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任志强、贺卫方关于国家、祖国和政权的辨析，在网友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近日，凤凰网专访了政治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请他从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梳理，并对公民与爱国主义这一话题做了仔细的辨析。
国家、祖国的交叉和区别
凤凰网：从政治学的概念出发，国家、祖国和政权，这三个词应该怎样理解？
任剑涛：首先说明一下，这种词语的混淆，可能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术语的严格性，和日常用语的含混性，在各个学科里头都存在。但是在政治学这一块更严重。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政治来代替政治学，成了一种惯性，所以，政治学的术语呢，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术语。含混性，已经彻底的把学术术语的清晰性给掩盖起来了。但是，要认识我们的政治生活，对于这种混淆有必要清理，这是一个方法上的澄清。
以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讲，一般人们最容易混淆的一些词汇，就是国家、祖国、政权。原因在于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政治大事，逢五逢十有大庆的习惯，一大庆就容易把严肃的政治学词汇，用来表达日常生活喜庆的感觉。本来这些词汇是不能用来表达感觉的，它是有严格含义的，你一旦用来希望表达感觉，它原有的词意，就会出现模糊化的状态。容易与它专指的含义发生歧义。从政治学理论来讲，国家跟祖国肯定是两个有重大分别的概念。国家主要指的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说它的学术含义，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指这个国家的形式结构，那就是人口、领土、主权这一形式上的结构。另外一方面，国家就是指它的实质性结构，这就是它权力来源，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人们通常用政体的角度，来表明这个国家。但是，一般使用国家这个概念，总会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性是非常强的。现代国家基本的形式是民族国家，比如说中华民族啊，大和民族啊，大不列颠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建立的这个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涉及到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性，那就显得非常庄重、严肃。
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它要求民族成员要对它有一个认同，所以我们一般以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来表达国家忠诚。国家认同所表达的国家忠诚，主要是一种政治忠诚，这是国家这个概念。国家当然有很多在政体上有很多重要的差异。结构上、功能上有很多重要的不同，基本上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差异，统一定为一个政治建构，庞大的政治组织，就可以认识清楚什么是国家。细节上区分就不用详讲，因为这个对普通公民的生活关系不大。
凤凰网：显然，”祖国”这个概念有一种历史和文化渊源，与时间有关。
任剑涛：祖国一般说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个人，出生的所在地，或者籍贯的所在地，或者祖上的所在地，在国家层次上，它祖上的所在地，这不是地方的意思，是指国家。祖国的认同是一种情感认同，文化的认同和社会认同，政治性含义是不强的。因为我的祖国是这个国家，而我的国家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对象，和政治认同的对象，在现代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在同一个主体上。比如我的祖国是中国，但是我的国家是美国，或者我的祖国是德国，但是我的国家是中国，因为我加入了中国国籍。国家认同是以国籍作为判断的。祖国的认同，主要是指自己生养他的祖宗或自己这片土地以及人民，以及这片土地和人民所创制的文化。
祖国不应该与国家这个概念混为一谈，否则就把一个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混淆起来了。在政治学上，两者有比较清楚的区分。但是这种混淆为什么容易发生呢？原因在于国家和祖国在形式结构上，它们有交叉的要素。比如说国家的形式结构，有领土，就是这片土地，有人民，有古往今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因此呢，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对这个土地和人民的文化、社会感情，投射到在这个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国家。于是国家和祖国就有混淆了。
实际上，在国家和祖国之间，应该做出重要的区分，尤其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非常普遍。它把国家和祖国的分界线，就拉得越来越清晰明白，而人们不能够随意混淆，否则一个人就可能把自己对于祖国的文化、社会认同，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混淆起来了。而这一个混淆，可能就使这个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发生紊乱。因此这个人对于自己祖国的情感发生紊乱。那么就乱上加乱，所以必须校正。
批评政府不等于不爱国
凤凰网：相对而言，”政权”这个概念更明晰一点。
