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异议者偶像的艾未未终于倒了。其实，他已经坚持了够久，坚持到了推特中文圈彻底沦为鸡肋，行动者正青黄不接的后极权3.0时期。正确的问题并非是他为什么不再坚持，而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再坚持。

艾未未的去激进化，象征的只是激进标签的撕毁，而不是激进实质的被打击。后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陆续发生了：异议群体分化，平台打散收编，人员不断流出到主流社会。当内容物被敲碎之后，名存实亡的标签，就只要轻轻揭下就可以了。

反抗作为一种行为，与反抗作为一种标签常常是割裂的。比如68革命需要萨特与高达们，这与其本身是否是行动者没有直接联系。那一代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真正参与过实体抵抗的只有加缪一人，其余都只是今天语境下的口炮党。比萨特清醒的知识分子很多，比刘无敌出色的异议者一抓一大把，比老艾靠谱的行动者根本数不过来。但是，能成为反抗标签的人物，往往要具备很多与行动本身无关的特质。性别，年龄，职业，阶层…仅仅是人口特质已经把可以成为标签的人限缩到了个位数。成为行动者也许是选择，成为标签却几乎都是运气。

凡标签都有其保质期。终生的行动者都不多见，更别说更加脆弱的反抗标签。尤其在极度动荡的中国互联网舆论下，偶像的塑造和破产当以日计量。艾未未能发出目前倾向保守的言论，除了可能面对的政治压力和个人倦怠，更在于，他自己的标签地位历经淘洗，早就不那么牢靠，因而也有更多的言论变通空间。他早就不在推特活跃，也不再和普通网友对话，围绕他的争论，也慢慢从民间行动转变为艺术展览。

尽管相当多的人对公布的访谈内容表示了震惊，这些人本身已在过去几年间，成为整个公共领域极端边缘的一小撮。即使是这群人，绝大部分也早就或缴械，或移民，慢慢融入了线下动荡的现实。在艾相当温和的转向之前，太多人在行动上已经变得犬儒和冷漠，只剩口炮维持着最后的认同防线。艾实际转变的程度，也远远不及那些彻底退场之人。他们只是不够有名，激发不了更多观者的愤怒而已。

有评论将艾等人的陨落解释为自媒体和解构文化的普及（我曾分析过中外这种现象的异同）。这样的总结把言论的所谓“多元”“异质”完全归结于民间撕逼后的自我选择，而不是大环境的刻意引导。将被动描绘成主动，将失去的阵地，解释成己方策略的诱饵，这种因果倒置，轻易就把携带立场的敌我对抗，降解成了价值中立的大势所趋。更合理的因果是：正是没有对抗的空间，才走上了解构的道路，没有联合的可能，才站上了多元的舞台。

不论如今的言论空间如何客观上容忍了更多的意见，激发了更多的问题，抗争基本盘的萎缩，只会让一切讨论只浮于纸面。山头林立的争论，如同地震后倒塌的房屋景观，空间被压扁了，却出现了更多的夹角和孔隙。单纯从数量上计算这些由废墟所挤压出的碎片空间，可以给部分人开放的假象。

这种心理机制，反映出人们，特别是新一代求变无门又不愿放弃的矛盾心态。在所有的道路几乎都被堵死的当下，政治人物的倒台，异议人士的变节，民间组织的关闭，经济形势的逆转，似乎都好过静如止水。新一代不愿承认自身的失败，而将上代人镇压下的妥协，看做自身转型壮大的机遇。香港也出现了类似的景观，民间以一种近似自残的方式抵抗着帝国的再殖民。传统左派社运的道路被翻转了，新的马路未铺就，改成个人走的羊肠小道。新形成的政治力量，必须将受困的当下，解释为旧模式的垮台，新模式的探索。可惜没有什么新的模式，只有旧的幽灵，威胁着人们依然孤傲的内心。

偶像标签的倒塌，确实会制造一些意外的副产品。因为每一种联合，都会让参与主体丧失一部分的自由判断和思考力。所以当中心不再，这些之前被上缴的自由被暂时物归原主。然而这些被归还的自由如同倒翻的水，也注定会在无行动的焦虑中被一点点内耗掉。

艾未未倒了，而衰败早已提前开始。标签的消失并不会让现实更糟糕，它只是让人感觉更糟糕了。而之所以感觉更糟糕，只是因为我们低估了过去的糟糕程度。1970年代初，音乐人亨德里克斯，乔普林和莫里森相继去世，60年代被认为彻底落幕。然而之前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才是保守主义萌芽的时期。

大陆公民运动风起云涌的那几年，其实也是国家打造新控制体系的开端。这一轮运动走到了终结的终结，而不是终结的开始。在镰刀举起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输了。标签的揭去，只是平地惊雷后，那几声微弱的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