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长假，似乎都是国人素质的大曝光。小孩街头拉屎现象已经从香港移到了伦敦，而老人碰瓷、年轻人随意殴打店员也在450万占领日本的大军中蔚为可观，至于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之类寻常恶习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标签了。这很容易让人痛心“礼仪之邦不复”。关于美德价值观等教育口号各处张榜，俨然“新生活运动”再现。然并卵。还是回到问题本身，谈谈素质背后的教养问题。

这几年，与这些陋习有关的教养欠缺，早已是微信上的常见话题，除了对层出不穷“碰瓷”事件的声讨，还有“最后民国淑女”、培养贵族要几代之类的心灵鸡汤。之所以称其鸡汤，是因为当下充满暴戾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冲突中，奢谈教养似乎很不政治正确，类似于 “民主素质先决论”。特别的，在所有人群中，以年轻的社会行动者——比如青年女权行动派们，对教养二字尤其反感。在她们眼中，教养便意味着规训，如“女德”一般，意味着男权社会的压迫性秩序，除了彻底推翻并无其他选项。事实上，她们在无论私下或者公开辩论，还是日常行为模式中，也多拒绝所谓教养。或者动辄恶言相向不同意见者，或者热衷各种公共曝光博取眼球，也常常不择手段攫取男性资源为己所用，为了反男权而宁愿变成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果作为政客，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反教养的态度往往深刻影响着运动伦理。

的确，教养本身，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阶级性。教养，字面意思是父母教育，即家教，从餐桌礼仪到睡前讲故事。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教养与社会阶级紧密相关，社会阶级也就是有着相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群对教养的影响远远超过家庭本身。例如，在古希腊，教养和公民素质紧密相连，指的是人在公共场合应当表现出足够的尊严、得体和交流能力。教养这一社会化过程就等同于民主养成，只是，这种教养局限于“公民阶级”，区别于奴隶阶级和异族。在古罗马时代，离开了城邦民主，教养开始变得只为贵族所有，贵族们必须从小学习希腊语甚至北方异族的语言以及大量哲学课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中叶，这一传统难以为继，罗马文化全面粗鄙化，文化堕落和罗马衰亡几乎同时开始了。直到中世纪后期的14-15世纪，欧洲贵族之间还有着动辄决斗的暴力传统，约26%的贵族死亡都与决斗有关。只有在各国王室下令禁止后，斗殴成为贫民和中小阶级的专利，教养才突然间变得似乎成为贵族的代名词了。但是，真正的教养时代则是到了资产阶级兴起，绅士转而成为教养的代表，一个较贵族更为庞大的社会阶级，包括了新兴资产阶级，教养与阶级社会及其道德化，也就是黑格尔所论的市民社会，便紧密相关了。教养成为资产阶级表达自己、维护权益以及进行阶级再生产的社会结构。

不过，从19世纪中期以降，虽然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阶级差异逐渐缩小，特别是到战后，普遍富裕、福利国家、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进一步消弭了阶级差异，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的教养差异，无论口音服装，还是行为举止，都高度相似，教养的阶级差异似乎不再有意义了。但是，根据Melvin Kohn长时段的经典研究，社会阶级对教养的影响并没有消除，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更遵守权威和更反叛、独立方面，也就是说，底层与工人阶级家庭的教养，更偏重服从，塑造着权威性人格，而中产阶级的教养则更多地鼓励独立思考，后者更容易产生反叛。这可以解释战后的社会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子女的阶级反叛，与战前迥然不同。换句话说，反叛，即指向自身阶级以及自身阶级所嵌入的威权制度，构成了战后社运的主旋律，而非单纯的阶级反抗。后者意味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在战前的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运动和革命中是主流，其时的动员者尽管也是来自精英阶级，却只是少数的运动领导者，而非动员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仔细区分反叛与反抗。

比如那些青年女权行动派们，自认为享受计划生育政策利益和高考扩招机会、得以从底层阶级上升并完成高等教育而跻身中产门槛，就很容易在反抗男权——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将反抗无限扩大至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如诚实、忠诚和自由生育及抚养后代等。殊不知，她们只是从底层经验出发反抗一个较高阶级，以底层的粗鄙方式进行反抗，并无多少创造性。毕竟，她们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行为艺术或者抗争剧目都来自抄袭，因为她们的反抗而非自我阶级反叛，而难以建立起真正的反思或批判，然后导向创造。更难以将反抗溯及阶级制度的背后，也就是父权国家，因而极易被实质为国家主义的新左所蛊惑，以为与劳工运动的结合便能消弭自身的抗争软弱性，一种为街头艺术所炫目的伪激进主义。

