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在人大新闻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一点点涟漪。这位湖南出来的调查记者，对学院派讲了一番很不好听的话，就像皇帝新装里那个小孩，说大多数新闻教授们像个鸵鸟一样狗苟蝇营，对业界缺乏共识，对蒙难的记者少有支援，袖手旁观。
很难想象石扉客在京城的讲坛上，将这些违和的话需要多少决心。以他的脾气，大概讲还是要讲的，但一定也鼓了一点勇气吧。他讲的这番话，很能体现一个在南方浸染的传媒人客居京城时的体现，四周都是权威，你却怀揣着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四处打听。
接下来的反应是可以料想的。学院中能够在公共发言上有些底气的，就出来中和这番批评，比如教评论的马少华老师，客客气气，在学界与业界当中左右为难，评也不是，议也不是。更多的学院中人，只怕是不屑的心态更重：反驳石扉客不是给他长脸吗？
而所谓的业界人士，也是差不多的表情，大多数是早已习惯了，甚至莫名惊诧：还有新闻学界？还有迫害记者这回事？另有一些不忿的同业，也都认为石扉客所论不合时宜，图森破。还有号召业界自强的，以为造成压迫的不是外人，而是内人云云。
说到底，石扉客那番不算石破惊天的批评，无非是点到了两个阵营的虚弱与傲慢上。其实，它们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无非就是勇敢的犬儒主义。很多人都在道德上批判犬儒，但很少给它以“同情”：在这么个时代阶段，维持犬儒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
我不赞同很多人讲的，学院与传媒就该泾渭分明。两个本该是上下游的领域，现在成了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很不正常的，而且特别没有是非感。即使传媒再不看，学院再怎么向意识形态的奴隶靠拢，这都不该是它们应该有的关系。不屑、讥讽与是非还是不一样。
如果跳开大陆的这个看似纠缠不清的关系，去看看台湾或香港的媒体，以及它们一直在做的媒体改革运动，就大概知道这边缺了什么。单单以不正常的现实，去衡量一个同样不正常的现象，最后大家都会失去平衡，不说万劫不复，起码连石扉客都驳不倒。
一个总体印象是，台湾、香港与大陆最近数年的媒体变局中，港台新媒体机构的产生，往往对应于精确的问题意识，而且在传媒旧格局之外创造新局面，并且多是由传媒人自发推动。大陆这边，传媒类型的进化几乎停止，从价值观上来说，是终结了的。
在港台新创传媒中，新闻学院与传媒人士的结合相当自然，非常融洽。他们感到有社会问题需要传媒势力，就合作创造，学院的提供自己的知识，业界的以自己的优势参与。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能站到一起面对。没有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它那么自然而然。
大陆的传媒进化，始于市场化媒体，也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倒掉而倒掉。现今的大陆传媒，但凡新创的，大多数是大的技术公司在推动，而且多数是平台性质的——这样导致传媒价值观很容易被消解——大陆的媒体改造，层面越来越低，即使这样也逐渐停顿。
一个逐渐停滞的传媒生命体，对新闻学院的需求是很低的，也会加重新闻学院的内部殖民化，比如更多地向意识形态归顺，更深地进入学术的建制化，开创出一个无需对业界负责的学院生态。而停顿的媒体改造，在一个低水准上进行微量重复建设，也形成了闭环。
曾经在一个包括记者与学院高阶管理者的群里，目睹过这种长期因为低需求而造成的冲突。对于记者个人的苦难，有学院官僚一方面表示同情之理解，一方面暗示记者在这种苦难笼罩下形成了病态人格，需要治疗。石扉客讲出那番话，少不得也会被诊断为“得治”。
弱者寻求意义。唯有深刻认知了现状、并且深刻地丧失了能力的犬儒性格才能应付下来，才能过好这一生。石扉客两岸三地见得多了，少不得艳羡港台的共同体媒改运动，而对身处其间的断裂表达担忧与激愤。意义仅在于，他扔了块小石头下去，证明死水也有微澜。
2015/9/22
背景新闻：
金融时报 | 刘波：记者命运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近日中国媒体人、新浪网副主编沈亚川（以其网名“石扉客”闻名）的一番公开发言，如同投向平静水面的石块，把一个此前公众关注甚少的话题推到了舆论前台——中国新闻学界与新闻业者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次论坛上，“石扉客”在发言时尖锐地批评说，在媒体记者遇到权力打压的关键时刻，新闻界并未给予声援，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中。他还隐含地批评，现在新闻界的学者更关心自身职业发展，而未能与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石扉客”的这番言论得到了不少响应。评论人陈杰人写道，新闻学者甚少为受不公正对待的记者说句公道话，让人感觉新闻学界和业界是两个格格不入的圈子，而法律界和企业界却往往会出现同业者彼此纷起同情与声援的事例。评论人曹林则更直接地描述了两个“圈子”的不和关系：业界觉得学界的研究大而无当，学界则批评业界浮躁肤浅，基本功未扎牢，唯阅读量是图，牺牲新闻品质。
无论如何，“石扉客”等人表达了一种合理的愿望：中国新闻学界与业界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期许，以及共同的社会目标，声气相求，彼此支援。不过，形成价值观与命运的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学界不可以以一种“诤友”的姿态批评业界——无论是从媒体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操作方式的角度。来自专业研究者的批评，本身有助于新闻业的成熟与进步。技术方面的批评与道义方面的声援，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一个方面做得更多，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方面做的就会变少。在很多时候，“挑剔”新闻业者，本身就是学者的职责所在。
