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各种推测，考证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字和数据的父亲周伯萍。

爸爸在那个时期作为中央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研室、计划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总理特别看重爸爸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及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爸爸直接招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爸爸当成了他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每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爸爸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陈国栋给爸爸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上述工作。爸爸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许多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这足见总理对爸爸的器重。妈妈悄悄说，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们的嫉妒。但爸爸一心为国为民，从不考虑各种人事关系和自己升职的问题。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爸爸兼任。计划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由爸爸兼任，并直接听命于总理的指挥。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的数据都归口到省粮食局长，（有些省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数据的，各省都只有2、3个人。各省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爸爸处（有时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参与），由爸爸直接向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等都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致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

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和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爸爸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共和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人口危机，终于化解。虽然损失惨重，至今令人十分痛心。但从中华民族整体来看，在人口资源上终未伤及民族复兴的根本，并很快恢复元气。虽后又经文革人口损失，到改革开放后，却又出现了不得不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此是后话。
关于爸爸和总理最后统计出的数据，爸爸始终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绝不透露。总理去世后，我问到爸爸时，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单独和爸爸在一起聊天时，爸爸似是无意地说：“我当时按照总理的要求，最后统计出来的是两个数字，一个是1700多万，一个是2000多万。”我问爸爸，为什么两个数字之间的误差会有3、4百万这么大？爸爸说，“这不是计算误差，而是对新生儿口粮的不同计算引起的。”当我再想多问时，爸爸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不仅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警告我说，今天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去讲！此后，任何人再问起这个问题，爸爸的回答总是那句，“记不清了”。

我选择在爸爸周年之际公布这恪守了半个世纪的数据。首先是因为爸爸已经用他的一生恪守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承诺。此时公布，无损爸爸守承诺、讲信誉的人格。更重要的是现在各种数据漫天飞，公布出这两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可供严肃的学者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依据。有利于还历史一个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

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其中一个数据应该更接近“非正常减少人口”，比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参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更不要说一些，从未与爸爸谋面，却假冒爸爸谈话的学者们了！当然“缺粮人口”之差和“非正常减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饿死人数”之间虽然不能划等号，但确实是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这正是需要学者们去研究的。

二、爸爸和总理计算出来并保密至今的是两个数据，而非一个数据。如果有人宣称什么爸爸向他公布过一个什么数据，一定是假的。这两个数据不同，相信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吃奶的新生儿口粮是否计算，如何计算，与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等等既有关系，又有区别。

三、有些所谓“学者”，把爸爸和总理之间的保密约定，说成“刻意隐瞒共产党饿死人的罪过”，至少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须知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更何况当时美蒋对是否要借机“反攻大陆”正在犹豫不决之间！爸爸之所以在同级党组成员，副部长、甚至一些上级的探寻面前，死死恪守对总理的承诺，缄口不语，即使因此得罪人，影响自己的仕途也在所不惜。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对总理个人的愚忠，而是以总理为榜样，为挽救和保护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为党、为国、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忍辱负重。总理之所以决定采取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关门等等以及销毁一切档案数据等严格保密措施，重要考虑之一是为了迷惑国外资本家粮商，稳定国际粮价，以确保我有限的外汇能换回上千万人民的生命！即使在那计划经济年代，总理都能对国外市场洞若观火，并以熟练的市场手段从容应对，对国外资本战而胜之，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天才伟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总能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用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超前的手段来处理眼下的事务和危机。遗憾的是，时至中国市场经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学者专家，还不能理解总理当年市场手段之高明和重要性，不能领略其精髓于一二。反而把总理决定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让茅台酒厂停产等等市场斗争手法，极端错误地解释成“不顾人民死活”。政治家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可分三类。劣等政治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为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不怕历史留恶名。平庸政治家，过多顾忌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而是为自己留好名声而作为，怕留不好名声而不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只要他认定是于国于民长远有利的，即使历史暂留恶名也在所不惜。总理就是这一类最伟大的政治家。只要他认准是于国于民有利长远的，即使给人抓去一些“恶名把柄”也在所不惜。对于粮食问题是如此。在“文革”中不得不委曲求全，做一些违心的事，也是如此。他不做些违心的事，就不可能有权力，有机会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我党中间骨干保存下来，没有他们，中华民族也就会失去开创改革开放大好机遇！这种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终究成为伟大政治家和平庸政治家的分水岭。周恩来总理，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500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天才政治实践家。有了周恩来，中华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爸爸的一生，能有机会在这位天才伟人的亲自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工作，幸甚！

（摘自《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 — 周轩进【周伯萍次子 】，2013-06-29）

评：与其他来源相印证。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讨论了两个数字: 西安交大蒋正华的1700万和美国科尔的2700万，得出自己数字2200万。纪登奎在汪东兴处：2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