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戈阳。图片来自网络。）
刘再复：四位辞国长者的漂流悲歌 (二)
—— 戈阳：老革命大姐的新流程
一
戈阳大姐逝世整整五周年了。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她离开人间，那之后一个星期里，我一直沉浸在对她的缅怀中。但我没有写文章，想到对她的悼念文字无处发表，我会对这个世界更加绝望。今天我觉得可以写了。因为香港三联准备出版我的《师友纪事》增补本，文章可以放在集子中，不用祈求其他报刊。大陆的报刊至今认定戈阳大姐是有问题的人物。不仅没有权势，而且“有问题”，谁会去理会这种没有“用”的逝者呢?
出国之后，我决心远离政治，把全付心力都投入文学之中。但是，仍然牵挂着几个曾经关怀过我、而我也尊敬他们的老人，和我一样漂泊到北美大地上的几乎比我大一辈的思想者与知识人。这三个人是千家驹、赵复三和戈阳大姐。赵复三是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今年他已八十九岁了，前几年我写过〈捨身外 守身内〉的文章，以寄托自己的敬意。千家驹先生则去世十几年了。他逝世时我写了〈最后的唐·吉诃德〉的悼念文章。唯有戈阳大姐，我想说的话一直未能诉说。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在我心目中，戈阳大姐始终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老革命大姐，一个我刚刚出生(1941年)她就走到延安的老共产党人，一个为中国进步和为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志士与战士。但我对她的敬意不是因为她的“革命资历”，而是她敢于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勇敢直言，八十年代她主编的《新观察》，我几乎每期都读，每期都让我感受到刊物所宣扬的主题：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不要讳言当初争取的基本价值。尽管后来我也成了《新观察》的作者，但从未和她交往过。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八年，记得她好像即将退休，《新观察》好像即将更换主编。于是，她就请邵燕祥兄约我到她家里(北京虎坊路甲15号)见面并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那一天，我记得她口中有两个最积极的词汇，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黎澍”。我偏偏正是这两个人的崇拜者。用今天的语言表述，是这两个人的“粉丝”，胡耀邦是公众的偶像，虽不用多加解释，但戈阳大姐夸他是“中国共产党中最单纯、最热情、最高尚的领袖人物”，这一评语却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中。能衷心爱戴胡耀邦的人都让我感到亲切。至于戈阳大姐为什么如此夸奖黎澍，我还不完全明白。但我生活在社会科学院之中，曾听到黎澍的许多故事，也读过他的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尤其是在少年时代(是读中学时还是读大学时，忘了)还读过他所写的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这篇给我启蒙、给我热血沸腾的文章，却遭受到批判。戈阳大姐似乎与他同事过，她夸奖的口吻也是大姐的口吻，她说：“黎澍这个人很有学问，但永远像个大孩子，天真得要命，也爱才如命，为了那个右派才子沈元，自己被斗被折磨得半死。”戈阳大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正直，一副战士的心肠，说话很有底气。
后来我才知道，她所以有“底气”，原来她是“老革命”。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她就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早就是“党的记者”、“党的编辑”，早就是新华社苏北分社社长、华中分社副主任、山东《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一九四九年我刚踏进小学的大门不久，她已穿着军装和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进入上海，身份已是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第二年(1950年)便出任《新观察》杂志主编。一直当到一九八八年为止。也就是说，一九八八年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已革命了将近五十年。她才是真正的“革命记者”、“革命新闻工作者”哩!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戈阳大姐还是个作家，她出版过小说《王进忠的故事》，散文集《向新的高潮前进》，可是我只读过她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的《苏北敌后生活散记》，所以她在我眼里一直是“老革命”而非老作家。
“老革命”总是最关心社会，最不满时弊，于是，这个老革命大姐，在革命胜利后便当了两次“反革命”。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当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四月，她在北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召开讨论“胡耀邦逝世”，并把座谈会的发言发表于《世界经济导报》上，最终遭到陈希同的点名，也导致她流亡到美国。
二
出国后，我一直牵挂着她。我知道她比我母亲还老(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而她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凭资格，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好好当她的文艺官僚，享受种种荣耀。但是她天生正直，嫉恶如仇，结果老是与时代不相宜。在北美的流亡者中，她应是年事最高的一个了。这样的人，值得我尊敬。除此之外，我还想把风波中收到的一千美元无名款寄给她。这一千美元，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寄的。但确知，那是在我从美国返回北京这一风云变幻的月份(五月至六月)中，有人从美国寄来给我的。投寄者信赖我，说这是海外爱国者们筹集的钱，让我转给应当支援的人。我因事出突然，加上惨案很快发生，所以我没有完成匿名投寄者的心愿。但我又明白，这点钱我个人是绝对不可以动的，只能用于中国的光明事业。于是，我把这一千美元“捏”着，像捏着一把火。让它和我一起漂泊到香港、巴黎、芝加哥，最后漂泊到落基山下。在Colorado大学的校园里，我几次想到该把钱交给谁?最后我想到应当交给戈阳大姐。她是流亡者年事最高的老人，仅仅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找到戈阳大姐的电话与地址后，我把钱汇给她。她正需要一台陪伴的电脑，所以就接受了，而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
再复老友：
钱早就收到，先是不知如何用法更好。后来是把你的电话丢了。打了好几个都不对，只好不打。如有机会再告诉我一次吧!也许是因为老了的缘故，最近经常丢电话号码。
我最近已经武装起来，搞了现代化，买了一套Computer自己干。你寄来的钱，我就作了这个用场。
既然在美国，我想就得学英文，也许是着迷吧，最近连中文的东西都不大写了，除了日记。八十岁学吹鼓手，反正学到哪儿算哪儿，就这样用英文写起自己的故事来了。我的老师是位美国人，给我鼓励很大，人老了像小孩子，戴过几个高帽子也就当真的了。当然我还是比较现实，自知时间已经不多，因而也就更要抓紧。这才真正叫做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哩!
