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弗里曼·戴森对方励之自传英文版的书评）


方励之未注日期的照片。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而在俄罗斯却又枯萎而亡？这是现代历史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中国，共产主义与两千年的儒家传统相共鸣，在这个传统里明君统治着由温驯百姓所组成的一个和谐社会；而俄国的共产主义则被俄罗斯传统所破坏，在这个传统里，残暴沙皇如可怕的伊万等统治一个由寡头和农奴组成的无法无天的社会。

这个答案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最近出版的方励之自传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方书是一个科学家的个人故事，但他的生活却是由中国历史所塑造的。根据本书提供的证据，我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存活下来，是因为对精英残酷的再教育——他们被流放到煤矿和农村，强迫与贫困的工农一同受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真正的再教育。许多精英遭受了一段时期的野蛮虐待和屈辱，其严重性导致很多人自杀。方 (于2012年去世)在30年后写下此书时，生动地记叙了他所记得的四个这样的人生悲剧。但大多数受害者，象方一样，在经受身心摧残后幸存下来，并回到职业生涯成为社会领袖。他们变成一个特权腐败阶层，虽然对中国人民的真正需求和渴望也有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切身体会。


“嗨！ 我是方励之！”改变中国的人
林培瑞(Perry Link)

在俄罗斯，有很多关于精英再教育的说辞，但现实却完全两样。在那里，一次次的清洗行动杀害了大批精英，还有许多被遣送到古拉格群岛长期监禁，但幸存者并未接受再教育。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仍然隔绝于劳工阶级的生存现实。劳工阶级在俄罗斯统治者心中仍然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知性抽象。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方成为异议人士。他的再教育太成功了，把他一直推到对共产主义的终极否决。但他是验证通则者的例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再教育之后又重回体制内，这是通则；而少数的异议人士则没有遵循这个通则。历史的事实是，再教育普遍达到了其公开宣示的目标。它造成了一个结合二者的统治阶层：既正式接受政权的共产主义教条又对其所管理的民众有相当的了解。

方自传有两个高潮是他接受再教育的故事。第七章题为“田野上的生活”，描述了大跃进时期他在农村度过八个月的初次再教育经历。那是1957-1958年，当时方是一名21岁的核物理学生。在村里，他和农民生活在同样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自豪地做了自己那份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从田野里收集稻草，因为这是唯一可用来使他睡觉的房间稍有温度的燃料。挖透泥土和岩石，他开了一口35英尺深的井，来改善村庄的供水。有时候，他抓不到逃避屠杀的猪，尽管他能在十二秒半内百米冲刺。他得到了农民的尊重，因为他像他们一样坚强，一样有能力。

当毛泽东宣布大跃进的疯狂要求时，方与农民一起猛劲地干活，他们深耕，把整块田都挖到一米深，这是非常艰辛的劳役，据说可以实现白薯产量每英亩四千吨。在大跃进结束于普遍的饥饿和经济崩溃之前，方幸运地从村里释放，回到了学术生活，在中国科技大学作物理学助教。


（IRISH / Stefan R. Landsberger收藏系列）
由19位著名艺术家设计的1958年海报，由其他海报的几个元素组成。

方书的第十章，题为“八公山下的再教育”，描述了他的第二次再教育。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方在一个矿区度过了一年。方当时34岁，仍然是忠实的共产党人，但开始有了怀疑。他很快变得象矿工一样坚强，一样有能力，正如他曾像农民那样。赤裸在湿热的煤面般的黑暗中，矿工以现实容许的有效方式来挖出煤炭。方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技巧，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在轮班结束后，他们用煤黑色的水来洗身体，再穿上衣服。

像农民一样，矿工们对自己的官方身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堡垒没有兴趣。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掌管那个专政。他们关心的是在独裁政权的愚蠢中存活下来，而那些当政者对煤矿开采是少有了解的。方从矿工那里知道人民民主专政乃为虚伪的基本事实。在共产主义天堂里，矿工仍然象革命前一样，作为被剥削的无产者向政府提供财富和动力，而所获甚少。在第二次再教育后，方回到了他的科学和教学，但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作为煤矿工人学到的经验教训。

他的故事的另一个高潮，在自传的最后一章，题为“十三个月”，从1989年6月的天安门大屠杀开始，当时和平抗议的学生的大规模集会遭到武装军队的野蛮袭击。方悄悄地支持学生，但不在大屠杀的现场。当时他写过、也谈到过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政府宣称他是公敌，并指责他煽动学生叛乱。方担心他在天安门的出现会给政府一个借口来严厉对付学生。事实上，政府是不需要借口的。学生遭到强大的暴力攻击；方保持沉默，并在家里多待了一天。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不该有任何即刻的危险。然后，许多朋友的警告说服他躲藏两天，而政府则要立即逮捕他。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他成了中国的通缉首犯—— 这给本书（方自传的英译版）提供了标题。

标题有误导，因为方在中国生活了53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受到高度尊重的公民，在后来的几年里，是被政权容忍的批评家，只是在那两天才被通缉。由于他直言不讳地倡导人权，因此受到惩罚，被两次开除出党，但直到那两天他才有人身危险。

