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过去，当“中国”成为了近代国人对脚下土地的唯一称谓，“中国”二字的本源含义也渐渐消隐。从“大清”、“东亚核心区域”到 “ China ”，这不仅关乎着我们以何种符码来指涉过去，更牵扯着我们如何为这个昔日的“无名之国”正名。
△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
《 China / 中国——为无名国度命名》
主讲｜阿里夫·德里克
译者｜李冠南 董一格
1871 年，一位身在巴黎的晚清官员不满欧美人给中国起的名字：“按彼此立约通商数十年来，西人既知中国曰大清，曰中华，何仍以‘斋那’（ China ）、‘吉那’（ China ）、 ‘什音’（ La Chine ）、‘芝那’（ Shina ）、‘吉塔’（ Cathay ）等名呼之？且中国自古迄今四千余年，从无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这位叫作张德彝的官员无疑是对的，他认识到外国人和大清国民在为中国命名方面存在的差异。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将“清”与“中国”并列起来。虽然“中国”在这里指的是“清朝”，但是它本身却没有相应的指示物，尽管这一词汇非常古老（“自古迄今四千余年”）。
在张德彝写下不满仅仅几年后，著名的客家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写道，“考地球之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二十年后（ 1900 年），梁启超补充道，“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中国”不是国名 ；它的名字还尚待给出。那么当时“中国”是什么意思，为何它在梁启超说的“无名之国”仅仅十年后，就成为了国家的名字？在这个无名的国度里，人们更喜欢用王朝来称呼他们所属的国家，这一致命的特点使得他们无法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
“中国/ China ”这一概念，伴随其五千年的历史，已经深深植根于当代意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它曾经的“无名”带给梁启超、章太炎、杨度以及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痛苦。他们那一代人，可以被描述为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代思想家，也是中国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这一代人作出的分析甚至让敏锐的学者都感到惊讶。在最近关于 19 世纪中国跨语际交流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现代世界形成过程对中国的建构”。刘禾翻译上文张德彝的那段话时，把两处“中国”都翻译成“我国”（ my country ），这种翻译虽然并非不正确，却具有误导性，因为正如“ country ”一词所暗示的，刘禾的翻译将张德彝所使用的术语指涉为这片土地和人民。解读从 20 世纪到更早时期对“中国”这一词汇的使用时，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杰出的文献学家梅维恒（ Victor H. Mair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根本拒绝用“ China ”来指涉过去，而选择使用“东亚核心区域”（ East Asian Heartland ）这一短语。 1911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名称。而在这之前，梅维恒的短语似乎更接近“中国”的本意。
△ 晚清官员张德彝
梁启超和同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与张德彝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后者乃清朝官员，而前者具有反清立场。稍微夸张地说，二者真正的区别是两种关于世界的不同历史意识的区别。清朝的子民并不是出于强制而这样看待自身。不仅对于官员，而且对于普通人民来说，政府的名称便是国家的名称。海外华人用王朝来计算时间；东南亚的华人寺庙里 19 世纪的匾额都是以朝代（大清国）和皇帝年号（通常是光绪）来标记时间的。“中国”一词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向上升级为国家与政权的名字，这一段历史也是该时期政治意识转型的历史；那段时期，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了帝国、王朝的观念，而“中国”一词开始代表一个民族国家，其历史覆盖了全部的时间，而在此之前，历史都是以王朝更替来记载的。当梁启超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用“新的民族目的论”来审视“中国”一词旧有的用法时，他们看到的并非是一种发源于不同世界的意识，而是前人所缺乏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也即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失败。在前文引用过的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了前人造成国家衰弱的三个失败之处：不知道国家和天下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朝廷的区别；不知道国家和国民的关系。
与从清朝到“中国／ China ”的转变相伴随的是将中国发明成一个民族国家。名称的变化是更宏大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调动了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以及人种学，来对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中国”一词，随着此后的革命进程将获取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对手对它的理解也截然不同。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仍在继续，虽然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大有不同。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为追寻“中国”一词的起源和意义下了很大的工夫。根据一项完整的调查——此调查用 20 页的篇幅罗列了秦统一前“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王尔敏定义了 19 世纪之前“中国”一词所涉及的五种含义：（1）京师；（2）国境之内；（3）诸夏之领域；（4）中等之国（周朝较小诸侯的王国，当时周被称为“天下”）；（5）中央之国。以上含义无一指涉现代民族国家。在帝国时期开始后的两千年里，“中国”一词不再具有重要性，它通常指的是王朝的中心，或者用来区分华夏与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之间的疆域（讽刺的是，华夏是北方和西北的部族联盟，起源于非汉族，却被中原人用来当作自己的名字，例如“中华”或者“中夏”）。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刘禾考察了清朝和欧美霸权在语言学意义上的遭遇，这一遭遇导致具有长久历史的词语意义发生了剧烈变化，产生了我们今天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理解的“ China ”以及汉语中的等价词语，特别是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用以称呼自己国家的名称—中国。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居民，“ Chinese people ”，便有了“中国人”这一等价语。
刘禾通过追溯“夷”这一词语意义的变化来证明上述变迁。它最初指的是“外来的”，但是自 1830 年代起开始指“野蛮的”。这一变化是为了履行条约义务，而对词语意义进行了定型，而这次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是英国人。对“外来”意义的定型，同时限定了词语的内在意义，从而产生了华夷之分，这不仅会带来严重的外交后果，也让中国居于文明的核心。因为“中国”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央之国”。列文森将 19 世纪的变革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预示了中国空间的自我认知从“世界”缩小为诸民族国家中的一个。但是这一全新的用法也含有扩张的一面。至 18 世纪，“中国”一词从一个高度地方化的、对应于帝国中心的空间概念，或者一个“原始”的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它覆盖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区域。
