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锅土豆泥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没有界线，没有自我成长空间，父母强力控制子女，而子女又十分依赖父母，前者控制而使后者不独立。
一
看了这标题，一定有一些人不爽，我准备承接着来自许多人的不屑乃至咒诅。在一个不擅长理性思考，缺少逻辑训练的国度与社会里生活，出现这样的遭遇，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不少人，一遇到自己此前从未听到过的说法，便会本能地产生一种御防机制，仿佛有了思考问题上的风险偏好，保守而顽固。
就像我2008年提出中国是个互害社会的论断，有许多人不解，认为我耸人听闻或者替大伤（迫）害者遮掩一样，可事实却满坑满谷地，喧器着包围我们，证明我的判断有相当的道理，因此才有无数人开始引用此语。到现在，已然成为不少人的口头禅。
那么我为何说互坑是中国家庭久远的运转模式呢？那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养老模式。家庭代际养老模式，往上推，就是家族的生存、求学、养老、医疗的家族救助模式。这是因为集团性抗御风险能力高于单个家庭，更高于单独的个体的原因。所以才有祠堂、塾（学）田、义田等常规救助机构的存在，这对家庭与个体抵御不可抗的风险，有相当大的作用。
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在核心家庭（父母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包括已婚且未有小孩的成年子女）、主干家庭（在核心家庭之上，尚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大家庭（在核心家庭之上几世同堂）之上，在强调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亲近关系时，仍用“未出五服”来表达的原因。从“未出五服”再推到同宗，同宗而至氏族。
换言之，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家庭正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向外连接与亲和力逐步衰减的亲缘差序化格局。此种差序化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很缓慢的社会，对血缘、亲缘、地缘的注重到了一种相信其为天然不灭之条规的地步。哪怕到了近现代乃至如今，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注重血缘、亲缘、地缘的身份性救助体系，与西方传来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注重平等与服务的契约性救助体系，有很大不同的原因。契约性救助体系，不仅是人口流动频密，商业社会发达的结果，更是任何人作为上帝受造物普遍平等精神的体现。
而源于血缘、亲缘、地缘的身份性救助，大多不注重平等与服务，因为这基本可称之为代偿性与回报性服务。能把陌生与熟人同等救助的契约型社会，和只救助相关熟人的熟人社会亦即身份型社会，有相当大的不同。
只要我们把这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救助性体系，把这种直接的代偿与回报性服务，小化到核心家庭，其主要表现方式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养老的代际传承。关于家庭代际养老模式，我同意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的看法，也就是子女作为父母养老的一种保险性金融产品的存在，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这种方式，在没有社会养老体系存在的古代，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现实运转能力。
也就是说，孝道如果只是单纯的道德与观念性要求和灌输，那么它就不会有如此强旺的生命力，至今仍成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普遍性社会条规。任何人只要被说成是一个不孝的人，那就等于丧失了社会归属感与群体身份认同，等于从中国社会被驱逐乃至悬置起来，其悲剧的命运不难想见。
不论从观念的权威化强调上，还是从现实养老功能代际传承上，不论从维持家道不衰，还是维护社会以及皇帝政权稳定的角度来看，孝道对中国农业社会，都有着天然而强大的维稳功能。家国在这点利益上的强力同构，使得孝道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共同利益交集点，使孝道成为中国社会垂诸久远的强力胶。
西方的平等之爱，在我们这里换成了不平等的差序化表达，父母对子女的爱叫做慈，而子女对父母的爱谓之孝。这两种“爱”的不平等，使其不能互相替换。我们不仅把情感当成一种权力，而且把权力的差序化表达天然合理化，由于非常强调“伦”的绝对存在，使得个体的独立平等遭遇很大阻力乃至不可能。
