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晓波（1955—2017）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这位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于 2017 年因肝癌晚期获准当局严密监控下的“保外就医”，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
作为一名著述甚丰的学者和作家，刘晓波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挑战权威的“黑马”形象跃身学界。1989 年4月，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决定回到中国，参与天安门学生运动。6月4日，中共当局对这场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6 月 6 日，刘晓波被关押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20个月获释。
1996年，刘晓波因政治异议活动在大连再次被捕，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第二次获释后，他继续从事写作和社会活动，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2000年，他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并当选为首任会长。2006年，他出任《民主中国》主编。
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广泛征集签名。这是一份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反抗运动时期《七七宪章》启发的政治宣言，描绘了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蓝图。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布当日，刘晓波被警方拘留。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当年12月25日，以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他成为继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之后，第二位死于囚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023年，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和一位笔名为Wu Dazhi的合作者出版了英文著作《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与遗产》，全面讲述了刘晓波的思想和个人生活，也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化：从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天安门抗议运动及其镇压、2000 年代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直到他在习近平时代死于囚禁。
关于刘晓波的精神遗产，Wu Dazhi在本书的结尾写道：“中国人本身就是无尽能量和创造力的源泉，在追求建立自由和尊严的社会的进程中，他们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阻挡。请继续关注新面孔。他们会来的。”林培瑞也认为，刘晓波是一座丰碑，而中国社会将“星火不灭”。
本文是CDT英文记者对林培瑞专访的翻译稿，原访谈发表于2024年2月。
记者：Alexander Boyd
翻译：AY
中国数字时代（CDT）：刘晓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如何影响他一生对“敌人”这一概念的思考？
林培瑞：那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晓波在毛时代长大，那时候小孩子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就是党是绝对正确的，而党的反对者是绝对错误的，也就是说善恶是二元对立的，小孩子被教导要和正确的一方站在一起，要为之牺牲一切，甚至是生命。刘晓波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接纳了这种世界观，随着他逐渐长大并开始摒弃这种思维，他开始认为“非善即恶”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它不符合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他希望看到人的复杂性。
CDT：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刘晓波经常提到试图摆脱那种（毛式）思维，但他担心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将其根除。
林培瑞：他总是质疑自己，这是他很擅长的事情。他总是问自己：“我在做什么？这是不是一种自私？” 他不喜欢那种英雄光环，那种站出来接受同行者和新闻媒体、包括西方媒体赞美的“勇敢反对专制”的英雄光环。他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光环，害怕自己也成为其中之一。这就回到了他对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的基本洞察，那就是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必须看到人真实的样子。
CDT：他不喜欢“伤痕文学”也与这一点有关，刘晓波认为伤痕文学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文学。将高尚的个体遭受的苦难变成一种荣耀，这让他想到毛主义。
林培瑞：可以这么说，刘晓波反对将受害者神圣化，比如：“我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这难道不可怕吗？” 当然。那些伤痕文学的故事讲述了真相，它们抓住了读者的心。但从讲述者的角度而言，它是一种自我主张，“看看我受了多少苦，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我难道不是英雄吗？”他不希望这成为他自己形象的一部分。