△ 1891 年前后的中国地图
刘禾的分析提醒我们，正如“夷”这一词语，“ China ”最终变成了单数，并在汉语中与“中国”相对应。虽然在 19 世纪，它仍然受到许多清朝官员或知识分子的抵制，但是却从外文用法中获得了现实地位。当“中国”一词于周代后期最初出现时（大约公元前一千年晚期），它指的是多个王国，并且经常用作复数——“中央诸国”（ Central States ）。刘禾提供的材料证明， 19 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仍旧这样理解这个词。但在 19 世纪的进程中，面对涌现的国际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压力，“中国”成为了单数，指的是有着确定疆域的国家，以及正在生成中的中华民族。按照刘禾的说法，这一意义是“跨语际遭遇”的产物，为古老的词语注入了全新的意义。
到 1860 年代，这些用法进入了清朝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 China /中国”两个词语在国际条约的翻译之中发生了连结，成为了对等物，指的既是领土，又是建立于这一领土之上的国家。“中国”一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频率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外国文件中提到“ China ”一词作出回应时，几乎可以与“大清国”互换使用。它不再指“中央的诸国”；当用来表述一个单数的主权实体中国时，该词的历史指示物消失了（并且最终被遗忘了）。刘禾的说法并不牵强，正是翻译的过程最终使得“中国”成为了国家的名称，自此这个国家便以“ China ”的各个变体而为国际社会所认知。
再举几个例子便足可以说明问题。亨利·惠顿（ Henry Wheaton ） 《万国公法》（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的中文版于 1864 年首次问世，其中的世界地图使用了“中国”这两个汉字来指示今天中国的区域，“大清国”仍旧被用作清朝的官方称谓。例如，1869 年的《中秘通商条约》第十九条将签署国称为“大清国”与“大秘国”。如果不进行更彻底和更系统的分析，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称谓的选择。看上去有可能是，当指示机构时，更多采用“大清国”，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印象。更重要的做法是，比较在同一处地方所使用的“大清国”和“中国”，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考察条约中提到“中国人”的地方。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使用名称的第一个字来表示全名（例如以“中”来表示“中国”或以“秘”来表示“秘鲁国”），这一缩略形式引入了另外一层抽象因素。国家由名字的第一个音节来代表，而所有具体的指代都整合到发音中，这一音节也因此毫不含糊地指涉一个实体—中国。比起“中国”在官方文件和备忘录中的频繁使用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人”的提法。在 1860 年代的文件里，“华人”和“华民”仍然是提到海内外中国人时最通常的一种用法（如“广东华民”）。但是，文件中也充斥了“中国人”、“中国工人”的提法，至少还有一次提到“秘鲁之中国人”。这至少表明了去疆域化中国人观念的出现，它要求“中国”作为国家在其领土疆域之外承认中国人并对他们负责。
△ 亨利·惠顿《万国公法》中世界地图对“中国”二字的使用
当 20 世纪初的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时，外交实践已经建立了“ China ”与 “ Chineseness ”的现代观念，而汉语的对应词便是“中国”和“中国人”。在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实践将“中国”作为“ China ”的对应词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将梁启超的解决方案作为当时的一个典型的话，最终使用这一术语来称呼这个民族，应当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在上文已经引述的段落中，梁启超说，既有的王朝机构和外国观念（China，Cathay等）都不能提供一个可替代的方式来为“吾史”命名。“万无得已……称之曰中国史”，他写道，因为这一术语乃“吾人口头所习惯者”。大约三十年后，历史学家柳诒徵为“中国”一词的使用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证据。最近，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一词的意义变化既是与过去的决裂，也是对过去的延续。这一矛盾性抓住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
为国家命名只是“发明中国”的第一步。更具挑战性的下一步，则是将领土、人民及其历史中国化。梁启超于 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便试图实现这一目标。既然“ China /中国”的新观念是与欧洲现代性遭遇的产物，后者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工具，新的历史学科便是工具之一。其他工具还包括地理学、人种学和考古学。早在中华民国取代清朝之前，历史教育已经在制造“新国民”方面开始发挥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地理学，它试图带来一种关于“中国”空间的新意识。同时，考古学将“中国人”的起源带回到更加远古的过去。而人种学则在新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关系到从族群多样性中完成民族建构的任务。
不过，对于历史的考察仍然充满了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族群构成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将“天下”转变成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中国”这一全新的意识将中国视为在生物和文化上的统一体，这一观念与过去多民族之天下帝国的历史事实产生了冲突。族群意识不仅未能确认民族的同质性，反而使民族空间族群化了。 1980 年代以来，对“中华民族”的质疑再次成为学者考察的对象，这一次是由费孝通对于中国“多元一体”的描述引起的。费孝通在“民族自在”和“民族自觉”之间作了区分，这是对马克思阶级意识划分的一种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在将一致性带入到不完整实体时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费孝通所作的区分不仅表明了当下与过去的联结，而且指出了当下与过去存在的差异。
– End –
本文选自《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由世纪文景授权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 1940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40 年生于土耳其，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精研近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美国汉学权威，“后”学领域独树一帜的左翼前沿理论家，开创“后革命”与“后社会主义”等论域，介绍“全球化”概念至大陆学界的第一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讲学社丛书”第二辑，内容以阿里夫•德里克于 2010 年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扩充而成。德里克教授从“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对 20 世纪初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反思。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儒学与国学。在本书中，它们都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即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思想对文化与历史的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