更通俗的表达就是，个人的存在是为了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光前裕后。换句话说，个人成为家庭乃至家族传承链条上的一环，丧失了单独存在的意义。在这样的伦理氛围与差序格局里，个人要获得平等，真可谓嘎嘎乎难哉！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祖先崇拜”，其实是人的生物性通过一种文化形式固化的结果。直言之，如此强调主要是对人生物性功能的强调——当然我不是否认这样强调尚有其社会生存重要性——而非在生物性之外，对个体独立存在之人文与社会意义的强调。
二
我曾写过一本《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书，阐述了吴虞在20世纪初期，与其父用法律析产，虽然胜利，却普遍不受社会待见的历史。不孝就像挂在他胸前的“红字”，成为不名誉以及有道德污点的标志，使其一生受伤很深。
吴虞与鲁迅一样写过反对旧礼教与吃人的文字，发表不少抨击家庭专制的檄文，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和“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他1911年至1918年七年间在成都欲谋一教职而不能——后来被称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徐炯，把持的大成会与教育界拒绝让其教书，1919年吴虞到北大教书亦不无此因，可谓因祸得福，促成其名声更大——活得相当恓惶。若不是他早年有点积蓄，买了房子，居有定所，否则会发生厨烟不继的艰窘情形。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虞为何在他日记里，郑重标示其买房子之纪念日的深刻因由了。
吴虞的日记从其成年后记起，在书中他直到死都称其父为“老魔”。这样的家庭关系，对他的伤害非常大，使其阴鸷刻薄，对人不信任，没有任何朋友在其日记里，不被阴暗地记一笔。他记述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其好友邓镕的贪财悭吝，就连对他相当好的胡适，他也记下了胡适1922年在济南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叫条子”的传闻，仿佛世间无一好人。
其实懂点心理学的人，就知道他的不孝之名，像空气一样巨大的道德压力，所带来的深深伤害。这种伤害，使得他为了内心归于平静，存在一种找出他人缺点，来进行自我安慰的补偿心理。否则，他难免长期出现不一致的自我，对自己的认知都会出现费斯廷格意义上的“认知不协调”，这种淆乱将是生活的真正敌人。
民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吴虞、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对孝道的道德束缚及其“吃人”与“杀人”作用，都有相当多的论述。但他们的知识结构缺陷，使他们也仅止于此，而没有涉及孝道观念背后很深很广的现实利益冲突。别说他们缺少经济学知识，就是学了经济学回来的学者如何廉、方显廷、董时进、乔启明、冯锐等，乃至后来对台湾经济起飞有相当贡献的刘大中、蒋硕杰、邹至庄等，都没有涉猎到孝的经济学分析，至于政治学者如吴恩裕、罗隆基、储安平乃至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等、社会学者如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类学者许烺光等，他们研究了不少社会问题，但很少涉及孝道对中国社会运营里的利益分析。
如今也只有陈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逻辑》一书有所涉猎，但缺少史料支撑。但能提供史料如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巫宝山、许涤新、胡寄窗、傅筑夫、吴承明等人，也没有这方面的史料呈示。
无论是对张公百忍成精式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提倡，以及孟子“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主干家庭，还是《隋书》地理志中之批评成都人“别财异居”的分家析产，而可能形成的核心家庭，都没有得到从家庭社会学、家庭经济学的足够关注与研究。这使得许多人对孝道的认识，还只是囿于道德约束与人性的扼杀。不认清孝道除了作为社会规训的道德重压外，还有非常深厚的经济重担及剥夺在里面，这就无法深刻认识家庭关系在中国相比国外的特殊存在，自然这也是对“孝道的政治经济学”茫然无知，不做研究所致。
古代的民众也多是纳税人（古人有时计户有时计丁口，不像现在商品经济发达，婴儿出生如吃奶粉就在纳税，只不过是父母代付罢了），但由于没有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更缺乏社会养老的诸多基础，故家庭代际养老成为养老的不二选择。至于家族的抚贫恤孤，可能救急不救贫，至于官府对耄耋年高者的偶尔垂怜，就更是象征性的恩赐，丝毫无助于其养老的长期性与整体性解决。
三
人是受观念支配的动物——常规情况下，自己所持有的观念应是自己利益的正常反应，但手握权柄者总是歪曲事实，以让观念的形成符合自己而伤害他人的利益，从而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也就是背叛当事人的利益、伤害其心智的洗脑之所以得以长期贯彻实施的内在生物与心理机制。孝道在农业社会的养老功能，哪怕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都自有其合理性，不劳多述。但其很大的负面作用，却鲜有人说得到点子上。