CDT：1980年代，刘晓波从一位不知名的研究生突然崛起成为“黑马”，后来更无需赘述。他总是自我批评，也批评他的同行者。他在同代知识分子中看到了哪些他认为“封建”的思维模式？五四运动对他意味着什么？
林培瑞：所谓“封建思维”指的是毛时代的教育孕育出的僵硬思维。刘晓波对“封建”这个词有所保留，因为这个词会给使用它的人戴上枷锁，让人无法自由思考，不得不假定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在他看来，伤痕文学就是把这两方反过来了，在1970年代中期完全正确的毛派现在全错了，“四人帮”则完全是邪恶的一方。
而五四运动则不同，对刘晓波来说，鲁迅是五四运动中的一颗指明灯，他认为至少鲁迅看到了人们生活中更为深层的矛盾和困境。什么才是正确的事呢？鲁迅的性格是自我怀疑的，刘晓波也是一样。在阅读鲁迅和五四运动中其他人的作品时，刘晓波认为他们在探索人性的根本，而不仅仅是在“善恶对决”中做一个士兵。
刘晓波总是在质疑自己，他人生中有几次认识到“我错了”，然后就做出改变。比如他对妻子的态度。他在1989年的书籍《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整本书的前提就是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后来又突然改变想法，认为这个前提是错的。他认为我们不仅仅要从西方学习，还必须要凝视人性的深处，不仅要根据西方设定的标准来批判中国，还要对全人类进行批判，包括西方人，批判人类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我说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他的书当时已经完成了，已经在进行校对、准备出版了。刘晓波对出版商表示：等等，我要写一个后记。他的后记完全颠覆了书的主要前提。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他总是在探寻真理，自我质疑，并且不在乎这种质疑是否会颠覆一切，包括他自己的书写。
CDT：这本书是刘晓波1989年初在国外写作的，书籍出版后，他就决定回到中国去。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刘晓波回到中国。他最初是如何参与到天安门学运当中的呢？
林培瑞：他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当示威活动爆发时，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他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遥远的纽约指点江山？这是他自我反思、自我质疑的又一个例子。他很钦佩胡平，但他不想和胡平一样做一个海外的英雄，胡平当时已经定居国外了，而刘晓波还没有。刘晓波的新视角是民主文化，这是他先后在香港和纽约亲身观察过的，他看到民主并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人想出来、然后向下传播的理论，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文化。他看到香港人排队等公交车，因为这是公平的做法；纽约人互相尊重，即使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他们也愿意听取。他认为着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对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不是亲西方的那种思维），而是对推动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至关重要。
刘晓波回到北京，希望这种思想能够扎根。他希望自己还能像以前一样继续做一个大明星，但他明星的光环已经褪色了，现在有其他明星了。他希望能够回来传播这种新的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要拥有民主精神，尊重他人的观点，通过协商找出解决办法”，但这并没有实现，因为学生们都情绪高涨，都希望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已经转向吾尔开希这样的人做精神领袖，而刘晓波是一个没有听众的传道者。他在母校的校园里贴了一张大字报，但没有人去读，后来有人把大字报撕了！这是他面对的问题。
然后，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学生是怎么做事的，他认为那不是现代的、下一阶段的人类发展，不是民主实践，反而看到很多旧式的“以我为先”的争权夺利。有些学生领袖有保镖，并且对谁能进入他们的小圈子提出要求。相比刘晓波钦佩的现代民主精神，这更像是“小皇帝”精神。同时，广场上很杂乱，人们乱扔垃圾、随地小便。他后来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写到了这些令他失望的事情。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6月初，他在示威活动末期去到广场，并写下了《6•2绝食宣言》，阐述了他最新的思考，说明为什么学习这种新的民主精神视角对每个人都有利。
CDT：《6•2绝食宣言》似乎是刘晓波作为知识分子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能否请您总结一下从一开始到写下《08宪章》，贯穿刘晓波一生的主题是什么？
林培瑞：我同意（《6•2绝食宣言》）是他思想记录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我不认为转折本身是在写下宣言的时候发生的。我认为转折发生在他还海外旅行期间。在香港看到人们排队上公交车，刘晓波感到很惊讶；人们尊重他人的意见，这种尊重在中国是没有的，无论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异议者一边。在一段采访中，刘晓波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可能需要300年的殖民才能达到香港今天的水平，政府抓住这句话歪曲他的思想，说他反华，这是毫无道理的。他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让他开始觉得中国人一样可以做得到，中国人也可以拥有这种彼此尊重的新精神，而不再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视角看世界。接下来刘晓波去了夏威夷和纽约，特别是在纽约，他更多地与人接触，他与胡平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包括艾未未在内。我认为他在海外的这一年是《6•2绝食宣言》背后的思想生根发芽的时候，宣言本身只是他思想的一种总结。