这两天是这样结束的：一群美国朋友，包括本书翻译林培瑞（Perry Link），向他转达了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邀请，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方和妻子接受邀请并进入了大使馆，因为这是避免危及庇护他们的中国朋友的唯一途径。他们在大使馆滞留了13个月，没有自由但得到很好的保护。

方用了几个月的被迫休息来写这本书的中文版。他试图在生前出版本书，但由于政治原因，香港出版商取消了合同。2013年，在方去世后一年，书才在台湾出版。他从未修改过，书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自传，止于53岁，对他积极而富有成果的22年流亡生活没有描述。

在这书的英译版里，林培瑞增加了前言和后记。前言是对方书的评论，评价了方励之在书成20年后的历史地位。后记则简要概述了方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使用了林2012年在图森举行的方的纪念会上的讲话，用对方的个人描绘来结尾。多年来，先是在中国，后来在美国，林一直都是方的亲密朋友。林的前言和后记增添了方书提供给我们的自画像的视野和深度。

在中国的最后十年中，方经常自由旅行。当他收到国外的邀请时，当局有时说不，有时则放行。他利用这自由访问了许多国家。他是各科学机构的嘉宾，喜欢安定下来几个月，好有足够长的时间来与当地的专家交朋友，做一些认真的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访问的地方之一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1985 – 1986年他在那里做研究。我是作为研究所的科学同事认识他的，并从我们正在研究的宇宙学问题的谈话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Daniel Stolte—UA新闻

在这些谈话中，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在中国深深参与的政治斗争。我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那正是他所愿望的。他在自传中说，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总是做科学，而政治只是副业。他经常遇到热心的年轻人，想要成为全职的政治活动者，来找他咨询。他总是建议他们在一些非政治领域取得专业资格，以便他们的政治活动不受财务需求的影响。他强调依靠政治活动来支付生活用品是错误的。他实践了他所传讲的。在他的一生中，从在中国当助教的第一天，到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杰出教授的最后一个周，他都教学生并定期讲课。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他为做好工作感到自豪。

方来到美国时，第一要作科学家，其次才是政治异议人士，这个决心决定了他选择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来安家。他的政治朋友敦促他定居华盛顿，在那里他可以与国际政治世界保持密切联系。他选择了图森，因为它远离政客，便利地靠近基特山国家天文台，在那里他可以和天文学家交流和工作。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拥有一个出色的天文学系，他可以教好学生，并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在美国，在中国，他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也是一个不情愿的政治家。

在出走中国流亡之后、永久定居亚利桑那州之前的1991-1992学年，方再次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当他第二次来到时，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但他主要谈论的仍然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在这次访问中，我偶然向他提到我正在为大众写一本关于科学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用非科学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解释有序和无序间的悖论关系。方立刻说，“我已经做了。”

他的回应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老师汉斯•贝特（Hans Bethe），一个伟大的前辈物理学家。每当有人建议用一个艰难的计算来回答科学问题时，贝蒂就会说：“我可以做。”贝蒂的“我可以做”声名遐迩。说过后，他就坐下来做计算。方说“我已经做了”的意思是他已经做了计算。他向我介绍他和妻子合著的《宇宙的创生》。这本书为没有数学训练的读者所写，基于现代观测，对宇宙演变提供了一个奇妙地清晰而又简单的解释。书的第六章，“有序如何产生于混沌”是我看到过的对有序和无序悖论最好的处理。


NYRB中国档案馆(11.09.11)《我的’认罪’》方励之,摘自纽约书评

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人，面对生物与宇宙进化的事实，秩序和混沌的矛盾是一个大问题。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热能是最无序的能量形式。热是我们给予原子各方向随机运动能量的名称。当热量在相同温度下均匀分布在物体之间时，原子达到最大的无序状态。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现代物理学的一个牢固确立的规律，热量始终沿着一个方向流动，从温暖的物体传导到较冷的物体。因此，随着宇宙的发展，温暖的物体应该变得更冷，冷的物体会变得更暖和，一切都趋于最终的均匀温度和最大的无序状态。在一致温度的最后状态下，生命是不可能的，宇宙将会死亡。

这个阴沉的未来图景被称为热死。饱学的科学家和学者将热死描绘成我们不可避免的宿命。当我们看着真实的宇宙，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热死的事物时，这个悖论就出现了。在天文世界和生物世界中，我们看到相反方向的进化，从无序到有序，从死亡到生命。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由原始混乱中生成的新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秩序结构。有序由混沌中生长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例子是我们有序的太阳和行星系统，从一团没有特征的星际尘埃和气体的云雾中涌现。

方书“秩序如何产生于混沌”一章是一个美丽的科学解释。他解释说，有序和无序的悖论来自于引力的独特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能量，引力能量主要是负的。当我们朝向地球中心走下坡时，我们的引力能量越来越负。在引力占主导地位的任何情况下，温度和能量在相反的方向上面流动。热量的流动可以抵抗热死，使暖物变得更热，凉物更冷。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度差异不再消失。在整个宇宙中，引力总是占主导地位，所以热死永远不会发生。有序从混沌中生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引力为主的宇宙结构中。与热死相关的厄运和阴沉的悲惨图景被证明是虚幻的。方对悖论的理解使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宇宙，随着我们走向未来，美丽和多样化在我们周围发展。

