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网络中国”蔚然成风。网民数量2001年只占总人口3%，如今早已成倍递增，并打破原本地区差异，改变了中国面貌。
互联网的崛起和普及让民众更容易发声，极大刺激社会多元化发展。如今，民众凭借网络能更有效地串联和行动。这种状况也推动政府的“响应力”发生巨大变化。
在一份即将刊登在《当代中国》杂志的学术研究中，学者根据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评估政府响应力。研究发现，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占比较高的省份，财政资金投入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比例更多，投入固定资产的比例则显著降低。
这种情形是否说明信息技术让支出更符合民意呢？
互联网、集体行动威胁与政府响应
威权体制下，政府是否回应民意，取决于民众对政府的压力。一旦民众联合行动并向政府施压，政府就会做回应。当“维稳压倒一切”时，地方官员不敢丝毫懈怠，当然会全力稳定社会秩序。
民众是否愿意采取集体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是否同样行动。参与人数达到一定阈值时，法不责众的心理占上风，参与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自然促成集体行动。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途径往往受官方操控，无法真实反映民众诉求，导致民众很难串联并达到触发集体行动所需人数。政府只需震慑少数“挑头者”，不需要回应民众诉求。
互联网时代，民众表达意愿成本降低，预测他人行动意愿变得更容易，提高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另外，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在网络上获取和分享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愚民政策”难以为继，政府不得不从政策上提高对民意的响应力。
无论线上线下，互联网推动集体行动的作用巨大。互联网既可以动员民众上街游行，也可以搅动微博、制造话题。集体行动障碍在信息技术面前更易逾越，群体性事件也更易爆发。
出于忌惮，政府为规避社会冲突会回应民众诉求。同时，政府还必须提前满足民众诉求，用“预防性策略”避免事态恶化到不可收场的地步。换句话说，民众甚至不需实际动作，仅凭互联网营造的集体行动潜力，就足以威慑政府。
互联网普及的政治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推理，学者采用中国各省2001年至201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学者认为，财政支出结构能够反映政府回应民意的程度。在重大工程投资方面，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大，可能滋生腐败，并在项目选址和设计等阶段满足主管官员的个人偏好；而在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方面，受益人并非个人，贪腐可能性相对低，更符合一般民众诉求。
在这项研究中，学者用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互联网“渗透率”。由于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和低成本，学者同时引入网民中手机用户的比例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互联网“渗透率”每增加10%，省级政府建设支出占比减少3.6%，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比例各增加约1%；手机普及率每增加10%，政府建设支出占比减少2.3%，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占比分别增加0.57%和0.63%。
这一结果同时综合考虑了人均GDP、教育程度和识字率、通信基础设施水平、高速公路网密度、土地面积、人口密度、人口老龄化率等因素。
两相对照，学者没有发现传统印刷媒体对政府响应力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它们无法向互联网那样推动集体行动。
技术怀疑论者认为，政府部门管制互联网、网络运营商自我审查的现状使多数网络讨论被“和谐”，无法促成集体行动。不过，这项研究结果却支持技术乐观论的观点，即互联网的确会动员民众并产生持久的政治意涵，推动政府治理改善和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Minard, P. (2015). Does ICT Diffusion increas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ocraci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Interne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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