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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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井】他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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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甲，李士群的军事顾问，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1943年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大陆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李公仆，民国知名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曾留学美国，后受马列主义影响，亦去过延安见过中共高层领导。1946年7月11日，被暗杀。闻一多，民国知名学者，曾留学美国，并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李公仆死后，他在悼念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之后被枪杀。

在大陆的历史书中，“李闻惨案”的始作俑者被指向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正是因为李公仆、闻一多的“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才使国民党痛下杀手。显然，真相绝非如此简单，李闻究竟是怎么死的，即便在大陆党史中的描述前后也是相当矛盾的。

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述：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到学院坡，就听见后面轻轻“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而1980年第十辑《株洲文史》中却是如此描述的：1958年落网的凶手谢继舫供称：李公朴看完电影出门时，谢的同伙张德明向空中鸣了一枪，混乱中李公朴走进了左边的胡同，凶手对准他开了两枪。闻一多之子闻立鹤在《爸爸遇难纪详》中写道，“……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但在1955年的《北京日报》采访中，闻立鹤又说，枪支是“美制无声手枪……由于装上了消音器，只是普、普作响，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

如此前后截然不同的叙述，大概绝非是记忆出了什么差错，而更像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进行的修正。至于凶手是谁，已有的证据显示国民政府与暗杀无关，刺杀闻一多的是两个下级宪兵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他们当时属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编制。他们刺杀闻一多纯粹是为了讨好上级为目的。后来两人被处决。此外，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也在《军统内幕》中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1965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该处的职能就是针对高级知识份子进行统战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如果张君达所言属实（迄今看不出为何要杜撰此事），联想到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闻被暗杀后美国的反应，就不难理解“李闻死于中共之手”并非只是个传说。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的毛泽东，在苏联的帮助下和国内左倾文人的助阵下，迅速抢占了国民党控制区，并开始了颠覆国民政府的进程。当时的美国，一方面被其对内对外所做的宣传所迷惑，一方面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腐败产生了不满，因此希望建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不过，基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的大部份援助依旧是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而当时美国政府正拟向国民政府提供包括五亿美元贷款的第二轮援助。闻听此消息，身在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亲共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特地会见了郭沫若，并告之，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对大陆不利。如果不能证明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就无法阻止这一援助计划。
过了不久，李公朴、闻一多即相继遇害。随即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把整个事件诠释为是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并指责国民政府违反了自由民主精神。在其笔下的蒋介石，是一个冷血的独裁者。他还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

果不其然，目的达到了。不久，美国便停止了对华贷款谈判，同时，数个合作项目，如延续租借法案、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培训海军等，也不了了之。到了1948年，毛泽东在利用完美国人之后再度掀起了反美浪潮，此时的美国政府才如梦方醒，恢复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然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至于为何选择李公朴下手，想必因为他是留美学者，又在民主同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这样，暗杀他并嫁祸国民党既可以博得美国人的同情，又可以影响一大批知识份子。而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手下枪杀闻一多，很可能是除掉李公仆后正准备暗害闻一多时的一次偶发行为。如此一来，正好可以将李公仆被杀案一并嫁祸给国民党。

很显然，“李闻惨案”不仅使国民政府失去了美国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欺骗了众多知识份子和年轻人并使他们投向了毛泽东；使之最终夺取了天下。

中国大陆上过中学的人，在历史课上都学过“下关惨案”。根据大陆官方说法，1946年6月，在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浦熙修等9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的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舆论藉此继续诬蔑国民党，挑动老百姓反对国民政府。

然而，若干年后，大陆党史在介绍阎宝航时，却不小心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农民家庭。18岁那年，阎宝航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后信奉基督教，受聘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就在此时开始，并在其1936年发动的西安军事叛变中成为说客之一。

“9.18”事变后，阎宝航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他的能力为宋美龄、张学良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所赏识，是以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并经张学良推荐、蒋介石任命，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成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1937年，身在国民党的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共，并先后窃取了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他也由此成为中共最出色的谍报人员之一。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抨击国民党的内政，将挑起内战的矛头指向国民党。

1946年，阎宝航奉命在上海发起了“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并作为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阎故意挑起冲突。阎宝航被打，雷洁琼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阎等人被送去医院后不久，周恩来立即赶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随后，毛泽东、朱德也发来了慰问电。

而地下党员阎宝航完成了什么任务也是不言而喻，就是利用“下关事件”挑起中国不明真相的知识份子、老百姓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乃至愤恨，而这个目的也的确达到了。
大陆建政后，阎宝航虽然风光了一时，但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1967年11月7日，阎宝航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要员”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1968年5月22日，代号为67100号“犯人”的阎宝航在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不久死去，终年73岁。

早在中共建党不久，就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在后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和背叛，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却毫无踪影。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根据现有资料，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大陆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政后，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毛泽东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该书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密电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6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延安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延安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

这一系列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发现的秘密。难怪那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像的概念。”

上述历史隐秘被发掘，人们也就毫不奇怪毛泽东为何要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了。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日记中写道：政府职员的贫困已经到达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养不起家，许多人让妻子流产，多么苦啊，我无法容忍！天啊！如果日寇不能很快被打败，或者战争还要拖上一两年，到时中国就撑不住了，我也完不成上帝要我执行的使命了。1944年国民政府开支已经降到了1937年的五分之一了，但是飞涨的物价给后方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战争一开始国民政府还维持了不错的农业生产率，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国土的不断沦陷，尤其是河南、湖南、广西等粮食主产地以及兵员筹集地的失陷，国民政府更加抓襟见肘。而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防部保密局函送抗战期间中共各项资料》披露后来的上海市长、新四军军长陈毅曾于1945年4月秘密访问上海与日本官员会晤，如果战争结束是日本人向共产党投降，他们就可以答应日军通过共产党占领区撤回日本，陈毅还建议，日本方面应该把上海交给一个中立国家，如苏联。在与陈毅协商过后，1945年6月，以陈毅、潘汉年、刘少奇为代表与日本驻上海方面占领军会谈中，双方签下了一份协议，规定：日本将在撤军的前一周，通知新四军，而在苏联正式接管上海并随后交接给新四军之时，新四军将不出击日军。到底谁是真抗日，到底是谁打着抗日旗号与日本人蝇营狗苟抢夺胜利果实？对于抗战的研究在区分正面和敌后战场过于简单了，国民党起初指挥比共产党规模大的多的游击战，而共产党除了百团大战之外从未发动抗日的主要攻势。而且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傅秉常日记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录的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党还时不时地与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政府进行谈判，尤其在抗战末期更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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