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兄妹4人喝下农药后，14岁的小刚推开二楼的窗，跳下。
30米外的邻居老张，在家听到“砰”的一声，“像西瓜摔在水泥地上”。
村民们打着手电跑过去，小刚侧趴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嘴里分泌物流了一地，没有血。
“有娃儿跳楼了！”
6月9日深夜，事情很快传遍了贵州毕节最偏远的茨竹村。
警察和村民们撬开反锁的门，冲进屋子，是一股刺鼻的农药味。
为时已晚。
小刚、小秀、小玉、小味，四个相依为命的兄妹，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5岁。他们以喝农药的方式，结束了人生。
“这死来得太突然”
没有人想到4兄妹会自杀。
当小刚从楼上跳下，村民们聚集在门口，喊人开门无人应答时，仍有村民觉得“不开门很正常。”
用村民的话说，“这四个孩子太孤僻。”他们常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谁喊门都不理。
与世隔绝。
6月9日下午6点多，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距4兄妹家30米外的房顶上，正在干活的老张看到4兄妹没有上学，在三楼阳台上玩耍。
这是4个孩子生前最后一次进入村民的视线。
服毒4兄妹的家，三层小楼的门口聚集着村民。
傍晚，哥哥小刚给三个妹妹做了最后的晚餐：酸菜叶子汤，配上玉米饭。村民们告诉《新闻极客》，这基本上是四兄妹的“固定菜单”。
当晚11时30分，老张听到重物坠地的声音，出门发现小刚在地上一动不动，嘴里的分泌物流了一地。
山村的夜太黑，村民们打着手电聚集而来，有村民报警。因为不敢移动小刚，村民们只能守着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但小刚没有声音。
此时，二楼窗户传来一声轻微的“哥”。
村民们循声望去，一个孩子趴在窗户上，看着地上的小刚。有村民问：是你把哥哥抽下来的？小女孩虚弱的摇了摇头。几分钟后，人从窗户上滑了下去。
这让村民们的心中稍安，“当时觉得可能妹妹们没事。”
凌晨，警察赶来，村民们撬开反锁的门，边喊名字边冲进去。这其中包括四兄妹的大奶奶。
四兄妹的大奶奶刘秀(化名)告诉《新闻极客》，“黑咕隆咚的，打着手电，一楼没发现孩子，就赶紧上二楼。”
一到二楼，是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道，一个农药瓶子滚在一边。“三个女娃儿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地上好几摊吐的东西。”刘秀张开双手，比划着脸盆大的一个范围，“就这么大好几摊，吐的全是玉米糊。”
两个稍大的妹妹已经没有了呼吸，最小的那个，手还能动。村民赶紧将孩子送到山下医院，也抢救无效死亡。
在那个充斥着农药味道的房间里，村民们发现，孩子们的作业本和课本已被烧毁。在家里，他们还找到一千多斤玉米和五十多斤腊肉。后院的猪栏里，还有两头快两百斤的猪。
“这死来得太突然。”四兄妹的二爷爷张仕贵说。
被抛弃的四兄妹
四兄妹的家庭，支离破碎。
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贵州山村。从毕节市区出发，要走将近150公里的山路，弯弯绕绕，不时有突兀的大石伸出在路上，两边的山像要压倒在身上。
没有水田，种不了大米，当地村民靠种玉米为生，一年种一茬，每斤卖一块五毛钱。种地不赚钱，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四兄妹的父母张方其和任希芬亦是如此。
二爷爷张仕贵说，孩子父母十多年前结婚，在村里生下大儿子小刚，“当时穷得都没有办酒。”2006年，父母带着5岁的小刚，南下海南去砖厂打工，在海南又相继生下三个妹妹。
没人知道4兄妹在海南过着怎样的生活。
2012年，赶上新农村建设，建楼村里补贴一万。夫妻俩带着4兄妹回家，用6年攒下的“十来万”建了二层小楼。村干部说，当时张方其到村里，主动交了9900块的超生费。
从此，4个孩子进入村民的视线。
