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商业律师余文生说。在最近遭到逮捕后，他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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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多名律师及其熟人遭到拘捕，其中20人仍然在押。一些律师在电视上示众，给出屈辱的口供，并被描绘成煽风点火的无耻之徒。共产党的官方报纸刊发了大量评论，谴责他们从事颠覆和欺诈活动。
律师们称，这是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中国政府正在广泛打压维权律师，宣称他们利用有争议的案件中饱私囊、攻击共产党。
陷入困境的律师们表示，政府真正目的是诋毁和掐灭“维权”运动。在该运动中，有少数无畏的律师利用法律和公众压力，为在体制中处于弱势的客户提供支持。
“感觉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的袭击，” 遭到警方询问后获释的南方律师张磊说。 “看上去是依法办事，但这些被失踪的律师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会见到自己的律师。有200多人遭到问话和警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自毛泽东逝世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就是律师们并没有退缩。尽管警方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且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有一些律师遭到监禁，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写下请愿书，对此次拘捕行动予以谴责，并自愿为被警方羁押的人做辩护。
“我以前觉得当律师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48岁的商业律师余文生说。在最近遭到逮捕后，他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现在，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去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
在余文生他们看来，中国未来的法治之路岌岌可危。
这几十年来，中国司法体系从毛泽东导致的法律废墟上建立起来，律师群体推动中国走走停停地接纳西式法理。这个政党国家几乎无所不能，而律师们的努力帮助普通中国民众赢得了些许保护，让异见者、公开的基督徒及非法征地的受害者拥有了一个难得的反击方式。
十几年前，中国新闻媒体甚至热烈赞扬维权律师说服了立法机关废止严苛的居留许可制度。
但在大约两周前开始的这轮行动中，新闻报道把维权律师描述为贪图钱财的骗子、性侵犯者和满嘴脏话的流氓。这种大加鞭挞表明，共产党不仅决心瓦解维权运动，还要让它丧失合法性。
“这些行动步调一致，目的是抹黑整个维权律师群体，”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Carl Minzner)说。他还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以及新闻媒体的压力来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社会问题上的做法“不会再被容忍”。
中国政府的矛头直指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客户包括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去年以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以及人权活动者曹顺利。曹顺利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据报道是由于疾病没有得到救治。
当局拘押了锋锐律所的周世锋主任，以及该所的至少四名律师和一名行政助理。一名律师16岁的儿子被带走并羁押了两天，此前他正准备飞往澳大利亚上高中。该名律师的丈夫也遭到了拘押。
警方称，周世锋及其同事组织人员到法院进行抗议，在网上制造舆论，以抹黑政府、恐吓法官并宣传自己。上周，周世锋的同事黄力群在国家级电视台上进行了供认，指责周世锋侵占公款，并把他描述为好色之徒，曾多次骚扰女员工。画面显示，周世锋本人也表示认罪。
官方新闻媒体的攻击毫不留情、耸人听闻。“在一些热点敏感事件的背后，总是藏有‘黑手’在推波助澜，”一家党报上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但在这些所谓维权的事件中，少数律师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当起破坏法治、扰乱社会秩序的帮凶。”
在过去两周被带走的人当中，有120多名律师。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编制的名单显示，其他的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律师家属和独立的维权人士。政府和官方新闻媒体对此次行动的规模保持沉默，一味标榜针对锋锐事务所律师的指控推动了司法公正，并谴责反对拘捕行动的批评者。
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周三发表评论文章称，“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文中表示，此次查办律师的行动与美国那些涉及违法律师的案件没什么不同。“这些律师破坏了中国的法律秩序，理应受到法律惩罚。”
自习近平于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当局监禁了数十名维权运动的支持者，还有一位知名律师浦志强自2014年5月以来一直被警方羁押。他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审判，几乎肯定会被定罪，像其他几位知名维权律师一样入狱。另外一些在具有政治争议性的案件中挑战政府的律师则遭到了骚扰、拘押、吊销律师证和失去客户的待遇。
然而，最近几年，愿意接手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却越来越多。他们是中国27万名律师中的一小部分，但对公共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中国法律活动人士的学者艾华(Eva Pils)表示，中国的维权律师现在有300名，而十年前只有几十名。她说，“有其他律师已经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与那些人权律师是一致的。”
商业律师余文生已开始从事危险的第二职业，成为维权人士。他表示，自己的这种转变始于去年10月，当时监狱管理人员非法禁止他探望客户。这名客户因为被控支持香港的亲民主示威活动而遭到扣押。
失望的余文生做了一些与自己个性不符的事情：他在这座位于北京郊区的看守所外进行抗议，自拍照片，并在中国的热门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上发布了这些图片。
两天之后，他被捕了。在三个月的关押期内，他大部分时间和死刑犯关在一起，还经受了长达17个小时的审讯，身体遭到摧残，致使他患上腹疝。他无法见律师，也一直没有被正式起诉。
余文生后来获得保释，但警方告诫他不要谈论关押期间的遭遇。余文生表示，他不会受此影响。“我知道他们随时可以过来把我带走，”他说。“我过去很害怕，但现在再也不会了。”
本轮拘捕行动受到一些法学权威的批评。他们警告，中国可能会逆转本已步履蹒跚的法治进程。
“如果公权力机关动不动就把律师抓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律师健全的一个标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在上周公布的演讲稿中说道。“反而是一个律师保护在责任方面的一个倒退。”
他还表示，“只有律师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律师才可能去尽到维护他人的权利。”
然而，随着情况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律师感到幻灭，比如来自东北地区的59岁的律师迟夙生。
她曾担任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直到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享有声望且可能带来诸多利益的头衔。不过，她的工作遭到扰乱和限制，就连没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也是如此，这让她愈发失望。
“我一直有绝对的信心，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法治国家到来，”她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但当我们教老百姓要遵守法律程序，依法律办事，我们就发现，人去了法院，但法院就不给他们受理案件。”
很多律师揶揄政府针对维权律师的那些指控，特别是宣称他们通过接维权案件敛财的说法。曾被监禁三个月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律师余文生指着他破旧的办公室说，代理维权客户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回报，其中很多客户权利遭到剥夺，非常贫穷。
“如果你想赚钱，”他说，“我建议你坚持做商业案件方面的工作。”
杰安迪(Andrew Jacobs)、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杰安迪自北京、储百亮自香港报道。Vanessa Pi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