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七十年代》里讲过这么一个历史片段：1976年9月9日，当时的他在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画画。那天，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人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4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画家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当时同在屋子里的还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作为被发配边疆的知青，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毛主席去世了。但是，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陈丹青随后描述当时的情境说，“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尽管三个人推心置腹，但是那个瞬间又是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
同样的故事，高尔泰在《寻找家园》里也描述过：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大家都会假装入戏。有一次，单位组织学焦裕禄。类似活动的流程大致是先讲事迹，然后一起哭。这一次，大家又都开始哭。但他想学学不来，就两只手捂住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斜眼窥看别人。有趣的是，他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观察自己。
上面这两个故事可笑吧？想笑不能笑，不想哭也得哭，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大阅兵那天，你的朋友圈被国旗头像和民族自豪感刷屏，这也正常。就在当天，范玮琪如往常一样在微博秀了一下自己的双胞胎孩子，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不看阅兵？你一点都不爱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逼得这位出生在美国、长在台湾、并没有说自己什么政治立场的妈妈发微博道歉：对不起，晒娃让你们不高兴了。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羽毛球男单决赛，李宗伟再次憾负给林丹，失去冠军。看台上的梁静茹哭的泪流满面。很快，微博上是一阵痛骂：你居然为李宗伟流眼泪送祝福？你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当时我做这组新闻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还好静茹是马来西亚人呀，否则一辈子抬不起头了！而就在同一年汶川地震期间，在微博发自拍都会被骂没人性，不关心灾区。
故事讲了一圈，可以简单概括一下，我们一次次遇到这几个场景：陈丹青描述的是不准开心，高尔泰描述的是不准不开心，范玮琪则被要求必须开心，自拍被骂的人则被要求必须不开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准和必须呢？因为“不合时宜”，因为与主旋律不符，因为没有加入情绪大合唱，表态支持。当大家都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你必须像踢正步的军士一样步调一致，否则就出列了，可以推导出你的政治立场不正确。
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选择不开心的权利呢？或者这种权利是不是正当的呢？不妨请中国最会将故事的作家莫言来说说。在他的诺贝尔颁奖致辞《讲故事的人》里，他讲了这个相似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莫言说，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言的立场很明确：要把选择权还给当事人。不管我们多么群情激扬，被任何情绪冲得通体高潮，也要还给人家自主悲伤或者喜悦的权利，无论占据你的内心的是多么伟大深沉的痛苦和悲伤，都不应该成为强制他人共同参与的冲动。必须的爱，必须的恨，本质上是一种奴役，是法西斯。在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以来，我们头脑中的法西斯何曾停止过；而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当天，依然发生了如此法西斯的事实，作为一个情绪冷淡不爱参与集体活动普通人，我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最后，莫言讲的这个故事，真正令人触动的不是禁止与告密毫无意外地发生，而是发生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多年后，当他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莫言在演讲时说，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
而现在，在微博被迫公开道歉的反而是范玮琪。这才是令人感到难过的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