传统家庭代际养老，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情感与生活链接，在很大程度上物化成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这种物化关系，使父子之间的互相依存及捆绑成为可能。对一个流动甚少的古代人来说，政府存在的理由是提供比土匪更多的公共安全，至于国防、外交之类与普通民众关系甚少。“帝力于我有何哉”，以及对桃花源的讴歌，与其说在倡导无政府，无疑是在说，没有政府，我也能存在，凭什么我要给你纳税呢？边鄙之地的古人要求不高，就是希望拥有一种自生自灭的权利。但问题在于，人力、土地等要素资本，是强力统治者都希望攫取并独占的，因为不攫取与独占相应的生存与发展所需，便无法维持依靠暴力得到的权力。
这就注定了，古人在家庭代际自养的同时，还要纳很多税或者服徭役，如此一来，生存负担之重不难想见。通过武力竞争上台的人如皇帝，其权力固然可以通过强权让你上缴税收与服徭役。要在广阔的土地上都维持着一种无远弗届的威力，单靠养武人成本无疑高昂，那么社会规训如法律的强制，观念驯化之洗脑，都成为一种有效的低成本维稳工具。孝道若只是对维护社会稳定与皇帝统治有用，而对具体的家庭养老与传宗接代，没有帮助的话，那么孝道就只有在武力的威逼下才起作用，而不能产生一种人人都相信且习惯于此的自我维稳功能。
即你作为个体，知道自己要老，孝道作为家庭代际养老传承观念与实际效用手段的混合体，对自己及下一代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即便偶有意识到这里面有极大伤害的人，也没有这个能力走出来，完成对孝道清醒理性的认知与批评。因为这意味着自己不仅要打破这个固有的社会习惯与养育方式，而且要跟很大的势力——几乎所有的人拚斗，其败局可以想见。
也许应了那句中国老话，成了萧何，败也萧何，孝道在当今就不像古代那么看上去那么好使了。所谓成也萧何就是，孝道在农业社会家庭养老代际传承和人口繁育中，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用。同时也使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功能，得以尽情体现，整体社会维稳成本较低，为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收益。败也萧何，就是在养老社会化的全球风潮形下，孝道窒碍个人发展，替收了税的政府不尽养老之责开脱，成为收了税又不帮助民众养老，使其金蝉脱壳，达成经济上双重剥夺的主要观念驱动力。
从社会强力规训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社会依旧在用法律手段来完成对孝道的强力维持。法律里的“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与对父母要“常回家看看”，配合着孝道的道德宣传，可以最大化政府的收益与统治者的收成。我不是主张高福利，而是说纳了很多税福利很少乃至毫无福利，这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纳了税后的社会化养老，应该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上中国社会今天的公共议事日程上来。这就像一百年前从普鲁士开始的学校社会化，波及整个世界，与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桴鼓相应，使得以前小规模乃至作坊式的私塾，聚集而成大规模的学校教育。虽然今天有在家上学来纠偏学校教育的弊端，但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仍旧全球主潮。
这也就是说，养老的社会化，或是养老社会化与个人养老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思潮。政府只收税，完全不想负起社会养老之责的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不重视养老社会化，其后果就是忽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所负的当然责任。同时在人潮流动越来越频密的情形下，人们仍旧依靠血缘、亲缘、地缘来链接自己的人际关系，这对以陌生人为基本交往面的契约社会的形成，对增进陌生人互相之间的信任感，从而降低商业发展的交易成本，十分不利。不特此也，如不推行养老会化，像我们这样已推行三十计生政策的国家，一定会使后代不堪重负。会给家庭代际养老方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反之，倘使社会化养老发展得比较好，那么家庭关系一定会得到更良性的发展，那种养儿防老、传宗接待的思想与实际需求，换言之，家庭代际之间的物化关系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四
正是由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物化行为，产生了很多家庭问题。这些问题当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权欠明晰，没有界线。由于我们以前对熟人社会的依赖，所以我们在称呼上依旧留存着“称兄道弟”的传统，这就是陌生关系的拟亲化倾向。陌生人通过拟亲化，使陌生人之间增加互信，但这种做法泛化后，其效果自然有限。但陌生人的拟亲制倾向，使得我们许多人互相之间亦缺乏界线，完全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在家庭中就尤其是明显。
