直接點名的方式揭露賈廷安與已落馬的原海軍副司令王守業之間的关系。文中稱，早在2006年王守業落馬時就有傳言稱，王守業、谷俊山背后都有賈廷安的影子。然而，几天之后，《我認識的貪官王守業》遭到了《炎黃春秋》網站以及中國大陸各門戶網站的刪除。

縱觀以上不難看到，在中共深挖政商利益同盟的斗爭中，商人成為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一點從周永康案件中可窺間川商圈，也能從令計划案背后看見西山會中的煤老板的影子。對此有學者指出，如今中共反腐已然是到了最艱險之處。習近平此前所說的“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并非是虛言。

近乎失控的“政商螺旋門”

曾經被禁止的“紅頂商人”，如今仍在編制內外自由的游走。自中共十八大進行的反腐工作以來，官員落馬不在其數。縱然官員被查原因各自不同，但是其多少有著與商人打交道的場景。像是山西官場大地震，有7名省部級高官接連落馬，关于這些官員涉案的具體情形，官方雖未正式通報，但從媒體披露的大量信息看，一張官商勾結的灰色網絡儼然浮現在人們面前。

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不少地方官員明目張膽的游走在官場與商界直接的衙內。而且普遍現象則是“無人舉報”，待到東窗事发時，這類官員腐敗問題卻往往是或查而不處，或查而假處，或查而輕處。如，山西官員在暗地里與商人達成幫其拿下項目的交易，然后運用提高招投標門檻打壓其他競爭者的市場運作方式使非法交易“合法化”。又如，長期擔綱山東省政府機关的“大管家”角色的張澤忠，在“憑什么他們有那么多錢呢？我和他們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的攀比心理下，把手伸向家財万貫的企業老板和高收入的國企老板，最后落得以受賄罪判處其死緩，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下場。

習近平曾諄諄告誡干部：“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然而，一些官員和商人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結成利益共同體，在見不得陽光的交易中各取所需，最后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因此，來自北京的一位政經觀察家給出了建言，他認為根除官商腐敗問題，其一，在組織方面，政府部門與市場中介組織要徹底分離并實現“三不掛”，即機構不掛靠、干部不掛職、人員不掛編；其二，在工作方面，中介組織不能以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名義開展業務活動，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不得為中介組織招攬、指定業務或干預市場中介組織執業；其三，在經濟方面，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不得占有、調用中介組織的資產，不再是中介組織的投資者，不能以任何名義收受市場中介組織的管理費用；其四，在場所方面，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的辦公場所不能混在一起，租用或借用的，必须在較短時間內搬離。

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官員獨董之出現，還是黨政干部熱衷去國企兼職撈金，都是因為政商的聯系過于緊密，權力與市場、官員與商人總是在勾肩搭背。細細觀之，不可否認類似于郭文貴一樣的商人在中國仍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如何制止在利益誘惑的驅動下，將領導干部們亦官亦商的雙重角色根除，乃是当下中共反腐必须重視的关鍵——必须禁止官員擅自到中介組織兼職和經商，讓官和商之間各安其位，讓政府權力真正回歸公共性方才可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