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等于公民（通过选票） 的选择。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
中共的历史合法性，是被毛泽东一步步破坏的，邓小平只是在生活与生产领域有一定的修复，人民一日没有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公民一日没有真正的选票，当政党就没有一日的合法性。
王岐山让中共合法性问题脱敏
为期3天的“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9月9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多达60位中国国（境）外的前政要及知名学者面前，王岐山提到了一个对中共而言堪称敏感的话题——中共执政合法性。
王岐山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要兑现承诺，执政党必须对自身严格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
尽管官方背景的“学习大国”对王岐山讲话作了独家解读，譬如，解读之时不忘提醒读者，王岐山所言的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政治层面，与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是不同的。政治层面上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指当政者的正当性，中共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共打下了江山，因此有了正当性，也就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讲话，除了让“中共合法性”这一话题脱敏，主体内容并无新意，仍然停留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里，这样的逻辑在党内或其控制的官场也许可以自圆其说，却与当代政治常识与社会逻辑相悖反。
王岐山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其一，这次会议名之为“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官方背景的微博“学习大国”的解释是，这样的对话意味着中共的开放性。
在我看来，如果中共与世界有代表性的其它国家的当政党公开对话，并公开会议发言或对话内容，我相信这会是中共开放性的第一步，但中共纪委书记与有关中共部门物色的一些国际友人，假装成中共与世界对话，这样的会议是对话不如说是在演戏。
中共领导人或王岐山书记也许不懂得什么叫开会，什么叫对话，什么叫做报告。记得上次王岐山书记在清华与福山等知名学者对话，实则是王岐山先生在做报告或讲演，其它人象征性的针对他的讲演发表一点看法，因为王岐山先生还有一份当年的学者情怀，所以愿意与学者进行所谓的“对话”，但由于王岐山位居中常委之位，所以参会者实则是听了王岐山书记的一场报告；这次所谓的对话还是一样，王岐山书记继续演绎一遍中共自说自话的党国逻辑，完全见不到其它人与之对话的内容，参会人员只是扮演了代表“全世界”的对话嘉宾，集体合作表演了一次中共与世界的对话的行为艺术。
其二：中共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历史与人民的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权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天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与此“天命论”相对应的还有天谴论，以及皇帝的罪已诏。无形的天，被赋予人格神的力量，不仅主管着人间生老病死，而会操持朝代更替。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再相信天意或老天爷对朝代更替的主宰，于是创造了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按照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这一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历史与人民的主体性如何体现？按照中共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与人民选择了大秦，还选择了唐宋元明清，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与黄炎培就谈到过，毛泽东当时的说法是，要摆脱这种朝代兴亡的周期律，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中共在延安还有过用黄豆当选票，选举地方政府官员的民主实践），而对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的认同与倡导，延安时代就有车载斗量的文章发表，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里，可以较完整地看到（有趣的是，中共中宣部却封杀了这本自己当年的声音，历史的承诺因此可以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方式，让公众忘却）。
人民的民主，通过选票或普选方式，产生领导人，这是普世民主，后来，中共通过所谓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党领导一切，通过中组部选拔领导干部，将民主转变为党主，党领导民主，本质是党主导一切。党管干部，党管经济，党管文化教育，党管社会，中共承诺的民主联合政府、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模式被一步步转换成一党极权政制，中共通过枪杆子，使历史与人民不可能进行现实的政治选择，党领导一切，连历史与人民都改由中共来主导。
其三：毛泽东有计划地破坏了中共应有或可以有的合法性，即便在传统皇权时代，皇帝打下天下之后，就由天道合法性，转入人道合法性，天道合法性，就是丛林法则，靠实力打出自己的天下，而人道的合法性，就是顺从民意，让民休养生息，尊重民意以顺应天意。
而当代政治的合法性，则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之后，实现宪政，还权于民。 1945年4月22日延安中共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说得非常清楚，中共不搞一党专政：
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关于军队的国家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有具体论述：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
而关于人民的统一，毛泽东并没有强调当政党的领导，而是强调“自由”、“政治民主”对统一人民的价值基础：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中共在延安时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普世价值追求如出一辙。有人说，这是毛氏骗局，用欺骗的方式，谋取当时知识分子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视其为政治欺骗，整个中国知识界或中国人民只能自认上当，并承受相应的灾难。
但我们如果将其看成历史的承诺呢？王岐山说，执政党的历史承诺是其政治使命，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当时人心向背，是根据中共的政治价值追求，就像中国有权要求日本侵略者道歉一样，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中共兑现历史的承诺。这历史的承诺，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里写得清楚明白。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背弃了自己庄严承诺，先是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然后就是打击各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没收或国有化各种商业资本，将农民土地公社化集体化，变相成为国有土地，将联合政府变成党的政府之后，又将党的天下，变成毛的天下，全国人民与军队，只热爱与效忠毛泽东。毛泽东一步步破坏了中共的历史合法性。
如果毛泽东按自己的延安承诺，建政后实现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化，言论结社信仰自由化，以及联合政府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宪政化），中国在当时就已然进入准宪政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秦以降的中国史，没有很好重建合法性的，一是秦朝，得天下之后，没有还民以休养生息，其治不过二世；其次就是元朝，将汉人、南人贬为三四等国民，打天下统治天下者一直将自己视同征服者，国族和解与文化精神统一性，一直没有完成；与秦相对应的是汉朝，尽管汉初统治集团内也是刀光剑影血色宫廷，但黄老之治、与民休息，使其统治具备历史的合法性，与元对应的是清，大清尽管也有八旗制度，但对汉传统文化的尊崇，追求道义之治，包括族群和解，仍然有其可称道之处。
中共政权在毛泽东治下，继承的是秦、元之治，打天下之后坐天下，坐天下，乱天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无休止的迫害与专政镇压，天道的合法性，没有在和平时代转化到人道的合法性，毛泽东之乱，直到邓小平时代才重建了生活与生产、市场领域的秩序，但邓小平一直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直没有重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王岐山等中共精英们应该清楚，当代政治的合法性与传统统治的合法性不可同日而语，中共政权建政至今，甚至连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标准都没有达到。传统王朝打天下符合天道，治天下，却转型到人道，当官为民做主，即为民主持正义，统治者与百姓共同遵守共同的道德标准，即仁义礼智信，当天下出现大的灾难（主要是自然灾难或异像），最高统治者会下罪已诏，反省自己的罪责。
中共从毛泽东当政以来，一直超越于法律与道德之上，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毛泽东走下了神坛，但中共没有走下神坛，一个没有走下神坛的当政党，怎么可能会有当代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
人民与历史的选择，代替不了现实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一个宏大概念，人民只有手持选票，成为国家公民，选举自己的人大代表或议员，通过真正的民意代表，选举各级领导人，将历史的选择，转化为每四年或五年一次的现实的选择，中共才有可能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台湾国民党现在拥有执政党地位，不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结果，而是公民与现实选择的结果，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是重建合法性的结果。
在谈到中共合法性之时，王岐山点到了历史与政治承诺这样的话题，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政治舞台上，都要面对自己的历史承诺，兑现或追求实现自己的曾经的政治承诺，也体现其政治合法性。中共一时无法兑现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完全可以兑现延安承诺，追求延安价值。
中共的政治合法性重建，必须要做到，天道的合法性，转型到人道的合法性，历史的选择，要转型为现实的选择（每四年或五年有一次大选），人民的选择，转型到公民的选择，专政之治，要转型到宪政之治，即党主社会要转型到民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