在中国人看来，亲密无间当然好，但即便不亲密也要“无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习惯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样一种毫无界限的状态。界限清晰，反而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好比一头大象跑进了瓷器店，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匹配感。
但我们必须明白，人一生下来，就与这个世界订立了一条与他人，包括与自己父母天然的界限，这条界线是通过肉体意义上的皮肤来完成的。
众所周知，人生下来，没有皮肤，根本无法存活。这也就意味着，没有界线，你根本不能健康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讲，皮肤成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己的一种生物隐喻。每个人包括子女与父母之间，互相都有清晰的界线，你可以看作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亦可看作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奇妙设计。因此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完全不尊重自己子女的独立性，是违背人之生物进化或造物主意愿的。这样的违背，所受的惩罚，轻则亲人关系不和，互相伤害，重则自杀与他杀。
与此同时，一个家庭的成立，也表明他与社会上其他家庭界线的确立。拥有自家的房子，就是界线的典型特征：你一关家门，那就是你们一家人的私人领地，他人非请莫入。即著名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能进”的说法，便缘于此中学理。家庭成员之间，亦有自己的房间（最少有独立的卧室），形成自己的隐私界线。门一关分隔成的空间，就形成了天然的界线，可是很多父母根本不尊重孩子的界线，进孩子房间如同进菜园铺，何时何地想进去就进去，根本就不征求孩子的意见。
至于孩子房间里，有抽屉装载自己的物品，乃至日记记录的秘密，有的父母也完全没有尊严地翻看，成为特工与小偷的结合体，此类家庭伤害之绵长，在未来将持续爆发乃至持续一生。
从皮肤到家，在在都暗示及明喻我们，你与世界任何人都有不可逾越，不被践踏的界线，可是在中国这一切随时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样的伤害，不指是家庭成员之间，还涉及家庭成员的朋友。
按心理学家苏利文的说法，一个人在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重要他人”——意即影响甚巨的人——六岁以前是父母，小学是老师，中学是同侪（男的死党，女的闺蜜），大学则多是恋人。青春期为何学生看上去多事，那是由于期成长经历决定的，他们那个时候的重要他人，基本不是成年人，因此让成年人如父母与老师，不知道他们许多心事及一些行为，故比较抓狂。更让他们觉得要命是，他们很少与成年人交流，更不用说交心，于是父母老师在这个时段，侵犯他们的心理界线与身体界线的事，时有发生。
侵犯心理界线多用语言暴力，侵犯身体界线多用身体暴力。其实所谓的青春叛逆期——我认为叛逆之说，是成人视角，不公平，应该正名为“青春成长突变期”——只不过成人无法掌控自己子女和学生的一种成人化强加。
父母视孩子为私有财产，甚至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会感到无法忍受。这样的典型便是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杨元元读大学与研究生时，其母望瑞玲就跟随着她住宿，甚至一些时候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使得杨元元交男友都成问题，最后杨元元不堪重负而走上绝路。杨元元自杀的因素可能是复合型的，但其母这种毫无界线，非把母女各自是独立的个体的状态，弄得不分彼此，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就好比两个人是挨得很近，却各自独立的土豆，但其母却非得要把这种关系弄成一锅不分彼此的土豆泥，其结局可想而知。可惜的是，中国家庭大多呈现的是一锅土豆泥的状态。
杨元元的父亲在其六岁时即去世，其母独自带她与弟弟长大，其间的苦辛自不用说。我的朋友谢泳兄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他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此一问题的。但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可以从家庭教育来重新审视。寡母抚孤，所付出的辛劳倍于常人，母亲因付出太多，倾向于在孩子身上找补。找补方式是索取回报，或者是孩子自动形成一种对母亲的愧疚与报达心情。找补方式最糟糕的方式，便是控制孩子，哪怕孩子似乎成才了——按世俗考试标准来看，杨元元算不错，本科上武大，研究生读上海海事大学——但对孩子的伤害却是外人无法想像的。像望瑞玲这样控制杨元元的方式，堪称到了没有界线的极致了，导致了两败俱伤的家庭惨剧，这也算是家庭互坑模式的典型样本。