因为，继续深究，相对Kohn的研究，中国的社会阶级和教养关系以及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有着两方面的重大差异。一方面，历史主义地说，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并不算一个“教养社会”。当传统教养如朱子家训代表的乡绅士大夫阶层被现代革命完全消灭，一个新的讲究教养的社会阶级迄今凡66年也未形成，无论哪个阶级。革命者后代们的教养水平并不比底层阶级好多少，而所谓普遍的服从也许只是表象，与教养无关，关乎强制无所不在，关乎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彻底，关乎1970年代逐渐形成的“单位”权力，关乎198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下制造的“小皇帝”们的放纵和自私主义泛滥。结果，迄今为止，由于数代人教养的缺失，中国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规训”社会：法律规范的崇高性和严格性并未得到普遍承认，遑论进入日常生活；道德的崩塌自不用多言；卫生的训练和纪律的养成，也在退化；个人行止和修养，混乱不堪，并无一个可观察到的社会标准，或者阶级分野。这是我们看到各种社会乱象的重要根源，无论境外旅游的国人表现，还是境内的日常生活。

这一背景下，谈教养便有其特殊意义，并非简单地指向诸如新兴中产阶级的再生产，而是强调通过主动的自我规训建立起新的伦理，新的共同体，作为一种反叛。例如，为拒绝整齐划一的国民教育，而涌现的许多自创民间学校和教会学校，许多知识分子母亲开始放弃工作专心家庭教育。尤其后一点，最近常为一些女权主义者抨击，被认为是保守的家庭回归。而在通过自我规训重建教养的意义上，这样的努力可能才是社会的重建，最为积极的努力。还有成人后个人化的努力，从长跑到健身瑜伽，到素食主义或者拒绝秋裤运动，到每日男刮胡子、女剃腋毛、保持个人清洁这样简单的日常卫生养成，都是个体教养缺失、对散漫无规训社会的抵抗，朝向一个新社会阶级的重塑，打破既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隔离。而我们每日面对的这么一个无规训、野蛮丛林的社会，也许正是威权主义的父权家长制赖以维系、甚至更乐于懒惰地从历史合法性寻找其基础的基础，即轻易诉诸所谓民众的素质问题，和当局管制的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相反，也与近年来新左派们痛心疾首工人阶级的消失而致力于新农民工的“新工人阶级”的构建运动不同，阶级这个概念，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无意义。这里既有福利国家体制建立之后的长期趋势，传统的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关系被打破，代之以再分配为主导的超阶级关系。中国前三十年的运动打破了旧阶级体系，构建了一个只有干部和群众的社会结构，最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则在两者之间创造了新的中产阶级。但是即使这一新兴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社会阶级，而更接近齐泽克意义上的“逃逸阶级”。 即，阶级是逃逸的，从旧的阶级结构中逸出，包括他们仅有的残存阶级符号，既不拥有政治代表，也不在再分配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后工业化社会的情形居然早早地适于描述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包括有车有房有高收入职业和温馨家庭生活的所谓新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力，或者社区管理的参与权力，甚至从所谓户口到生育的权力。他们只是幸运地脱离了底层阶级生活，在成功梦想或者创业鸡汤中的幸存者，侥幸地暂时避开直接的制度压力。那些年轻女权主义者同样如此，她们或他们都不过是逃逸者。

更重要的，这样一种超越阶级的集体逃逸，从屌丝到杀马特，从女权到新中产，都在在打破了既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隔离，再无从以阶级为单位进行动员，只能涌向唯一存留的公共空间。也意味着，反之，任何以继续阶级为动员的运动，无论新工人阶级运动，还是女性阶级运动（假设社会按性别抽象为男性－霸权和女性－受压迫两个阶级），都难逃阶级－国家框架下的吸收，理论上当然既包括社会民主的合作也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利用。

那么，教养，特别是新的社会阶级所形成的自我规训，在这一未来愿景下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在逃逸的短暂自由中获得认同和重新集结的能力。届时，最有教养者，即克制、理性、勇敢、忠诚的公民，或许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