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版署近日发布十五条虚假新闻及其处理结果，其中认定前南都记者王星采写的某官员身故报道为虚假新闻，并且按照“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判定标准，处以禁业五年的处罚。王星发表个人声明，否定“虚假新闻”的指控及惩罚，得到业内同行附议。
根据王星的声明内容，对该名官员属于自杀身亡还是急病过世，属于操作上的疏漏，是新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与主观故意地制造假新闻，存在根本的区别。旧版署的处罚依据，无法回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现实障碍，似乎也不打算检讨相关条规。
这件事令人想起《新闻记者》杂志2012年十大虚假新闻评选，将经济观察报关于“分拆铁道部”的报道认定为假新闻，同样引发执行记者的愤懑。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分拆”为真，只是在尚未明朗时，报道走在了前头，而且引起权力恼怒及反弹。
为经观报道是否属于假新闻，评委与新闻记者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评委僵化地认为，因为有经观的道歉声明，有铁道部的否认声明，有记者被处罚的事实，因此假新闻的判定成立。记者抗议的，是这种否认新闻生产过程、无视处罚所依据的强权逻辑。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这些年过去，关于虚假新闻的认定，依旧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缺乏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认定程序，以致于在结果出来后，难以服众，除了展现部门傲慢与颟顸，对虚假新闻“一锅端”的自由裁量，已经背离了它所宣称的正当目的。
现有的对所谓“虚假新闻”的认定，其致命缺陷是：无视新闻生产的规律，否认存在着一个不断求证、真相逐渐还原的报道过程。而是将某个未完成的报道从生产流程中孤立出来、强行摘取出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对虚假新闻的认定背离了“新闻”，这是最令人寒心的。
不否认有故意捏造的报道，纯粹出于恶意，但这种东西已经与真正的新闻没有关系。而且，这种类型的假新闻，判断起来并不困难。问题在于，现有的评判标准毫无检讨的自觉，反而是将各种虚假新闻的成因混淆到一起，客观上在维持一种滥用的、无节制的评判权。
在另一方面，随着新闻环境越来越严峻，掌握一手材料的部门变得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澄清事实的责任，令真相湮没在封锁中。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正常的新闻求证程序造成了挑战，频繁伤害事实与真相。虚假新闻的评定，对此采取了冷酷的态度。
无论是不加甄别地对待虚假新闻的生成原因，还是不尊重新闻生产规律，抑或将虚假新闻与未完成的新闻搅和在一起惩罚，看似是偷懒，也有人善意地理解是评判者的能力不足，但实际上确立了对新闻生产予取予夺的杀威棒，这近似于故意追求某种强权震慑。
回到王星的报道上，官员身亡的原因处在黑匣子里，只要部门不发声，它就一直处于盲区。一旦记者遵循新闻规律去报道，就会因信息不对称掉进“陷阱”，而且无处申冤，直到被“虚假新闻”盖棺定论。过宽的自由裁定，以及部门对真相的垄断，构成了记者严酷的职业风险。
一边是新闻报道异常艰难的求证过程，一边是与羸弱的、覆盖范围极广的评定依据不对称的行业行政惩罚，记者要如何选？王星这样的记者选择前者，那就很可能遭遇后者。更多的记者会放弃报道，避开风险。虚假新闻的评定，建立起劣币驱赶良币的扭曲逻辑。
虚假新闻当然要治理，但在治理前需要做好多工作，比如解决虚假新闻的准确定义，分清楚虚假“结果”的成因，让贫瘠的认定依据变得扎实，尤其在松散的行业依据与严厉的行政处罚之间建立合法性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检讨作为起点，虚假新闻的认定本身也会变得虚假。
201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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