一锅土豆泥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没有界线，没有自我成长空间，父母强力控制子女，而子女又十分依赖父母，前者控制而使后者不独立。这就是典型的不知道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艰难的爱，因为我们爱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女离开我们，去追求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虽然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这段话很经典很有名，很多父母却并没有认识到这点的重要性。即便侥幸认识得到这样的重要性，但能在教育子女的实践中行得出来的人百不得一。
为什么呢？要能有效分析自己的性格形成，看清自己与父母关系的优长与缺陷，从而有效避免不当养育子女作为一种代际的行为“遗传”，实非易事。因为原生家庭的伤害，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你养育孩子的行为，而且要命的是，你或许还不具备那种反省的自觉。
五
没有界线，除了像杨元元一样自杀外，还容易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比如孩子对异性萌动一点好感，父母乃至老师，都如临大敌，视若寇仇。很多父母甚至拿出侦探手段，用尽一切手法来刺获“情报”，以期获得孩子“越轨”的蛛丝马迹。这样的做法适得其反的例子太多，不劳遍举。
其实情窦初开，就像春天来了花要开一样自然，但大人联想得相当恐怖，比如性交比如堕落等，完全乱了方寸。这就像我们对小孩讲性教育，不可拿成人对性的看法来对待，因为他们问关于性的问题，与成人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只是对事物拥有真正的好奇心。这也就是说，当孩子情窦初开，大部分都并不是成人所说的那种要出乱子的事。但成人对所谓的“早恋”，一惊一诧的，围追堵截，就会完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反而出现你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一旦毕业，工作没几年，特别是女孩子，还没有谈婚论嫁，父母又会抓狂，不经女儿的同意去征婚去举牌“择婿”。结婚了，不生孩子，又要“逼”子女生孩子，说什么生出来“替他带了”，“别人都抱孙子了”之类，一路的控制过来。有些当然要表现得含蓄一些，但骨子里面的控制乃至勒索，并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强力控制孩子，最终切掉了孩子探索世界与独自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家长越是有控制力，越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加上控制，包括情感勒索，其子女啃老的概率就越高。
有些家长还很不满孩子啃老，说子女没有独立精神与担当能力。其实啃老的因是父母种的，你折断了别人翅膀，别人不想飞或者飞不动时，你又怪别人不飞。如此的父母与子女关系，是典型的互坑模式。
有的父母觉得自己相当有牺牲精神，甚至为自己的牺牲精神而感动。这种自我感动，有的甚至会呈现出一种自我陶醉的道德飞升状态——当然也有父母通过自虐似的牺牲来达成对孩子的控制，让孩子想不感动都不行——有的父母就是通过这种道德飞升状态，来完成对子女在另立家庭后的延续性控制。子女生个孩子你替他管，其实是在切断他自己养育子女的责任，使他们与自己的孩子之间，延续上一代那种难以处理亲密关系的窘境。
很多人年轻时候，都非常反感自己父母的养育方式——他们被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养，这种养育方式固然让孩子与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亲，却无法与父母建立亲密关系——但过二十年自己结婚生子，又延续自己父母的毛病，“成功地”复制了父母。人生的悲催莫过于，自己最终成了自己早年所反对的人。
我一位博士朋友，父母皆农民，小时受父母的暴力伤害及言语否定，心想自己学历高，自己生了孩子一定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发生同样的伤害性事件概率非常大。他很痛苦地看到自己在用父母伤害自己的方式，同样地地拿来伤害了孩子。这说明文化与学历高，并不成全你不犯这种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模式。
相反，如无警觉，没有相当的自省，以及相应的改变方法，那么这种伤害模式及相关的行为“遗传”，其概率高到好像近乎难以避免的魔咒的地步。这样的亲子关系，如不能有效地解决，那么互相坑害的概率并“遗传”下去的概率相当高，真像魔咒一样如魂附体。
六
我们常常说某某孩子是熊孩子在坑爹，其实这心态是典型的成年人之不自省及拿大。我可以不怕冒武断之讥地大声说，凡是世上坑爹的孩子，其实他早就被他爹坑过了。爹不坑孩子，孩子坑爹的概率相当低，低到几乎没有。李天一看上去在坑李双江、梦鸽，但你看在李天一出事后，他们夫妇的一系列应对，实在典型地看出他们把孩子坑害到了何种地步。别的不说，单是给十四岁李天一买宝马车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坑孩子的非法行为。这说明他们自认有特权，能轻松搞定违法之事，否则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如此做。这样的信号与榜样教育，孩子如不肆无忌惮破坏社会规训，那是太瞧不起父母的示范教育及给李天一的智商了。