CDT：刘晓波在狱中离婚，又在狱中结婚。（在天安门运动后，刘晓波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和第一任妻子陶力离婚，后来在大连的劳改营里和刘霞结婚。）
林培瑞：我之前确实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CDT：可以说牢狱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和女性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林培瑞：首先，我并不认为是改变他对待妻子态度的是牢狱，而是贯穿他一生的自我反思，就像我们刚才探讨的一样。回顾了自己在天安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后，刘晓波写下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这部非凡的作品，在里面他对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名领导者提出了质疑。（林培瑞这样转述刘晓波的话：）“这个政权称我是‘幕后黑手’，并把我关进监狱，难道不正是这个政权将我塑造成了英雄吗？我本人并没有比别人更英勇。” 接着，他想到妻子陶力。在他被监禁期间，陶力对他忠诚不渝，他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她还试图给他寄钱，而他却在和其他女孩调情。他突然意识到这也是自己该反思的地方。（林培瑞再次转述刘晓波：）“我成了伟大领袖，人人都为我欢呼，包括很多女性，性爱是愉悦的，我的生活放荡，但我不该那样。” 正是这种自我审视改变了他对陶力和儿子的态度，而不是监狱的看守，他们对此不知情也不在意。刘晓波感到很愧疚。陶力和家人带着离婚文件来到监狱时，刘晓波马上签了字，并说这完全是合理的，甚至在写作中进一步承认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是不称职的。他对此非常愧疚。
政府强迫他说政府想听的话，希望他说自己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目睹有人被杀害。刘的朋友、台湾歌手侯德健当时已经说了政府想听的话，而政府希望刘晓波也能这样说，因为刘晓波作为主要的“黑手”说“广场上没有人死亡”是非常有分量的。当时政府希望人们相信根本没有人被杀害，没有屠杀，这完全是荒谬的谎言。而另一方说的是，至少有数百人、可能有上千人丧生。在这种情况下，经刘晓波的口说出他没看见广场上有人死亡就是一种“戏法”，因为真正该弄清的是有多少人被杀害，而不是你具体是在哪里看到这些人被害的。刘晓波面对压力屈服了，但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坚定的真相观。他从始至终都执着于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真相？”他们问他，“你看到广场上有人被杀了吗？有还是没有？”（林培瑞转述刘晓波：）“不，我没有在广场上亲眼看到有人被杀，我甚至不知道（屠杀）是否发生在广场上。” 他们这样问他并强迫他给出答案，他如实回答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希望这句话的责任由侯德健一个人承担。在侯德健表态后，人们纷纷指责他：“你这是什么？你叛变了吗？你和政权站在一边？” 侯德健把他自己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说出来了。也许可以这么说，刘晓波是慷慨的，他认为如果要为此承担责任，那我也应该分担。我身处一场可怕的屠杀里，但我并未亲眼见到有人被杀。后来他很后悔以这种方式屈服于政府——不是因为他说了谎，他说的是实话，而是因为他早该料到政府会曲解他的话、为不道义的目的服务。
在狱中，有两件事让刘晓波经历了痛彻心扉的自责，一件是他对陶力的伤害，一件就是他听从政府的要求发表了声明。他从那以后就变了一个人。
回到陶力的问题，你在提问中说“他与女性的关系”，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误解，不仅仅是你的误解，而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人们以为他对女性的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刘晓波的父亲是专横的人，他和父亲有矛盾，父亲动手打他的时候，是家里的女性站在他这一边：是刘晓波的祖母和母亲，因此他从小就对女性有着敬重和联结。他在内蒙古读初中的时候遇到陶力，她比刘大一岁，成绩也比他好。他很崇拜她，不仅有爱慕，也有智识上的敬佩。他们一起读马克思，并彼此交换意见。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去了不同的大学，但仍然保持联系。在刘晓波看来，陶力在智识上胜过自己，他和陶一同成长，也从陶身上学习。所以我不认为他内心有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实际上，他排斥父亲身上那种大男子主义，他排斥男人当家、家里最好食物要留给男人、男人当家作主、女人听其命令的思想。在刘晓波的一生中，他对女性遭遇的不公平怀有同情，对儿童的遭遇更是如此。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他对不起陶力这件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80年代末他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礼堂里挤满了来听他演讲的学生，包括女学生，她们很崇拜他，他开始和女生调情。不加修饰地说，他发现性爱是愉悦的。这并不是说他突然觉得女人比男人低一等，而是说他觉得性爱是愉悦的，当大明星是愉悦的，他有些得意忘形。而在他蹲监狱时，陶力带着离婚文件来找他，他意识到自己放浪形骸是错的，他被冲昏头了。但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他对女性都怀有根本的尊重。他是丁子霖（CDT编辑注：丁子霖是哲学教授、活动家，是“天安门母亲”的领导者）的学生，丁是刘的女性导师。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纠正关于他对女性态度的记录。