但是，“石扉客”发言的合理之处是其核心诉求，即新闻学界要多为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身陷囹圄的记者主动挺身而出，以学者的身份，为记者的正当报道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与道义支持，对损害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钳制、扭曲行为加以谴责。放在当前的现实情势下，这显然有极大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于管制的强化，中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高素质人才尤其是优秀调查记者纷纷转行、流失，而媒体与记者的命运，又未引起全社会充足的同情与关怀。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的不睦，反倒像是无足轻重的“茶杯里的风暴”。
在记者生存状况恶化的当下，新闻业界必然希望得到更多外部声援，而作为自身的“近亲属”，新闻学界会成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求援对象，就像即将溺水之人，会拼命地攀求最近在手边的稻草，虽然他们也明白这未必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从此意义而言，“石扉客”的发言，更多是对新闻界获取普遍社会声援的一种吁求，只是以在学界听来比较刺耳的方式提出而已，学界更应以同情心、理解心看待之。
作为比照，“石扉客”等人举出了法律界存在职业共同体的例子，认为中国那些受打压的律师会受到业界、学界同行的普遍支援，然而，这或许是出于对新闻界现状的忧虑和失望，而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法学界的“团结”与凝聚力。事实上，中国的法律界也有很多不问公共事务，只耕好自身的“一亩三分地”的律师与学者，更不用说法官和检察官了。同时，对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中国法治的未来，法学界的共识也在趋于减退。只是法律界相对于新闻界体量更大，故而给人造成一种敢于发言者比例更高的印象。新闻界虽也有少数直言者，但势单力孤，或者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发声，遂给人一种万马齐喑的印象。
更何况，所谓的职业共同体的出现，必然要以开放社会作为前提，因为职业人士共同体的实质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企业和普通公民的社会中间组织，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它不可能存在于有严密权力控制、阻止中间组织发育的社会中，即使有一定的萌芽，即使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表现出再大的势头，也始终不是独立自治的团体，很可能在即使是轻微的政府风浪冲击下便土崩瓦解。
但“石扉客”的言论体现出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拥有专业知识与思维、表达能力的优秀分子，或是出于对潜在后果的恐惧，或是基于某种犬儒心理，越来越不愿在公共议题上发声，从而使一些勇敢的行动者、冒险者处于孤立无援状态，被迫屈服或撤离。人们期待知识分子至少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负起某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应转化为一种强迫，但却的确是当前社会所必需的。
不过，新闻学者在一些关键场合的缺席，与中国新闻学的现状或许也不无关系。中国过去教授的是与现代传播规律严重脱节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现在即使引入一些西方式的教材或理论，其内容也往往是以一个已经确立了言论自由的社会为考察对象，而不涉及转型社会中的记者权利确立问题，从而与中国社会现实脱节。那么，无论是潜心研究哪种理论的学者，都可能在声援记者的问题上失语，因为这种意见表达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其实在“石扉客”等人推崇的法学界也何尝不是如此？敢于并且能够以有力的方式发声，从而推动社会开放与进步的法律人，并不一定在专业学术方面更有造诣，但必定是最具有公共关怀的人。他们运用的不一定只是法律知识，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综合知识，更有敏锐而诚挚的心灵。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需要更多的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限于特定的学科。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唤醒大众的公共意识，塑造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固然，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中国新闻从业者都奉为纯洁无暇的模范，事实上体制造成的许多问题，如腐败、失职等，在困扰着社会的同时，也在困扰着新闻界，但是在当下，那些非因违法犯罪或违反职业伦理等原因而遭到压制的记者，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声援，而不仅仅是新闻界或法律界。只有普通公众也能建立一种确信：新闻自由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因为独立的媒体是政府廉洁与信息透明等的重要保证，从而更习惯性地关心记者的命运，对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跟着一些权势者系统性地丑化、歧视记者，记者的权益才会得到保障，一种更自由、公正的社会才有望出现。也只有在更大的自由状态中，真正的而非自说自话的职业共同体才有望成形，并反过来成为自由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