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以来，上央视认罪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标配。
这次财经记者因为“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的渠道”，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写了报道（没有获取自己利益），而上央视认罪伏法，于是治罪记者的范围又再度扩大——导致的结果是，媒体圈哀鸿遍野，编辑记者们都感慨，“以后只能当娱乐记者了吗？”
《财经》杂志作为国内最好的财经类刊物之一，对风险、尺度的把控能力、以及对财经报道的专业水准，都是业内的典范——这次挨刀，教育了广大新闻从业者，不要高估自己的判断力，认为自己看清了bottom line。真正的bottom line就是没有bottom line。
或者说，重读五十年代的事情，你才能够大致明白bottom line到底在哪里。千万不要说“过去不会再来”之类的话，而要看看和过去，差着几步。
以“上央视认罪”一事为例，2013年新快报事件出来时，我写道，这是本朝传统。那五十年代，没有央视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央视可上，你让我如何向全国人民谢罪？
答案是，上《人民日报》吧。
“彻底清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看过去《人民日报》的好处，是可以看出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所以读史早知今日事，要留在中国做新闻，首先要明白这一条：
1957年7月15日 《人民日报》 张黎群：《彻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学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新闻工作者》
没有央视时，《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荣登《人民日报》，发表了深刻反省。他清楚的告诉我们，只有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才是留在这里做新闻的正道。
这篇反省告诉我们五个关键的问题：
（1）报纸对谁负责？——
保证Party对报纸的领导，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不可动摇的最重要的原则。可是在我的发言中，却明显地表现了对这个原则的动摇。在所谓“向谁负责”的说法下，我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去追求办一张不需要Party那么坚强领导的报纸。
（2）如何处理批评报道？——
报纸上的批评是Party领导人民群众向缺点和错误作斗争以改进工作的方式之一，而我却片面地夸大了报纸上的批评的作用。
在批评的范围上越广越好，这是超越了青年报的身份，仿佛我们报纸的某些批评可以脱离团中央领导的约束，独立于团中央的领导之外似的。
（3）能抢发报道吗？这一点对于财经的编辑记者，有重大启示作用——
在我的发言中却夸大了新闻的时间因素，甚至把它说成是新闻的第一原则。这就错误了。
离开了必须按照Party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来提倡抢先，这显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口号。
在这种口号的指导下，也就必然会制造混乱，对我们的事业制造不利。例如，我们曾在地方政府还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抢先透露了今年徒工要延迟转正的消息，就在上海等地一度造成混乱。
（4）记者有自由的采访权吗？
记者采访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各报采访的对象也要注意分工，采访范围也应该有所区别。我却笼统地强调要“一视同仁”，否认一切界限，这当然是错误的。
（5）做媒体需要考虑读者吗？
大谈所谓群众心理，说群众喜欢新鲜、刺激、差别、奇异、猜揣等等。这实际上是想把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办成一张迎合小市民低级兴趣的报纸，做他们趣味的尾巴。在这一部分里，我完全是贩运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的货色。
最后，张黎群先生深刻的认识到，
从以上的各点中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已经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了。报纸是Party和国家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需要努力改进报纸工作。
当我实际上已经掉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泥坑里，还不自觉，直到最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才清醒过来。
这段话值得这里的新闻人深刻反省。还不反省？你看这张报纸上，那个不分青红皂白提意见的林希翎，可是“灵魂深处长了脓疮”啊——神乎其技的比喻能力。
想明白这五个问题之后，如何从事实上清算？
首先应该追究主张“出版自由”的人：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左下 曾彦修追求“出版自由”
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是不允许的。当然，该张报纸同时告诉我们，“肃反问题”不容置疑；章乃器土改不够坚决、“袒护地主”罪大恶极；毕鸣歧争取企业的自主权，也是同党阴谋。
第二步，应该清算记者编辑所属的媒体：
1957年7月15日 右下 《上海新闻出版界全面展开反右派斗争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
所以上海新闻出版界联合起来，全面揭露“编辑记者中的败类”。其中写道了不听话的老报人怎处理，徐铸成就是典范。
新闻界座谈会上，文汇报副总编辑刘火子等揭露了徐铸成等人的一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铸成别有用心地说，“凡是现在说正面话的，都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凡是现在说反话的，却都是过去的进步人物。”
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吕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作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恶毒发言，文汇报编辑部认为有问题，没有全文发表，徐铸成大为不满，屡次说“应该登”。徐铸成反对文汇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硬说文汇报“社会大学”一栏的理论宣传是“教条主义”，并蓄意限制它的版面。
老报人要向谁学习呢？当然是主持《大公报》的王芸生了，《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右上，王芸生《必须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
首先要和徐铸成切割开来——
徐铸成有多年办报经验，也有聪明才力，在解放八年之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光辉胜利和重大成就，为什么他倒加入章罗联盟一伙闹资本主义复辟呢？
