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半的左右开弓、四面出击，一手打腐败分子、一手抓异议分子，习近平集权、揽权，已经成为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加强势、更有权威的中共领袖，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习近平及其拥趸而言，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其实也未必，因为江、胡的掌权方式结局已定，而习近平的掌权方式前程未卜。集权过度并非总是“正能量”，有时候意味着更大的麻烦、更多的风险，尤其是当过度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价值混乱、缺乏远见的领导人手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不靠谱。
习近平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左，也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右。人们或许知道他不会做什么——比如说，他不会搞党政分开，不会搞司法独立，不会允许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不会向香港的民主派让步；但是，人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抓人，老虎、苍蝇们都很紧张，不知道他还要抓哪些人；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很无奈，也不知道他还要抓哪些人。
因为习近平是一个价值混乱的人。他信马克思，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吗？当然不信。要不然就惨了，“红二代”几乎家家都有产业资本，都是资本家，甚至都是跨国企业、海外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他若信马克思，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要让包括自家亲戚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变成无产阶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岂不就要玩完了！那么他信资本主义吗？当然不信。要不然更惨了，那些迭床架屋的党政机关，那些巨型国企，那些贪官污吏，那些“吃共产党饭”的嗷嗷待哺的懒人们，岂不要即时失业？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哪里有他们的立锥之地？
习近平发明了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汉语里的好词儿，翻成外文，各国认可，直接就变成了习近平深恶痛绝的“西方价值观”。而且，无论是富强、文明，还是民主、自由，人家资本主义西方都比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做得更好、更扎实，尤其是“爱国”这一条，中共是最不够格的了。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官员、富豪、体制内各界精英像社会主义中国一样，热衷于把自己的家人、财产通通转移到外国？这样的国家也配把“爱国”二字写进“核心价值”里吗？更何况，这二十四个字里有一大半赫然列入“七不讲”中，连讲都不让讲，这就是习近平们的“核心价值”？
不信社、不信资、不爱国、不文明，这也并不可怕，可以改嘛（改革的改）。可怕的是，不信装信，不仅自己装，还要装在“中国梦”里让大家一起装，装到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自己是信了。
经常有人问，习近平信毛，还是信邓？《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教授说：习近平更像邓小平，他是政治尊毛、经济随邓，说毛泽东的语言、走邓小平的路线。这话大概有些道理，但也似是而非。毛死之初，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也都曾说毛的话、办自己的事，即使是在抓毛的遗孀、侄子、翻毛钦定的案子、批毛的光辉理论的时候，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那时话语体系正在转换，政治语言青黄不接，要淡出毛时代，只好投机取巧。当今习近平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什么“刀把子”、什么“意识形态阵地”，那些挨刀子的、站在阵地那边的中国人，不都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中国公民吗？说这套与时代现实格格不入的丑陋毛语言，习近平就不羞愧吗？
也有人问，习近平像儒家，还是更像法家？与毛有所不同，习近平似乎好古，也的确不反儒，《习近平用典》里一多半都是儒家之言。然而，儒家的理想是民本、仁政、中庸、王道、大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习近平的现行政策是对内严刑峻法，号称“依法治国”，对外耀武扬威，试图联俄反美，这岂不是又落入了儒表法里的千年专制老套路？
习近平何以价值混乱，这需要从他的成长经历中去发现端倪。人是时代的产物，习近平这一代人是毛泽东的牺牲品：万岁声中长大，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全民只有红宝书。该就业的时候没有业就，身体还没长好就被迫下乡“修地球”。习仲勋被打倒的时候习近平还是个懵懂幼稚的九岁孩子，一夜之间从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变成了神憎鬼弃的“黑五类”“狗崽子”。文革时他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当作“黑帮子弟”、“反动学生”揪出来批斗，被恐吓“枪毙够一百次了”，天天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十五岁下乡当知青，因为吃不惯杂粮、炕上有跳蚤、不会干农活，曾悄悄跑到富平老家找亲戚要吃的，也曾偷偷溜回北京找妈妈，被派出所抓“倒流知青”拘捕劳教，干了半年重体力活。他回忆说，“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后来他认命了、开窍了，渐渐在村民中间“有了威信”，和公社团委书记成了“死党”，一门心思“追求进步”，写了八次申请入团，十次申请才入党，当了支部书记，以清华大学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结束了七年知青生涯。听过习近平亲口讲述这些早年经历，李光耀评价说，“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有钢铁般的意志”，大概就是指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五这一段漫长的既有政治迫害背景、又有个人奋斗情节的励志生活。
但是很遗憾，习近平终究只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小知青，他并没有从整整一代人的苦难中提炼新的价值、新的力量。实际上，他一直都在赞美他那先苦后甜、受用无穷的知青生活，因为他从中学到了专制秩序之下有权就有一切、权力就是价值的毛式真理。习仲勋平反之后，习近平时来运转，仕途坦荡，大学一毕业就给国防部长耿飙当秘书（习仲勋和耿飙的私交可上溯至一九三七年在庆阳搞根据地）。其后到河北当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扬是习仲勋老友高岗主政东北的旧部。其后跨省晋级，到政治行情看涨的厦门特区当副市长，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胡耀邦的亲信，而习仲勋和胡耀邦是惺惺相惜的政治盟友。项南之后的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贾庆林也都没有忘记每隔两三年就提拔一下习近平。一路走来步步有贵人，其实最大的贵人是他身上的“太子党”血统。而这恐怕也正是他只认权力所在、不认价值所向的根本源头所在。
《争鸣》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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