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天津港的爆炸事件，无疑会成为中国多年来最惨烈的奇灾之一。但不难感到的是，国人对这场巨大的人祸普遍持冷漠和无奈的态度。重要的原因，就是无需经过调查，每个人都能非常确定地知道，导致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一定是权力腐败，而这场灾难绝不会终结中国以权谋私的老把戏，而只会以”不了了之”。
当然，这场人祸加剧了许多人对末世到来的恐惧，有人把1626年京城火药局爆炸的故事拿到网上传播，更强化了人们对本朝气象与明末极为相似的印象。当局乃至朝野文人对这场灾难的反应，也丝毫不能减弱人们的这种末世感觉。一如既往，在朝一方的基本方针就是”硬著头皮保持淡定”，宣扬”正能量”个和”主旋律”，压制各种不利当局的言论和消息，而在野一方则不失时机地指责，当权者的失德、失道与失政是本次灾祸的根本原因。
在微信中，我发现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讨中国公共安全灾难总是”以不了了之”的深层原因，但这种努力很容易受到”网管”的干涉。一篇题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的旧博文，竟然很快就因其政治敏感性而被删除。通过搜寻，我还是找到了这篇写于2011年末博文的作者是彭晓芸。题目非常好，可惜分析不足。
普遍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是中国历朝的末世气象。这个政治规律与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显然有联系。问题是，中国反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为何如此顽固，为何如此颠扑不破？要回答这个问题，确有难度。
我以为中国反自治的文化是通过”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来支撑的。虽然”做人上人”是个人在所有社会中的本能冲动，但不同文明和社会对个人间竞争的冲动有不同的激励和制约。基督教文明”做天上人”的价值就是一种不同于中国文明对个人竞争的激励和制约。西方文明得益于这种激励和制约相当明显，尽管要讲清楚背后的学理并不容易。
对中国人来说，我认为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做人上人”的普遍价值追求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相结合，必然导致”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普遍后果，从而导致地方公共治理的灾难。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必须系统地压制地方共同体的利益追求，从而压制公共利益的正当表达，这就要依赖官僚追求升迁，追求个人功利的强烈动机，要让这种个人功利冲动不扭曲真相，不欺上瞒下，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央政治败坏，大局一定糜烂。
中国文明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宿命，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不搞中央集权的新政治秩序，这种新秩序既能兼顾地方自治，又能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
习近平的中国梦，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旧梦”。他在十八大的就职演说中，讲到”要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而只字不提社会和地方自治，就是因为他无法超越中国人争”做人上人”来支持中央集权的治理理念。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并不孤立，因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知识精英，普遍不认为需要超越中央集权的理念，他们和习近平一样，都无法想像如何建立一种分权自治的新政治秩序。尽管多年来中国知识人中一直都有关于”联邦制”的议论，都不免流于空谈，因为提不出有想像力的路径。
人类的一种本能倾向，就是对那些拿不出办法的难题，乾脆不承认其存在，尽管这个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灾难。天津港的爆炸固然令人惊魂，但我相信还是炸不醒反自治的中国梦。 “编外英雄”们的人生既不出彩，结局也令人可悲，但中国的消防队伍中不会有自治文化才能培育的”地方英雄”，而会继续有无数可怜的父母，愿意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个平时逍遥、事故发生却难以胜任以致引爆灾难的”编外”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