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18处爆炸，10人死亡，50多人受伤。发生在广西柳城的连环爆炸案，是令人震惊的罕见大案。中共当局迅速控制舆论，禁止媒体深入报道，仅允许官方渠道轻描淡写。来自官方不同渠道的消息，先称犯罪嫌疑人韦银勇已被抓捕，再称他供述自制61个炸药包，然后称他已被炸死在现场。
从单方发布消息、禁止证实的媒体伦理，官方信息的前后矛盾，以及官方媒体的信用记录看，人们完全有理由拒绝相信它的任何一句话。然而，出于知情的需求，大家也只能反复咀嚼官方消息，从中了解事态，分析原因。官方最新的消息中，称爆炸原因已经“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韦银勇因采石生产与附近村民、相关单位产生矛盾而制造这起案件”。
爆炸还没结束的时候，官方就匆忙宣布，案件与暴力恐怖无关。它似乎想要说明，这不代表社会普遍性问题，只是一起个人纠纷而已——很显然，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它用“相关单位”替代了“政府部门”。然而，假如事实真的如此，它并不想官方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
“依法维权”的绝望之旅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与其他人或者机构产生纠纷时，他应该通过什么渠道解决呢？当然是法院。中国政府还提供了一个越俎代庖的方案，那就是上访。绝大多数像韦银勇这样觉得自己饱含冤屈的人，不是在争取法院的立案、等待法院的判决，就是在上访的途中。甚至可以说，在庞大的上访队伍中，比韦银勇更冤屈的人比比皆是。
尽管存在个体选择的差异，不是每一个绝望者都会制造炸弹，但是绝大多数人走上诉讼和上访之路，也并非偶然的原因。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社会非常压抑，底层的不满没有出路。邓小平“南巡”掀起经济狂潮，尽管转移了部分情绪，但是社会秩序问题没有解决。1995年前后，江泽民听从一些学者建议，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随后把它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国家宪法，开始了以法律秩序忽悠民众的历史。
就在那个阶段，“依法维权”成为一个明晰的策略，由律师、学者和媒体传递给民众。无论多大的冤情，律师都会尽力说服当事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有时法院拒绝立案，或者判决荒谬绝伦，律师也会和当事人一起表达抗议，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揭竿而起，以暴易暴，而是回到法律的框架之内。
信访是通过行政渠道解决问题，它被认为与司法独立背道而驰。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法律，鼓励人们通过申诉、协商和调解的途径解决纠纷。聪明的民众知道，领导的话比法官的判决更管用，因此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信访上。
从单纯走向疯狂
很多访民长期受到非人的虐待，他们被驱赶、被绑架、被关进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他们耗费的家财、时间和生命，足以制造千百倍于韦银勇的炸弹。与此同时，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也受尽挫折和屈辱。但是，无论访民、诉讼者还是维权律师，他们仍然相信或者坚持选择公力救济，拒绝非法的私力救济。真可谓“法律虐我千百遍，我待法律如初恋”。
他们的坚持揭示了中共“依法治国”的骗局。从一开始，中共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内。依法治国必然以人身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为前提，那就意味着公权力要受到监督。学者们试图说服中共高层，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但是中共心知肚明，真要依法治国，腐败透顶的该党可能立即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访民、诉讼者和维权律师仍在苦苦撑持的时候，中共自己倒不耐烦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粗暴地对待一切形式的申诉，甚至大量抓捕维权律师。这无异于赤裸裸地宣称：别再跟我讲什么法律，这里只有最原始的丛林法则。
习近平上月访美期间，遭遇到来自中国的访民拦车喊冤。有访民趁特警不备，猛冲过去，将身体滚进习近平的车轮下面，冒死将他截停，仍然未得面见。这惊险一幕，让人想起1970年蒋经国访问纽约时的遇刺经历。习近平应该感谢访民，他们宁可让车轮压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拿子弹对准他的脑袋。
但是，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11年，江西抚州人钱明奇在上访十年无果，多次表达被逼无奈将采用暴力行动，非但没有受到重视还遭致政府官员嘲笑，终于炸毁三处政府办公地点。从网民搜索出来的资讯看，韦银勇也进行了类似上访的努力，同样遭到政府官员的粗暴对待。但是，他比钱明奇更早地陷入绝望境地，起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据称韦银勇在社交媒体吁告：“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希望中国社会及早改变，不要让这句话成为大多数访民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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