谢谢你的关心!向老朋友们代问好!向你全家问好!有机会来纽约的话，请先给我打电话。我晚十时睡，希望能在我这里的时间十时前打电话。
致以
美好的问候!
戈阳
6.20.1992
就在收到这封信的两个月后，我果然到了纽约。那是因为剑梅被录取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她先去租房安家，过后我和菲亚、刘莲便去看她。在剑梅狭窄的小寓所里住了两天，我就请老朋友苏仲麟(他在联合国里做翻译)开车，带我到戈阳大姐家。仲麟双手握着方向盘，手里夹着大姐的地址，寻找了两个多小时，果然找到了。那天戈阳大姐见到我和菲亚真是高兴，她竟在台阶上坐下来，把裤筒卷起，告诉我们说，“你看，我把脚用布捆扎得严严实实，这样不会跌倒，也可防感冒。这是年青时在部队行军中学到的功夫。”她还带我们到屋里看新买的Computer，并坐下来操作给我们看。那天的戈阳大姐再次给我“战士”的印象，她没有我那么多忧郁，那么多孤独感，那么多政治阴影。她五岁时就失去母亲，被送到舅父家作养女，从小就习惯于独往独来，只身闯荡天下，后来与大集体穿越生死，穿越战火，穿越政治运动的风烟，又炼就一身胆魄，现在的流亡生活，只不过是在穿越另一种生活方式，一切都很平常。和她见面之后，我觉得像读过一部人生的善本，轻松了很多，也强健得很多。
和她告别之后，我很快就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客座”。一九九四年秋我回到Colorado又常打电话给她，也常寄书寄文章给她。这才觉得她是一个很用功很认真的读书人。她特别赞赏我那篇〈脚踩千秋雪〉的短文，此文以“冬日风光，夏日岁月，春日心情”作结，似乎也正是她的生命状态：习惯冬天的寒冷与夏天的炎热，总是以春天的心境面对生活，不喜欢叹气，更没有怨气。一九九七年来，她在给我的贺年卡上写道：
再复夫妇：
恭贺新禧!
我在《明报》看到你许多文章，还看到你和女儿的对话。我非常高兴，你们能写许多优美的文章，还有你给我寄的书，真感谢啊!
我如今左眼失明，在用一只眼写和读，加上脑力衰退，记忆力差，不能多写了。还好的是两个女儿都来了，都为生活忙哩!
向你的女儿问好。
戈阳
1997.3.21
书写此信时，戈阳大姐已八十一岁而且只有一只眼睛，但她还是照样读，照样写，照样生活。一九九九年，她甚至还到台湾观看“选举”，照样面对时代大课题“观察”与思索。不减从少年时代就点燃起来的政治热情，没有知识人身上常有的“酸甜苦辣”。一九九九年她已八十三岁，还用一只眼睛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再复：
我正巧去中国人权开会，这是一年一度的事。我一年中也就是开了这样一次会，偏偏你来了电话。我想打电话给你，偏找不着，只好写信。
我突然收到一本《明报月刊》，这就猜是谁寄的?猜了一些人，都错了，原来是你寄的。
这本明月，我看了个够，以前也看，不经常，以后要经常读了，谢谢你呵!
你们在那里很久了，习惯了，看起来你还是爱那个地方的。我在纽约，也已经快十年，我想，老了以后，就在这里了，哪儿不是一样?
在这期的月刊里看到李辉写黄苗子和郁风的文章，很亲切。因为我和郁风经常通讯，两个老太婆信还写得很长，很有趣，这也是很少见的。
当然，其他的人，如肖乾，我也十分惦念，但他们在北京，我也就不去打搅了。
再说，我只有一只眼睛，除了电脑，我很少写信。奇怪是今天，居然写信，而且写得清楚。可能是夜间，周围无人的原因吧!
自从九十年代停刊之后，只有在明月上看到你的散文。我爱读，所以有时买。这次我去了一趟台湾，是第一次，看选举的，真不错，两个星期，在店里看到你的书。向你全家问好。
戈阳
1.16夜1999年
我的确给戈阳大姐订了一份《明报月刊》。我知道她最能认真阅读。她主编的《新观察》和“明月”一样，都是用理性的眼睛和平实的良心观察中国、观察世界。她观察得太用功、太投入，以致一只眼睛失明，尽管如此，她的心灵眼睛却总是很明亮。一九九二年我到瑞典看了木偶戏“俄底浦斯王”后，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失明的眼睛更明亮〉。戈阳大姐失明的仅仅是一只肉眼，而心灵的眼睛却永远像明月一样在夜空中闪亮，多年来，这双眼睛也看着我，看着我的良心，看着我的文字，它让我在充满浊流的时代里中不会落入黑暗的深渊。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