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周年．运动创伤 | 在港陆生，无处投递的热爱
运动里凸显的中港对立突然敲醒了他，他从未执著过的“大陆人”身份好像从皮肤底下跳了出来一般，将他标记为“异类”
端传媒记者 Kiki 发自香港 2015-09-26
在港大陆生陈辰。 摄：张百铭/端传媒
“这场运动把我和香港人隔开了。”22岁的湖南男生陈辰说。
今年是陈辰在香港生活的第5年。因为家庭原因，他从小就不停搬家，总是漂来漂去，过去几年才定居香港，逐渐爱上这个城市。2014年香港发生的雨伞运动，在陈辰看来关乎香港的未来，他就这样抱着纯粹的热诚，投入到旺角街头。
但令陈辰始料未及的是，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还有进一步加深的中港矛盾。矛盾起于政治，关乎民生，蔓延至日常生活。陈辰突然发现，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年轻人，当他想要表达对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认同和支持时，要跨越重重障碍。
但在情感上，他舍弃不下香港。“我也可以移民去其他地方，但不想去。”陈辰说，“香港已经成为我生命历程中不可抹却的一部分。”一年过去，他说起那场运动和香港的未来还是忍不住叹气，显得忧心忡忡。
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
“我每次从住的地方往港岛那边眺望，都很难过。”陈辰说。
陈辰住在九龙，与同学合租房子。自去年以来，他从窗边望向海对岸的港岛，常常会想起那曾经汹涌的人潮和香港未知的未来，心里感觉压抑。
5年前，刚刚高考完的他在香港和北京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出生于小公务员家庭，在北京的亲戚对他说，如果他在大陆读大学，毕业后就可以考个公务员，或是进入国企。而他拒绝这种像程式一样预先写好的人生。
和许多来自大陆的学生一样，那时陈辰对香港几乎一无所知。他更想不到，2014年10月，他会坐在旺角街头，卷入一场港人向北京争取民主与普选的运动。
2014年9月，本科刚毕业不久的陈辰初次去了添马公园的罢课现场。他说，自己当时是抱着“见证历史的心态”。
早在高中时期，陈辰就从历史资料中了解了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陈辰印象中，社会运动似乎总是伴随着流血。来港以后他参加过几次纪念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起初觉得很受用，慢慢却觉得，单纯的纪念也改变不了什么。
2014年9月28日，87颗催泪弹在金钟落下，极大加剧了陈辰对运动前景的忧虑。“我有一种历史在眼前闪现的感觉，就像1989年，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后，第2天全世界华人大游行，大家都感觉要胜利了，乃至五一游行也是，可是谁知道后来就变成这样子。”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历史，“有这种前车之鉴，我好像知道运动一定会失败，但是却无能为力”。他非常害怕运动会走向和六四一样的结局，“非常，非常地害怕流血”。
为什么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 陈辰
看着催泪弹落在人群中间的场景，陈辰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他清楚，自己以大陆人的身分去参加这种社会运动，可能有危险。但他还是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10月，他终于还是去了。那时的占领区已经满地帐篷，站在马路中央的义工给了他一个口罩、一条毛巾。从这时起直到运动结束，他时不时留守旺角，零点过后才回家。
10月4日，旺角占领区遭反占领人士冲击，拆台、打人、流血，而在金钟，有传闻说催泪弹和武器弹药进了特首办和政总，陈辰感觉“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一样，就像八九之前的军队调动”。也是在这一天，本有可能的学生与政府对话也被取消。与此同时，又有人传出商人利用占中牟利的阴谋论。陈辰从旺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中，恐惧、压抑、担忧的心情积郁在心中却无处抒发，只好提笔给美国的朋友写信：“事态总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祸不单行。”
为了缓解复杂的情绪，陈辰开始翻找各种与香港有关的资料，试图寻找一种可能的出路。“如果找到的话，为之奋斗50年也未尝不可。”他说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股霾，阴沉沉的，“香港笼罩在一片乌云下”。后来他发现香港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解的”，但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停下来。他去茶餐厅吃饭，食客们个个谈论“占中”；走在街上，眼见“我要真普选”和“占中乱港”的标语和海报针锋相对，无孔不入；电视、报纸、社交网络，满是关于运动现场的消息……大事正在发生，关心香港的他，无处可逃。
在港陆生的圈子里参加运动的人并不太多，他不知道自己能将这些处境和感受说给谁听。家人则一早告诫他，不要掺和这种事，他于是也瞒得辛苦。而本地同学则都在自己圈子里集体行动，随着运动的推进，“香港人”的身份口号越来越响亮。
他这个为香港失眠的大陆人，好像一颗冲上了岸的贝壳，虽然被同一股浪潮推着，日日都共同进退，却还是在无数白沙中显得突兀。他每天沉默地坐在街头，夜晚失眠便起来一遍一遍地重看催泪弹落下的片段，艰难地自我消化。他不断告诉自己，考虑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不如不要再想，“你是救不了人的”。但他停不下来。
每一个毛孔都可以感觉到别人的目光
在雨伞运动之前，陈辰早已融入香港生活。在来香港之前，他从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3年以上。他独自在这座城市度过了18岁到23岁的青春年月。
他粤语讲得流利，熟悉红磡的每一条街道，爱和茶餐厅的老板娘聊天。黄埔街上有一家他最钟意的二手漫画店，里面的收藏比他在大陆看到的任何一家都多。他参加本地的社会运动，“我认同香港的价值观念。”
陈辰曾经感觉香港很包容他，让他生活没有阻碍。偶尔回到大陆，反而有许多不适应。2014年夏天，陈辰大学毕业，没想过回去，也并不想移民去其他地方，只想找一份工作，安定在这里。他不觉得香港是他的异乡。
