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戰在中國影視文藝領域早已成熱點，但以片面歌功頌德使它們喪失了基本的嚴肅性。
即使你再不關心時事，全國放假和北京長達半個月的交通管制也會讓你知道9月3日政府要做什麼，更別說從一年前就開始預熱，北京郊區為閱兵仿造了天安門城樓。
然而這次活動到底在紀念什麼，估計很多人還是答不準確。因為9月3日的「抗戰勝利紀念日」身份源自1946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1949年底新政權政務院的相關規定先確定了「八一五抗戰勝利紀念日」，1951年改為9月3日，經過長期政治運動的荒廢，1999年又由國務院重申，但作為法定節假日由立法機關規定的程序2014年初才完成。
這也與中國抗戰勝利的歷史過程有關，日本天皇公布投降詔書是1945年8月15日，但盟軍正式受降是在9月2日，因而中國國民政府以次日為勝利紀念日，但中國戰區正式受降則是9月9日。
因此，作為一個人為確定的紀念日，9月3日對習慣了紀念歷史事件發生日的中國社會有些陌生。
同時，不同的歷史時期，官方也需要強調不同的紀念角度。比如很長時期內，中國大陸習慣紀念「七七事變」，因為這不光日本全面侵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共產黨在抗戰中得以大展宏圖的契機，同樣是1937年的淞滬會戰就近年才更多引起關注；1985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成，這一雖發生在國統區，但對提醒當代青年不忘侵略軍罪行非常重要的事件受到高度重視，到2014年更以設立國家公祭日達到頂峰；90年代初，「不忘國恥」、「落後這要挨打」的觀念勃興，「九一八」被濃墨重彩；
而今，紀念9月3日倒並不為拉近兩岸關係，志得意滿的中國總不能老紀念被打被殺，而急需強調偉大功績，同時以戰勝國資歷刺激對外鬥爭的信心。
然而，僅僅是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受降者有諸多盟國代表這一事實，就意味著我們紀念的不可能只是一場在自己國土上從被侵略到轉敗為勝的戰爭。中國近年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不斷批評，也總是引用《波茨坦公告》和《雅爾塔會議》所確立的戰後世界格局。今天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也是來自這一過程。
因而，歷史早已注定中國不可能閉門紀念抗戰。這正是9月3日的國家級活動正式名稱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原因。可惜的是，儘管抗戰在中國影視文藝領域也早已成為熱點，但以片面歌功頌德使它們喪失了基本的嚴肅性。其實，隨著國內抗戰史研究，特別是民間關注度和參與度的活躍，圍繞抗戰史實引發一連串爭論，說明國人自有公論：對抗戰與二戰都持投機取巧的利用態度實不可取。
然而，需求是如此旺盛，被侵略的記憶早已長期被當作感激執政黨功績的重要前提加以強調，而以高調紀念抗戰強化國家當前外患大於內憂，以軍事對抗轉移國內矛盾，無不是急迫需要，甚至不惜這樣的抗戰敘事造成中美和兩岸關係齟齬不斷，也不惜在對日對美關係中損失更大利益。
這才有了國人抗戰史常識認知的慘不忍睹。比如人民網一篇寫江蘇某抗戰老兵的文章說「日軍屍首上有勛章，上面清晰地印著『偽滿洲國』四個字」；在大陸的原國軍抗戰老兵凡參加過內戰的就不給補助，而官媒大張旗鼓宣傳的在公交車上登廣告尋戰友的所謂國軍抗戰老兵，卻是1945年末才參加的國軍。
各家大媒在夾縫中完成的抗戰紀念，有的不乏對歷史的去偽存真，但更多的卻體現出一種為生存而裝瘋賣傻的精明。比如對評述一個淞滬會戰，主題竟是「三萬國軍不敵一萬日軍」，而答案不過是日軍有艦炮轟擊；對國軍對「出雲」號的攻擊，焦點又放在炸彈炸中平民上；最後只以國軍戰車孤軍出擊，戰士致死仍握著手榴彈一點煽情結尾。而一到共軍的戰績，自然又小宇宙爆發。
國內普遍的視野狹隘帶來的局限，在現實中同樣有直接的後果——海峽兩岸仍未能攜手紀念抗戰；俄羅斯這個最後幾天才參戰的伙伴驚人地高調，而太平洋戰爭的一些主角卻缺席中國的慶典；中國期待羞辱日本，日本卻以美日同盟不斷強化的現實泰然自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