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20多年，方励之先生淡出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视野，但是，那些从80年代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忘记他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80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他为科学和民主壮烈地鼓与呼，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树立了新时代的人格典范和科学英雄形象。 他事实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怀念方先生也是在怀念那个激动人心的80年代，怀念我自己的青春岁月。

我1983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做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之时，已经读过方先生的一些文章，并且为这些文章中的哲理和睿智所深深地折服。 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在北大一教201教室，方先生应邀在那里做了一场关于现代宇宙学的讲演，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那天天气很热，但教室里挤满了人。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亲眼目睹了一位大科学家的风采而兴奋不已。 在读研究生的头一年，我到处搜罗他的文章来读，而且向周围的同学们推荐他的著作、宣讲他的思想。 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让更多的人了解方励之的思想，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中间也可以有一位敢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卓越科学家，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就是对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 于是，我在1985年初开始着手写一篇全面介绍他的文章。 我受中文版《爱因斯坦文集》编者们的启发，把方先生的思想分成科学成就、哲学思想、社会政治言论三个部分。 标题用“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源自“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审判拉瓦锡时革命法庭副庭长说过的话，用在这里是反其道而行之。

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我主编的《北大学生报》（名曰“报”实为“刊”）1985年第2期上。 这份学生铅印杂志（通常的学生刊物都是油印）由北大团委、研究生会、学生会联合主办，受校党委宣传部领导，是同学们努力了很多年才争取下来的。 当时的封面由北大美术社社长设计，刊名由北大书法社社长题字。 大约是1985年的7月份，我兴冲冲地把第2期刊物从印刷厂拉回学校团委办公地存放，恰好遇到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路过。 他拿起刊物翻看了一会儿，脸色变得很严肃。 他说，这期刊物先不要发出去，要全部封存起来。 他也没有说理由，但我知道，我们这期“自由化”的文章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一篇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 学校没有追查，但刊物也没有再办下去。 除了我偷偷取出了一百本运到宿舍外，其余的新印出的刊物都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了。

这一百本还是传播出去了，我的文章“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也传播出去了。 湖南教育出版社当时新办了一本《今日大学生》的杂志（创刊号上有方先生的亲笔题词），1985年第4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湖北省科协当时办了一本《科学与人》杂志，于1986年第1期也节选转载了。 很不幸的是，发表或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两本杂志此后都相继停办了。 1985年底，《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主编范岱年先生建议对文章进行修改，然后投到他们杂志的“人物评传”栏目去。 《自然辩证法通讯》是当时中国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他们准备发表这篇文章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继续收集材料，核实文献，增加了篇幅，当然也去掉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细节。 文章由于反复修改，拖了一年，最终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6期，标题改为“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 这份杂志是双月刊，第6期的出刊时间是12月10号。 由印刷厂出厂再通过邮局发送到读者手里，差不多就是年底了。

这个发表时间简直是太巧了：它在一个全世界都迫切想了解方励之的时间提供了一篇全面介绍方励之的文章，以至于让人怀疑杂志社是否在刻意安排。 1987年1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方先生和刘宾雁、王若望先后被开除党籍。 当时刘宾雁名气比较大，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写过许多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作品。 但方先生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主要在物理学界知名。 这个时候的普通读者希望了解，为什么一位科学家也会被清理出党？ 新出版的这期杂志于是首先在自然辩证法界，继而在科技界广泛流传。 主编范岱年先生后来告诉我，杂志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当时奉命追回、追查这篇文章，但是由于已经发行了一段时间，追回是不可能的，追查的结果也显示并非刻意为之，于是以写一篇检查作结。 至于我自己，未受到什么影响。 在我投稿的时候我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文章上的作者单位就是北大哲学系，但文章刊出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两个单位都没有理由来处理我。

我虽然写了这样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但我跟方先生的私人交往很少。 前面提到1983年夏天在北大一教的讲座是我跟方先生的第一次谋面，我依稀记得我举手非常紧张地提了一个问题。 1985年5月，方先生受邀出席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的“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座谈会”，我也是跟一般青年学生一样以景仰的目光听他发表讲演。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跟李淑娴老师有过比较多的接触。 事实上，我跟李老师是真正的师生关系，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她跟方先生是夫妻。 1979年我进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读本科，当年秋季学期的普通力学大课是李老师教的，后来大三的量子力学也是。 李老师完整地教过我两门课。 由于写作这篇文章，我恢复了和李老师的师生联系。 她对我非常关照，提供了许多历史素材，帮助我完成了这篇文章。 也正是因为李老师，我才有机会跟方先生有少许的私人接触。

我手头保留了一张和方先生的合影，这是我仅有的一张与他的合影。 照片背后有李淑娴老师的字迹，写的是拍照的日期：1987年2月12日。 照片是在北大蔚秀园的他们家里拍摄的，应该是李老师的作品。 这个时间正好是方先生刚刚被开除党籍，解除科大副校长职务，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并且终于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状态的日子。 虽然有政治上的巨大的压力，但那个时候的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因此我觉得方先生并无任何挫折感。 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对自己的个人命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忧。 今天看这张照片，我突然意识到这天正好是方先生的51岁生日。 我肯定当时并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我只记得那天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登门拜访，我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想，青年学生的造访和无声的声援，会让他过一个愉快的生日。

1987年之后，我离开北大到社科院工作，跟方先生和李老师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不是方先生的入门弟子，也不是私淑弟子。 我只是一个被方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卓越成就所激励的热血青年，关注社会公义、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并试图以他为榜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像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那样做出伟大的贡献，因此，恰当地说，他是我在80年代的精神导师。 我在1988年就复印过我当时能够找到的方先生所有的非专业文章，很可惜，这些材料在1989年5月份被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进修教师借走，再未归还。 1989年，我像当时所有的正义人民一样走上街头，要民主、争自由，但我再也没有见过方先生和李老师。

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中断了中国社会政治改良的希望，延缓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治文明的大倒退、社会风气的大倒退，以致于三十年后的今天还在讨论要不要宪政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些经历过80年代思想启蒙的人，心中所怀有的政治理想并无多大改变。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一旦被中国人发现，就成了坚定不移的理想，即使那些嘴上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有机会也是把自己的子女亲属送到美国而不是北朝鲜留学、定居。 方先生正是这些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早、最明确、最坚定的启蒙思想家。 他曾经的思想启蒙仍然是许多人心中不灭的火炬。

方先生去年4月不幸去世之后，虽然有网络屏蔽，但博客和微博上悼念的文字仍然不绝如缕。 方先生工作过的单位和学界均有追悼仪式。 我也发起组织了自然辩证法界几位同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 自然辩证法界在80年代曾经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最热情地欢呼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 方先生集德、赛二先生气质于一身，自然受到了自然辩证法界同仁的拥护。 1986年12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实行了该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预先确定候选人的选举方法选举常务理事会和理事会领导。 在这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方先生被选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 尽管自然辩证法界已经不再像80年代那样思想活跃、引领时代，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不再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1986年出乎当局意外但仍受到尊重的选举，仍然是埋藏在自然辩证法界同仁心中的珍贵记忆。 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缅怀方先生，也祝愿李老师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漫漫长夜总会过去，天总是要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