就他对悖论的解释，方没有摘取科学功名。他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认为任何一个好老师都可以在旧书中找到解释不清楚的东西，然后再向学生做更好的解释。《宇宙的创生》是为学生，而不是给专家写的，这是他作为老师工作的一部分。

虽然方成功地将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生活与作为一个政治异议人士的生活分离，但他非常清楚，他的两种生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他在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上的影响取决于他在科学界中的声誉。只要中国政府愿意宽容他政治上的非正统态度，方就可以发挥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的作用。

方励之挚信科学，不仅把它视作理解自然的智力追求，更把它视为一项国际事业，在其中来自多种文化和传统的人们可以协同工作。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并且很容易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可以比外交官和政治家更容易跨越政治障碍。科学家通常可以作为无关科学的事务的国际交流渠道。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示范，表明可运作的国际事业是可能的。

方自传的主题是他三十多年来在自己心目中调和共产主义与科学两种规范的斗争。一开始，方励之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目睹了毛泽东的年轻革命追随者挫败蒋介石无能腐败政府，成了一个热心的共产党人，但还不是一个科学家。共产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宣告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社会正义的胜利给了一个他能够全心全意支持的事业。共产主义是一个世俗宗教，为他提供了一个道德守则，也为他提供了团结一致忠诚于党的朋友团体的道义支持。

几年后，方是一名学生，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教义的经典文本，并学习科学的实践细节和方法。共产主义教义必须从上而下来学到，从始祖绝对正确的宣言开始，到由此推断而出的关于当前事务和政策的条文。关于当前事务的条文有时是荒谬的或与常识相反的，但是学生被要求接受它们是真的。而学习科学学说必须从下到上，从实验事实出发，探讨现有的科学理论是否得到事实的支持。要成为专业科学家，就要求学生对理论持怀疑态度，如果对自然的观察证明理论是错误的话，总是要准备放弃理论。

当方对科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就发现调和两种学习越来越不可能。他不可能作半心的虔诚信徒、半心的质疑者。如果科学信仰总是可以有疑问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是值得怀疑的。同时，随着作为科学家的智力的增长，方慢慢地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信念，他也在农场和煤矿中被迫体验到劳动阶级生活的现实。农场和煤矿教导他，马克思主义教条不仅是可疑的，而且是错误的。在农场和煤矿里，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压迫的工具，把劳动阶级限制在僵化的社会底层。方越来越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直到天安门广场的灾难使他成为“人民公敌”。但他只是国家的敌人，从来不是人民的敌人。

对于我们这些今天关心中国事务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认清方励之不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感受到共产主义教条和科学怀疑之间的根本不兼容。正如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和波义耳在其宇宙中发现了基督教神学与实验科学并存的空间，今天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资本主义企业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存的空间。意识形态现在是单薄如纸，但在商业繁荣后中国并没有改变其共产党之性质。对于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不在选项之中。选择是要么在阴影下作一个政治操作者，要么在公共场合中作一个学术操作者。

在离开中国时，方就非常明白他对近期事件的看法是不会为大众所分享的。长期以来，大多数留在中国的朋友是看不到方对天安门大灾难的看法的。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方就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健忘症”，由林培瑞英译，并在1990年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方预言，在外界，天安门事件将永远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但在中国，它会在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中迅速消失。所有关于这个事件和参与人的信息都将从中国的公共记录中被清除，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见证人会觉得保持沉默是明智的。用不了几年，大多数中国公民只会听到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模糊传言，许多人不会相信这真的是发生过。

林培瑞在方书的后记中描述了“健忘症”这篇论文。林讲到他在阅读该文之后是如何质疑方的。天安门大灾难对当时在北京的每个人都是可怕的经历，难以置信它会很快就会被忘记。方告诉林，他的预测坚实地基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插曲，政治上不适宜的事件很成功地从公众记忆中消失。中国的历史始终是由胜者来书写和改写的。林在后记中评论说，在那论文发表25年之后，方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今天在中国，很少提到天安门事件，很少有人认为所发生过的事有什么重要性。

方励之留下了一个二重的遗产：他是一个引路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引路的科学教育家。他一直认为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贡献更重要、更有价值。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他在世时，他作为政治异议人士更享盛名，但他知道他作为教育家对世界的影响会更持久、更具变革性。作为政治异议人士，他的遗产是成为一群具有反叛精神者的榜样，他们其中一些流亡，另外一些则目睹了中国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遗产是中国科学的重生，使其成为新兴的世界探索者社团中完全的一个合作伙伴。

我非常感谢林培瑞阅读此评论的早期草稿，并提供了他的批评性意见。他对中国的了解比我要多一百倍。在他的判断与我不同的地方，我做了一些修改。有几处，我忽略了他的反对意见，坚持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我错了，我负责。

2016年5月26日

（原载纽约书评，熊伟 译）Freeman D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