CDT：中国政府通过审查、监禁和监控，极力将刘晓波边缘化。到了2000年初，互联网开始爆炸性增长，刘晓波成了早期中国网络文化里的关键人物。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他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林培瑞：1999年劳改结束后，刘晓波在一些半官方的媒体中看到了自由主义趋势，比如南方报业集团。自由主义思想在流动，伴随着这种流动的还有互联网的发展。一开始，他说互联网是“神赐给中国的礼物”，或者说是赐给世界的礼物。网络为人们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在中国媒体领域里是一个革命性的新事物。我们从延安开始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就会发现党把指令和“真理”写在小黑板上，识字的人可以阅读。到了50年代，小黑板仍然是自上而下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后来，收音机在中国变得更为普遍；又过了几十年，电视也普及了。从50年代开始，党出版发行的书籍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有这些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单向的，平台是自上而下的，信息通过由党掌控的平台传递给大众，没有回应机制。当然，出版物中有读者来信这种例行公事的反馈渠道，但这些声音是被修饰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上而下的声音。而互联网的革命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平台，你不仅可以在网上了解别人的观点，还可以马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对刘晓波和整个中国异议社群都是一个大的飞跃。
刘晓波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讲的是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收集签名的区别。在90年代末，他必须带上请愿书，骑上自行车，把全北京东南西北跑一遍。而且即便是这样，他也只能收集北京的签名；如果有人不同意声明里的某句话，他就又得骑上自行车跑一遍，四处问别人的建议，这太耗费时间和精力了！但是在网络上，你只需要点鼠标就能完成这些事。有了自己的平台，进行政治组织就变得容易多了。你把声明写好，就可以发出来，然后你就成了信息的传递者，而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这就是互联网革命性的体现。
在另一篇精彩的文章中，刘晓波说：“并不需要外界来告诉中国人什么是人权，不需要“人权观察”发布一篇声明，说某某人被逮捕是错误的，只需要互联网就足够了。” 有一群人，他们生活在一起，遭受着同样的不公，但他们以前是被原子化的，除非与人面对面，不然他们没有其他途径和彼此交流，这样就很难感知到人们对某些事情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大家都承受着同样的不公。但有了互联网，就能够彼此建立连结。人们能达成一致，说某某领导人做了某某事情，那是错误的。人们不需要别人来教育他们这是人权侵犯，他们不需要理论，因为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情。仅仅因为有人说了领导人不爱听的话就遭到封口或迫害，这就是错的，并不需要别人来教，人们就能体会到。而由于互联网帮助人们与彼此建立连结，人们就知道其他人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这是互联网的一大突破。
但刘晓波没有预见到政权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自上而下地控制和威胁民众的，他没有活到这一天，而且他的人身自由也没有维持太久。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想法，但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他的观感完全是正面的，只有好的一面。
CDT：让我们谈谈《08宪章》吧。先请您说说《08宪章》是什么？
林培瑞：《08宪章》是刘晓波和一些友人希望总结他们从“公民运动”中学习到的经验。该为中国的未来提出什么样的蓝图？什么样的愿景是我们希望看到并且同胞们能够认同的？刘晓波起初并不赞成这个想法，他没有参与最初的起草工作。他并不反对这项提议，但他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是他认为这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动作，他觉得这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做出规划，然后自上而下施行。对于《08宪章》的组织者来说，未来是重要的一环。他们觉得自己的理想蓝图现在就能得到采纳吗？并不是这样的，但他们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份蓝图来让人们思考，如果时机到来——或者说，等到时机来临，出现政权更迭时，我们需要这样一份蓝图。这是他们希望做这件事的原因。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80年代那种观念的影响，那就是“我们是意见领袖，我们能通过起草这份文件实现自上而下的改变”。刘晓波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仍然坚持自下而上的方法，并且参与了许多自下而上的项目。
刘晓波是在2008年9月和10月加入到《08宪章》里面来的，是他的导师丁子霖说服了他。丁对他说，晓波，你得帮帮他们。她说，你身上有两样东西是他们没有的，一个是文字能力。许多人都参与了宪章的起草工作，从如何进行选举写到出版法，又写到教育、军事和环境保护，经过了太多人的手，成了一锅大杂烩。丁说：“你的文字很强。” 晓波是很优秀的写作者，丁子霖说，“你可以来编辑这份文件，把它连贯起来”。另外，（丁子霖认为刘晓波可以帮助他们把《08宪章》传播出去）。1999年刘晓波结束劳改后就参与到社会当中，他把“自下而上”的理念铭记于心。“底层”并不一定指的是农村地区的农民，你在社会上任何地方激发出了人们的热情，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刘晓波很乐于与人交往，他与劳工领袖、农民领袖甚至是体制内那些同情和渴望变革的人都有联系。丁子霖说，“你有那么多的社会联系，你能要得到签名”。丁说的这两点，刘晓波都同意了，基本上是在丁给的一点点压力下同意的。如果没有丁的压力，我想刘晓波不会做的。他非常尊重她，并听从了她的建议。
