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虾38元一只这个事情,我坚信大多数国人是在装外宾。

去年我去了北海,不过和出租车司机讲了一下价格,司机就像看外宾一样的瞪着我,说:“你们外地人来旅游不就是来被宰的吗。”

这句话深刻地直戳我的心窝,完全无法反驳。赤裸裸的现实也就是如此,面对宰客,只要宰的不是过于离谱,都可以欣然接受。尤其是对真正的旅游者而言,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来到异地,拒绝花高价,不仅意味着不方便,还可能受一肚子气。相对于再花一次路费和时间,被宰完全是次优状态下最经济的选择。

即便宰客的人理直气壮,这也并不意味着宰人是对的,宰客的人似乎也深知这一点。自从我住在一个旅游城市之中,买菜都是如履薄冰。在第五次去到农贸市场时,一个早先光临过的小贩开始热情主动地向我打招呼,“来我这里买吧,今天我给你好好秤。”

我敢做个猜想,如果去青岛旅游的游客,不得不在肌肉男的注视下掏腰包买单,大可以勇敢地再去同一家餐馆吃几次。总会有一次,老板将彻底地改变态度,不仅不会高收费,保不准还要退还以前多收的款。

有论者说,这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小贩们准备好做百年老店,他们哪里还会坑蒙拐骗。这个观点说对了一半,但也错了一半。今天并非兵荒马乱的时代,挺多小贩都有意愿做百年老店。二十多年前,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对陌生人无比热情公道,然后狠命地杀熟。在市场经济中藐视消费者智商的行为,报应来的很快。然后,商人们学习得更快,原来杀熟其实是最不经济的行为。

接下来是人口流动和旅游增长,敏锐的商人马上发现,与其浪费精力在一百个陌生人中发展一个熟客,倒不如丢掉一个莫须有的熟客而先把一百个陌生人宰了。在那些不太需要回头客的行业,商人们策略清晰,对本地口音坦诚,但对外地口音一定要凶残。这个情景,几乎是半陌生人社会中的常态,不仅仅在中国,也不仅仅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旅游城市,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旅游城市,一不留神也会遇到因为贪婪而宰客的商人。

丽江束河古镇

然而,盗亦有道,利用信息不对称小小地黑一把陌生人是一回事,但将基围虾卖成38元一只这样明显藐视智力的行为,没有几个壮汉是做不到的。

环球时报为了照顾中国游客的情绪,特别报道说欧洲广场上都有专门坑中国人的小贩,将喂鸽子的玉米卖到一粒一欧元。而为了保证这一天价付款,洋壮汉也毫无意外地出现了,并将中国游客团团围住。环球时报的报道中,中国游客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不报警。不报警马上走人是国内游客的生存策略之一,但报警有时候还是有用的。我就特别感谢我在河北省张北遇到过的警官,他轻车熟路也一脸无奈地赶到现场,最终以打二点五折的方式结束了冲突。

如果说这些警察不尽责,他们在处理其他常规犯罪的时候并非也是如此漫不经心。但如果让抢劫犯变成厨师,提前喂人吃了些东西,然后拿根棍子索要天价,这事就似乎很难办了。国内的警方普遍不将此事作为犯罪对待,甚至不视为治安事件。

放眼国际,类似的宰客并非中国特色,但泰国早就治理得很好。即便是最乱的泰国红灯区,路口就有警察驻点执勤。如果有酒吧甩出一张天价酒水单,然后有壮汉拦着游客要求付款,游客只要冲到岗亭,或者找到警察,基本就能讨回公道。

这么简单的处理模式,国内就是行不通。排除警察和餐馆勾结分成,警察是选择面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店主打马虎眼,还是选择为几天后就一辈子不会再见面的人主持公道,结局已经注定了。既然目前的法律和实践中对于商家胡乱收费的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外地来的陌生人注定了要输,无论是警察还是地方政府都默契地选择不作为,反正无所作为也没有代价。除非外界突然出现更大的压力,或者店家失手,敲竹竿敲在了本地人头上,主持正义的必要性方才重新显现。