多位村民告诉《新闻极客》，任希芬脾气差，有家庭暴力倾向。她多次打骂孩子，有一次甚至把小刚的耳朵撕裂，而在2012年6月，小刚离家出走十几天，十多个村民找了两三天才找到他，母亲任希芬罚他脱光衣服，在太阳底下暴晒两小时，“都晒脱了皮”。
夫妻间的争执，也在4兄妹眼前频繁上演。
最严重的一次，是2013年。因怀疑妻子出轨，张方其与妻子先是吵架，继而大打出手，“把任希芬打得住进了乡卫生院。”
经历了这些的小刚，从没被人发现哭过。
4兄妹住所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三个破旧的仿皮沙发。新华社 摄
多位村民表示，他们从未见过小刚哭泣。他们觉得，这个孩子的眼神里有着同龄孩子没有的冷漠与痛苦，“别人叫他，他要么就嗯一声算是回答，要么根本就不理。”
此后，任希芬离家出走。虽与丈夫并未办离婚手续，但有村民说她已改嫁，且育有一女。
四兄妹的家庭彻底破碎。
父亲继续外出打工，母亲出走，爷爷奶奶20多年前去世，外公外婆离这边远，“几乎从不来照看孩子”。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村民发现4兄妹越来越孤僻。姑姑张方友说，2013年她去看孩子，小刚还会主动叫她姑姑，再后来就不叫了。
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亲戚们来敲门，也不开门。
他们逐渐被村民淡忘了。“也没觉得会出什么事，反正他们在村里也不搞破坏，后来去管他们的人也少了，主要是管不了。”
死亡之谜
四兄妹服农药的原因，如同一个谜，村里无人能够解开。
村民们普遍认为，可能与他们没有朋友有关。
兄妹四人相依为命。“老大小刚只在自己妹妹面前嬉笑、打闹，跟外人都非常冷漠。”四兄妹的姑姑说。
三个妹妹是小刚的“朋友”，小刚是三个妹妹的“父亲”。
2015年3月，父亲离家去广州打工，照顾家的责任甩到了14岁的小刚身上：才上小学六年级的他，必须学会煮饭、煮面、买菜、洗衣服、喂猪，以及照顾三个妹妹。
二爷爷张仕贵描述小刚的生活：早上五六点起床，喂猪，给三个妹妹做早饭，最小5岁的妹妹还得喂，吃完饭要洗碗，然后步行走3里路去上学，一直到晚上6点放学，回家继续给妹妹们做晚饭，还要写作业。
即便如此，小刚仍能保持中等的学习成绩。老师说，“小刚的分数经常在60到80之间，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
在班上，小刚依然是4兄妹里最冷漠的一个，“四个兄妹性格都很内向，不喜欢跟人说话，以小刚来说，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一言不发。”
事发现场，4兄妹焚烧了自己的作业本和学习文具。
2015年4月20日前后，小刚就不去上学了。没人知道原因。接着，妹妹们也不去上学了。
老师、亲戚多次去家里劝，小刚连门都不开。
开始，小刚还让妹妹去学校请假，后来，连假也不请了。
他们也几乎从不去别的村民或亲戚家中。姑姑张方友说，“几个娃儿太自卑，觉得自己跟别的娃儿不一样，不敢去别的家庭里。”
今年3月，张方其离家之前，交给小刚一张银行卡，每个月父亲会往卡里打生活费。4月份，父亲打了700元到卡里，第二天就被四兄妹全部取出。
多名村民曾看见，小刚给妹妹钱，让妹妹去村里小卖部买零食吃。
到了5月，四兄妹的孤独生活到了极致，“村里都没怎么见过他们了，仿佛消失了一样，只有晚上看到他们屋里头亮起了灯，才知道他们在。”
很少有人进过四兄妹的家，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直到他们喝农药自杀，家门被撬开。
布满灰尘的三个箱子堆在窗台，床上，被子床单混在一起，散发出很久没洗的味道，桌脚下，是被烧过的小学课本和作业本。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台褪色的磨粉机，墙边的长凳少了一只脚，长长短短的裤子挂在室内能挂的地方。
房间中央，两条麻绳和一个木板被制成了一个秋千。
家中还有张方其的一个存折，上面是他为孩子留下的34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