生在一个特权盛行的国家，自己有很大的名声，使得李、梦二人教育孩子时觉得不搞教权，就好像过期作废一样。这样的想法与日常教子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使得他们并不关心孩子的内在想法，只想通过攀比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诸种物欲。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在炫耀性的物欲上，只要孩子想要的就尽量满足。看上去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其实这是坑孩子不利他成长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我并不认为李、梦二人要故意坑害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所作所为，却不避免地把孩子往坑害的道路上赶。
人类由于脑容量及语言的特别发达，使得人类养育成人至少要十八年以上的持续与重复付出，才能获得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持续与重复付出的，一般说来，不缺的是作为人的爱之本能。因为爱的本能，并非人所独有，很多动物都有。但爱得有方法有理智，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养育行为最繁难的事是，你得长年累月地重复许多相同的动作、行为以及语言，这使没有耐心的父母抓狂，就会采取特别顺手的办法来满足孩子的欲望，哪怕这欲望看上去很离谱。因为他想偷懒，不想付出太多，更不想有效有质量的陪伴，只尽量能把孩子搞定摆平就好，仿佛一下子就从养育孩子的困境里解脱了出来。可以说，没有经过耐心焠炼过的爱，不拿出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有效陪伴的爱，本质上就有可能走向爱的反面。
不停满足孩子外在物欲的父母，是不耐养育孩子中的重复，及所需时间与精力看上去的没完没了。这其实不是真爱孩子，因为他们舍不得花时间，不注重滋养得很慢的精神成长，像李天一这种就是典型的放纵型溺爱。放纵型溺爱的孩子不仅有反社会化倾向，而且对父母在骨子里并不亲近。而且过于满足孩子放纵的物欲，却使其精神贫脊的行为，长大了，孩子特能感受其父母对他爱的偷工减料。
事实上，这种放纵的所谓的爱之方式，最终会使孩子在骨子里对父母产生一种疏离乃至一种痛恨感，尤其是在他因父母的不当养育行为，而坐牢且付出很大代价后，这就会形成父母与孩子持续的连锁性互坑。
溺爱好像与界限没有关系，其实这有非常大的关系。事实上，房子这种不动产、车子这种大宗耐用型消费品，不属于父母应该代为孩子解决的范畴。父母的责任在于正确的养育，而不在于包办他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取的东西。
与放纵溺爱的李天一相对的就是刘德华女粉丝杨丽娟，在家中所受到的包办型溺爱。杨丽娟疯狂喜欢刘德华的影视及歌曲，因此她并不富有的父母，不惜卖掉房子来满足杨丽娟去看刘德华的演出。当一件事所付出的代价超出自己的承受力时，父母却没有理性的拒绝能力，这本身就说明父母自身在心理上的不成熟与毛病，是一种没有控制力的儿童状态。这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幼态延续”，而是其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伤害的一种“遗传”性持续。
原生家庭看上去很复杂，但简单地说，就是你童年被养育的方式，决定着你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我因讲《家庭教育五讲》很多次，接触很多案例。比如一位朋友自己从小不被重视，父母重男轻女，她现在对儿子的任何要求都十分重视。注重儿子的要求，本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界线在哪里？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小时缺少物质的父母，一旦自己富有了，不少倾向于找补，无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孩子。
这种找补机制，也在这位朋友身上发生，将自己受歧视受忽略的经历，反向放在孩子身上来伤害孩子，那就是过度关注，尽量乃至无限满足孩子，心怕孩子伤心。其实这种过度关注孩子，把孩子当成家庭中心的做法——其实家庭关系的中心应该是夫妻——实足以贻害无穷，最终可能切断他的求知欲、折损他飞翔的翅膀。
最后请让我化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被坑的中国家庭有不少相似性，不被坑的中国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前者的出现，有着来源广泛的家庭互坑模式作为内里。
——9月2日至3日初写，12日续写，即日订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