约略分析，徐铸成有三个毛病：一好名。他对于名很计较，他不满意被推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候补代表，自称“盛世遗民”。其实，谁若是真正为人民效了力，真正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辜负他的。
二重利。徐铸成为了办文汇报，多方拉关系弄钱。最近他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交代，他有一次曾经想通过章伯钧的关系，拉一个人向文汇报投资，因条件未谈好而罢。他这次接受了章罗联盟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有所“利”的。这种作风是很危险的。
三反对Party的领导。徐铸成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讨厌所谓“教条八股”，排斥左派人士的文章。
其次要旗帜鲜明的表态：
大公报也犯了一些错误，性质虽与文汇报不同，我们正在认真检查大公报编辑部工作，有错误就向人民做交代，并引以为警惕。文汇报所犯的严重错误，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个人是受了一场活生生的教育。我认为以下三点教训是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的：
第一、新中国的报纸，尤其是非Party报纸，必须真正解决办报的路线问题。遵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丝毫不能含糊。
第二、办社会主义的报纸，必须由CCP来领导。文汇报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哪里没有了或者削弱了CCP的领导，哪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现实告诉我们，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要长时期地存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一下子就抛弃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
当然啦，这一份报纸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新闻界，电影界、戏剧界都有很多败类，所以要“粉碎右派对电影事业的进攻”，要“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中国京剧院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所以，要去看主旋律电影呀，“一起去看纪录片，向右派斗争吧”：
右中1957年7月6日《今晚去看纪录片“向右派斗争”》
这样一来，才算彻底清算了媒体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Party引导人民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
“代表人民批判你”——“向人民投降”
对于坏分子要坚决反击，人民的代表要代表人民消灭你，“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给右派分子的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下面开始展示令人瞠目结舌的封面吧，值得媒体人、公知、学者、商人、官员深刻学习。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
毕鸣歧是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批发商、罗隆基继续狡赖反口咬人、黄绍竑杀害革命人士罪恶重重、从得意忘形到原形毕露，钱伟长的阴谋破产了……
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7月7日，人民代表继续代表人民消灭你，绝对不能温情主义。
人民代表继续代表人民消灭你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
揭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阴谋
揭露储安平与罗隆基的阴谋
排山倒海的批判斗争之下，章伯钧承认自己造谣了：
由于我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道听途说以无当有不符合事实的极端错误的污蔑党的言行，因此引起计委全体同志的极端愤怒并向我提出强烈的严正的抗议和指责。我感到万分痛悔，我现在发表这个更正声明并向他们请罪。
顾执中也不固执了：
他们在整风中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方法，就是要到处讲话，在报纸上写文章，破坏党。顾执中承认：他们企图恢复“救国会”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组织、有分工、有活动的。
群众质问顾执中，他们究竟企图在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想干些甚么，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到处放火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的阴谋活动里面还有那一些人的时候，顾执中躲躲闪闪，没有交代清楚。
顾执中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煽动一些落后分子向党的领导进攻，要他们用各种口径的炮轰，要他们收集材料，到外面去控告。
社会主义学院对右派分子顾执中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群众一致表示，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章伯钧承认造谣、固执中交代事实、龙云破坏民族团结
龙云意识到，虽然是人大常委，但也不能就国家预算和决算提出意见，因为这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Party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
我最近在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时，曾经提出了谬误的意见，会后自己就感觉不对，我当时以为自己是人大常委，在会上向Party和政府建议是可以的，并且常委会是工作会议，即或有错误也无大碍，后来才想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不应该随便说话。
费孝通的发言
费孝通直接了当，“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他的主要问题是邀请“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畅所欲谈，一吐衷曲，并采取不记名，不批评的工作方法。”这样一来，造成的结果非常严重：
①鼓励落后和反动思想在组织里露头，不加批判，得到滋长和蔓延。
②影响中间分子。
③很少邀请进步分子参加，隔离和孤立了进步势力。
④不通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来进行工作而采取直接由领导同志自由挑选名单，进行座谈，给野心分子利用合法组织，串联落后分子，搞阴谋活动的机会。