如今,张力不仅仅出现在常驻的商户和陌生的游客之间,真正的原住民和外来的常驻商户也会出现矛盾,丽江就刚刚闹出一批外地客栈老板与本地房东的纠纷。

在丽江旅游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批冒险家以较低的价格租下了房屋,改为客栈,约定二十年不变,加入了拓荒的旅程。数年后,旅游市场培育成熟,旅游生意好到一塌糊涂,不仅越来越多的房东开始加入租赁行业,房租价格也水涨船高。这时候,后发的优势反而出现了,晚几年出租房屋的房东,房屋和位置或许更差,租金反而数倍于那些签合同较早的房东。为了废除白纸黑字的合同,一批涨房租运动开始出现。但没有法律保护的涨房租收益有限,于是原本高兴着签了长期租约的房东,开始此起彼伏地努力毁约。一些房东找出各种由头阻止客栈营业,同时起诉到法院要求毁约。

最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法院成功地支持了各种理由的毁约行为。在这样利好信息的刺激和示范下,旧合同毁约终于成为了一股浪潮。

原本淳朴的地区为何毁约成风,法律为何也不能阻挡人心的变迁。如果和本地人交谈,他们也有淳朴的正义观支撑着行动的正义性。他们认为,外地人原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从而在一开始就用低廉的租金长期地租下了房产用于开发,这简直等同于骗。如今,旅游产业回报如此丰厚,房主也应该一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媒体采访丽江市客栈商会会长王立东,提到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古城房租违约率可能超过了80%”!

当然,即便是最有眼光的商人,也不敢保证当时的商业投资稳赚不赔。早期的开拓者虽然用现在看来较低的租金换来了房产的使用权,他们也用他们的心血和投入培育了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不过,本地人的看法也有着符合国际惯例的逻辑,达到目前国际上新左派的理论高度。他们共同认为,外来的商业开发利用强势地位变相地剥削了本地原住民,为此原住民要求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结构也是正当的,法律不过是强者用来欺负弱者的武器。

在这样强悍的逻辑面前,如果认为没有土地扭转的局限,外来人可以直接采用购买的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就可以避免今天的冲突,|依然是螳臂当车。无论租赁还是买卖在法律上有多么神圣,对新左派理论而言,只要原住民认为利益有了损失,就能要求重新改变分配结构。

面对这种大面积的毁约风潮,房屋的业主几乎总结出来了一套成功毁约的技巧,那就是拒收房租,从而制造违约,然后解除合同。面对这种情形,法院则会明显地偏袒本地人,判决合同解除。客栈老板即便成功地抵御了这一策略,也还要努力地长期和房东的各种骚扰作斗争。对于这一系列的矛盾,行政部门没有介入。

在丽江的发展中,丽江的旅游市场中外来的开发者不在少数。整体而言,本地的原住民毕竟并非人人都有经商的能力,而外地涌入的大多是有财力有经验的精英。旅游市场的最终局面,是政府和体制内的精英通过权力占有了部分核心市场,外来的和本土的商业精英占有了利润丰厚的市场,剩下的要求不高但是辛苦且利润较少的部分,属于本地人中经营能力一般的人。这样失衡的状态,和旅游市场上各种暴富的神话,很自然地形成了本地底层从业者对于外地从业者的敌视情绪。那些没能成功加入市场大潮的早期租赁房屋的房主,他们快速增加收入最可及的希望,就在于要求重新切分蛋糕,调整房屋租金之上。如果体制不对这个不满情绪发放红包,租赁户的不满情绪或许会停留在外地商户的身上,也可能会引发对于体制内人士垄断相应利益的质疑。最终,法院选择了偏袒,而政府部门选择不介入矛盾的行为,等于间接默许了冲突的存在。

最终,外地经营户作为旅游利益链中相对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被牺牲掉了。如同在津巴布韦政府的默许下,白人农场主也作为社会矛盾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成为社会矛盾的牺牲品,白人农场主被从土地上驱逐出去。

但和津巴布韦驱逐白人农场主的行为一样,随意破坏契约,是饮鸩止渴的行为。短视的举措,将影响未来的投资者持续投资的信心,而一批熟悉旅游市场的商业精英也随之被驱逐,带着经验和资本转向其他更稳定的市场。

客栈租赁的纠纷,使得愿意长期投入而苦心经营的商户被伤害,而短视的行为得到鼓励。对于短视谋取暴利的行为,市场的抵触还未出现,法律的警告已经来临。就在最近的十一长假过后,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宣布对6家5A级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并公开通报,给予6个月时间整改。丽江古城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丽江,还是青岛,无论是驱逐客栈老板,还是屠宰旅游散客,野蛮地掠夺陌生人都成为常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几乎成为默认的共识。商户比游客强势,本地人比外地商户强势,政府又比本地人强势。

而终止丛林社会,不过是恢复秩序,政府归位。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吃棒子,然而,打老虎的棒子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