2008年秋天，刘晓波进行了宪章的编辑工作，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他与我通了几次电话，因为在工作进行到最后之际，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修改意见，而我获邀将宪章翻译成英文。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的是，他们把文件发给我以后，我有两三周的时间一直没有去看，直到晓波联系我，问我：“你还打算做这件事吗？” 我才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他和我说他希望做出哪些更改，到最后我和他之间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因为就在宪章马上要发布的前几天，他还在给我打电话要修改，我想，已经有300多人签过名了，怎么还能做更改呢？于是我对其中一些段落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现在记不清具体有哪些了，应该是与到底要不要提及法轮功的问题有关。
《08宪章》比原定日期早了两天发布，是因为当局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发布的计划。警察开始在刘晓波的住处附近聚集，人们都感到会有一场镇压。人们担心，如果当局开始镇压行动，告诉我们不许发布宪章，我们到时候再想发布的话，就等于直接违抗了当局的命令，这可能比我们提前发布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但无论如何，人们会付出代价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12月8日晚上，刘晓波被他们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明白有人会为这份宪章付出代价。在牢里，他再次表现出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他对律师说，如果有人问宪章是谁写的，就说是刘晓波，他愿意牺牲自己来争取换来其他人的平安。《08宪章》的主要协调人张祖桦被拘留了大约36小时，但没有被判刑、没有受到刑事起诉。刘晓波的朋友们后来有些不满，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我一点也不责怪张祖桦，我想刘晓波也不会责怪他。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他们把整件事看作是一场颜色革命。从戈尔巴乔夫丢掉苏联以来，中共就在极力避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而扼杀颜色革命的办法就是要打掉领头的人，所以要先找到运动的领袖，杀鸡儆猴，让其他人不敢造次。政府错误地认为刘晓波是《08宪章》的领头人，我认为他们确实对宪章的内部运作了解不够。很显然，最后下的那个判决不仅仅是针对刘的，而是为了杀鸡儆猴。
CDT：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如何影响今天的中国社会？
林培瑞：作为刘晓波的支持者，我必须要诚实作答，我认为当局的镇压是有效的。年轻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而知道的人也往往被当局的虚假宣传误导。正如我说的，他在香港说的那句，所谓中国可能需要300年殖民才能赶上香港，被断章取义并广泛传播。你问年轻人，你知道刘晓波是谁吗？他们会说，哦，就是那个说中国应该被殖民300年的人。我不得不说，政权的镇压和谎言是有效果的。我在这里不得不给出一个悲观的答案。
但要说不那么悲观的部分，我在这里也提出我自己怀有的希望，那就是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仍活在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社群中。张彦（Ian Johnson）的新书《星火》的主题就是，中国几十年来的强制遗忘是很有效的，但并不是完全有效。从50年代开始——当时林昭挺身而出，在狱中写下血书，在她被枪决后，她的父母还被迫为杀害她的子弹付钱，从那时候开始，一直经过文革，到民主墙时期，再到1989年，虽然中国主流舆论受到了误导，忘记了前人做的事情，但借用书中的话说，那就是“星火不灭”，虽然星火很少，但是一直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从这个层面而言，刘晓波甚至不仅仅是一点星火，而是一座丰碑。
从长远来看，当最终出现政权更迭、这种星火的传统存活下来时，刘晓波可能会再次为人所知。这种名誉的恢复并非没有先例，其中一个就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文人胡适，他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成为驻美大使。1950年代，有多次反胡适的运动。如果你在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问中国的学生，胡适是谁？很可能没人知道。但到了90年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胡适，也可以说是为他平反了、恢复名誉了，他又变得受人钦佩，很多人读他的作品，也许普通民众和中学生不在其列，但一些知识分子不仅记住了他，还非常钦佩他，并把他奉为偶像，这些人是在其列的。这个例子就证明了人是能够在几十年的镇压之后被恢复名誉的，这也可能发生在刘晓波身上，当然，如果政权更迭最终发生了，刘晓波恢复名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我说“最终”，是因为政权更迭一定会发生的，也许我本人看不到，但中国追寻现代性的唯一根本途径就是让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到那时候，恢复名誉的大门就会打开，而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人里面，一定会有刘晓波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