⑤搜集了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片面估计知识分子情况的根据，在盟的领导层中造成错觉，提供野心分子所需要的宣传资料，打动了他们利用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他们政治资本的企图。
费孝通说，“为什么我会犯下这样大罪？我现在还在深刻反省，主要是我自己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Party的教育，没有进行应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参加了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费孝通、储安平向人民请罪
费孝通在结尾写道：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我感激党为我们犯了错误的人，跌在右派泥坑里的人，敞开着翻改的大门，而且仁至义尽地教育我们。让我勇敢地投入这个门，走上生路，彻底改造自己，创造向人民赎罪的机会。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今天只能向大会继续揭露我的罪行，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证，向人民伏罪。我将继续反省，参加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学习，改造自己，我决心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储安平《向人民投降》
储安平也扛不住了，“我六月一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Party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中央电视台1958年创台，在没有央视的1957年，《人民日报》是所有坏分子向全国人民谢罪的地方。除了上面以外，还有这些重量级人物：
章伯钧《向人民低头》章乃器《我的检讨》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
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毕鸣歧《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李伯球《我痛恨自己……》
马哲民《我要重新做人》
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些过刊，是因为很早以前，我搜集过一张表。以下是一部分：
不要做储安平一样的媒体人
把储安平单独列出来，不只是因为他是未摘帽右派，也不只是他如何死的至今是个谜，也不只是他最近在老家江苏宜兴落了衣冠冢，更不只是他提出了“Party天下”这样大逆不道的观点——更是因为他办过《观察》这样的牛逼杂志，但做《光明日报》总编辑时还是遭了秧。只有从他为什么遭殃中吸取深刻教训，才能当一个好的中国媒体人。
办《观察》的储安平对国民党说过这样的话：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经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说呢？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里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被解放后的储安平，死性不改。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储安平“做了许多不利于Party和人民的事情。”
在我担任总编辑的两个多月内，光明日报刊登了许多恶意的、片面的、破坏性的报导，攻击Party的领导，损害Party的威信。我还派了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等九个城市去开座谈会，专门找那些对Party不满的、勇于攻击Party的人发言，企图通过这样集中的形式来损害Party的威信。我又发表了北大学生大字报的错误报导，表面上是抢新闻，实质上是点火。
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还不肯发表歌颂Party的社论，听到章罗联盟说，大学要去Party化的时候特别高兴，还刊登了复旦大学要取消Party committee的新闻，用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错误的报导和言论和正确的报导和言论不加区别。
当然，储安平还错误的理解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de的含义，妄想利用报纸来监督Party，而监督的目的实质上就是要削弱Party的领导。储安平反思道：
我这些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它在一些比较落后的群众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使有些人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不明事实的真象；它使某些对党有些不满情绪的人格外增加了他们对党的不满；它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鼓动人们向党进攻。我所犯的错误，实质上又为章罗联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
在国外，我的错误言论还为美蒋敌人所利用，使他们错觉地以为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反对Party、反对政府。他们以为在大陆上出现了什么为他们日夜梦想的变乱，于是兴风作浪、进行挑拨，还说要向我“遥致敬意”，实际上无非想造谣生非，挑拨离间。
储安平的落后思想渊源，和许多现在的媒体人、公知、学者的思想渊源颇为类似，“受过多年的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盲目崇拜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解放以前，我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方面反对CCP。我在思想上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标榜走中间路线。我鼓吹“自由思想分子”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不要人们跟CCP走。由于我只看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很小一部分所谓“民主自由”，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更大的民主自由，因而便错误地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问题，假如CCP执政了，这个‘自由’便变成‘有’‘无’问题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六页）
或许储安平还有一大功劳，即便是在认罪投降，文笔还是那么好，把巨大压力下“以众暴寡”阶级斗争的恐惧描绘得令人胆寒。在认罪中，他说自己没有脸面去拿邮差送来的报纸和信件；看医生的时候，他不敢说自己姓储，深恐医生怀疑他就是那个右派坏分子。
最后，储安平说，“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尽管如此，储安平最后还是尸骨无存。所以，不要做储安平这样的中国媒体人。这就是来自五十年代的启示。什么是bottom line，这才是bottom 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