在大陆要小心自己的财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 陈辰
但就在他与香港休戚与共的愿望达到峰值的这个夏天，雨伞运动所凸显的中港矛盾甚至中港对立突然敲醒了他，他从未执著过的“大陆人”身份好像从皮肤底下跳了出来一般，将他标记为人群中的“异类”。不知从哪一天起，他感觉在香港要小心翼翼。
“在大陆要小心自己的财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陈辰说。
作为一场港人向北京争取民主的运动，雨伞运动的矛头从一开始就对准了罗湖桥以北，那个管制着整个中国的中央政府。但这一次，来自罗湖桥以北的陈辰，却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北京的对立面。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调转了矛头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营，指向自己出身之处；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呵斥、质问、指责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时，他又感觉自己和这个香港人所不满的庞然大物脱不了干系。
“我毕竟是那里来的。”陈辰说，这场运动让他前所未有地意识到“站队”的迫切性，逼得他每天都必须做出“香港”还是“大陆”的选择，中港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让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中间位。
“这是政治运动，但具体的议题都是本土权益，挤占生存空间等等。”陈辰说。运动期间他在旺角长驻，接触的大多是市民阶层，亚皆老街的麦克风里不时传出本地工人对大陆的不满，包括“升学和移民政策向大陆人倾斜”、“逼香港人喝东江水”、“水货客阻住路”等等。这些比“真普选”更生活化的诉求，与港人对中央政策的诸多不满叠加在一起，使得陈辰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们”与“我们”的清晰对立。
从前在学校，他也见到过内地生被排斥或者发生不好的事就先责怪内地生的情况，但不以为意。当时他从未感觉这些矛盾会让香港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但运动中集中爆发的中港矛盾放大了他的触感，令他“每一个毛孔都可以感觉到别人的目光”。
一方面，他调转了矛头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营，指向自己出身之处；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指责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时，他又感觉自己和这个香港人所不满的庞然大物脱不了干系。
他开始注意，与人交谈绝不讲半句普通话，竭力隐藏自己的广东话口音。所有香港人强调的行为规范如地铁上不能饮食、搭电梯靠右等等，虽然从前他也会遵守，但运动之后就更是绝不会逾越半步。“虽然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外表看起来已经和一个香港人没什么区别，但我还是很警惕他人的目光，觉得他们会看出我是大陆人。”
他还多次想过，自己要是在街头遇上大陆童便溺的事，会怎么处理呢？如果自己住的这一区发生反水货客游行，只要是有大陆口音的人都可能被无差别指骂，那他又该怎么办呢？
在和这座城市愉快地相处了4年多之后，他终于体会到身分印记的难以消除。他切身地体会到，他在哪里出生，带什么口音，原来会如此令身边的人介怀，原来会被轻易地定义，仿佛因为他是大陆人，他就什么都不懂，就会在地铁上吃东西，就会在街头便溺。
和不少参与运动的大陆人一样，陈辰感觉自己明明在心理和行动上都贴近香港，在现实中，却因身分的“原罪”被香港推开。
同样是在街头，我们有什么不同？
这种处在夹缝中的尴尬境地一直延续到陈辰的工作中。
运动结束后，他在香港的一间书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却因中港矛盾在生活中的具体延续而产生巨大压力，一度求助于心理医生。接受采访时，他已经大致恢复，但谈起那段时光仍感觉相当沉重。
他承认自己在运动结束后变得有些“被害妄想”，总觉得同事和上司似乎对他有些“特别”，总是对他强调香港的工作模式与内地不同，觉得他又不懂规矩，又没有经验，做不好工作。他感觉自己作为在港工作的大陆人，好像有抢占生存空间的“原罪”，无论工作中发生什么事都觉得是自己的错。为了证明自己，他连续两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发疯般地努力工作。这为他换来很好的工作成绩，但也令他暴瘦15斤，躁郁、怪诞，甚至产生了轻微的精神分裂。朋友问，“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都不像你了？”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死了”，终于辞掉了这份工作。
陈辰说自己不会因此去责怪什么。“我不会去责怪运动不好，或者运动给我造成的创伤不好，或者同事不好。我只会觉得一件事推导出另一件事，放大了某个部份，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暴露出来。或许暴露的是我自身的负面，也是有可能的。”
他也曾反思过，同样是在街头，自己和身边的香港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他也认同香港人的身份建构，认同占领区强调的核心价值，“但那真是我自己的原动力吗？”他甚至反问自己，“我有时候会怀疑，也许我只是为自己个人的发展而考虑？他们才是真正的为香港考虑？”
2010年，当陈辰跨过深圳湾的时候，他还有些犹疑，不知道自己又会在这个迁徙地停留多久。那时的他走在香港，感觉飘飘然，似乎不是很确信自己在此生活的意义。5年过去，他仍然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在香港，也许只是因为这里“有高楼但没有高墙”。
陈辰依然忧心香港，觉得运动结束之后许多人的热情消退，社会现实却没怎么变。不过他也终于调适心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要在这座与个人命运连结的城市努力生活下去。“大家都看不到出路，都想着逃离时，急躁和绝望的雾气才会笼罩在维港上。”陈辰说，他努力与自己的身份和解，“能出一份力的时候，就要为一个更好的香港出一份力”。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辰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