任剑涛：”政权”是指在国家的形式结构上，和实质结构上产生的当权的机构。政权实际上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国家完全扣合在一起，也就是高度吻合的权力结构。这样的权力结构与国家一样，与主权相伴随，稳定性非常强，连贯性非常强。政权表现的具体形式，在现代政治发展中，总是与每一届政府紧密联系。而政府呢，一般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是用届来标志执政体现。因此政权就前者来说，是连贯性和稳定性，就后者来讲，是讲阶段性和替代性，这也是对政权认识容易混淆的两个含义。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以对国家层面意义上的政权的稳定性，来替代对每一届执政党政权的政府，或者是执政者的周期性认知，来了解何为政权，这种了解是错误的。尤其后者来讲，每一届政府，这个意义上的政权，它是必须要更替的。现代政治学对这样的政权更替，以一种政党的竞争性来选举执政者的这种方式，使得政权可以和平交替。实际上也就使这一届或连续执政一届的政府，可以和平程序发生更替。
现代政权保证国家层面政权上稳定性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不承认，认同或者推翻后一种意义上的政权，是不等于不认同这个国家意义上的政权的稳定性的。
凤凰网：不认同这样的政权，就不能说他不爱国。
任剑涛：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区分清楚，他对国家的政治忠诚，并不能够完全下落为对每一届政府的无条件忠诚，这是两个问题。对每一届政府来讲，因为它所代表的执政者的意志、愿望、政策、举措，都会因为他选择A不选择B，而对于A代表的利益群体，与B代表的利益群体，会造成得失不同的计较。因而对这一届政府所代表的政权，一定会产生不少的社会意见。这就是选举式政治，或者按届执政的政治，这个其实就是要换届，也就是要更替的重要理由。
就具体执政的一届政府来讲，它不能永久执政的原因，就是一个社会解压阀，以执政的周期，来换取公民更广泛的认同，以对执政者难以消解的意见，通过换届，来保证国家层面上的政权的稳定性。因此执政者政府的执政周期性，与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是需要巧妙平衡的。如果你只以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来掩盖住了执政政权，也就是政府的执政周期性，其实是不利于国家政权稳定性的，因为它缺少了一个政府、社会、市场相互磨合的减压阀。它就会使得这个社会和市场，与政府的矛盾，成为一个不断积累，以至于膨胀，到了非崩溃不可的地步。这样反而对国家政权意义上的稳定性，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
但是政权的稳定性，为什么在国家和每一届政府的层面上，容易混淆呢？那是因为政府实际上有两种使命。一个使命是一直代表一个国家层面的政权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呢，它又只是周期性的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人们就很容易把一直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和周期性的代表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混淆起来。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每一届政府和政府背后的国家政权稳定性搅在一起，那就很容易把两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来对待。因此一旦批评每一届政府，就会被误认为是在挑战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其实这种批评呢，在政治学上来讲，是违背常识的。
凤凰网：有的人一味站在政府一边，把所有批评政府的行为，直接斥责为卖国贼，不爱国，这完全是荒谬的。
任剑涛：对，因为爱国不爱国，其实从我们前两个分析的概念来说，也需要区分，就是爱国家和爱祖国，这是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爱国家是政治爱国主义，爱祖国是文化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和政治爱国主义不一样，是因为文化爱国主义，深深扎根在自己对一片土地、人民、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条件性是非常弱的。
凤凰网：它是一个自发性的情感。
任剑涛：不仅是自发，也有自觉，自发完全是原生的情感，与这片土地和人民紧密联系，不能割舍。自觉，就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眷顾，与我离开这片土地，而对这片土地情感的一个判断和寄托联系在一起。因此是自发和自觉并存。就其整体来说，对土地和人民的情感因素寄托在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发育和壮大。但是，对国家的爱国主义这种政治情感和政治判断，很显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条件的。就是国家必须爱护自己的每个公民，反过来，每个公民才能够表现出爱这个国家的政治义务。政治义务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够说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而公民还是无条件爱这个国家。如果国家让公民受了委屈，公民的文化爱国主义，可以是不变的，但是政治爱国主义，就会发生悄然的甚至是明显的改变。因为按照现代国家的契约理论来讲，人民之所以起来组织一个国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够使他们的自保和互保真正的落实下来。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够让公民自保，也不能够让公民互保，公民怎么可能无条件的在政治上热爱这个国家呢？
凤凰网：如果这样，就成奴隶，而不是公民。
任剑涛：对，我们就不能把文化爱国主义，换算为政治爱国主义，你这个文化爱国主义的无条件判断，来要求人们对政治爱国主义，表现出无限的国家忠诚。这一点上呢，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学常识。
盲目情感降低了爱国主义理性水平
凤凰网：在你看来，祖国和国家混在一块儿的原因有哪些？
任剑涛：这中间可能有个因素需要离析出来。一方面有可能是误导，这种误导有可能有心的，有可能是无心的，无心误导。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学教育，已经被代换成了政治教育，所以它就造成了无心之失。官方、宣传部门、专家，对政治学上一些重要概念的细微区分，乃至于结构区分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就是忠诚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没有什么错。政治学教育呢，是要强调公民对政治的理性判断，政治学教育也要求大家忠诚于国家，但是这种忠诚于国家当中的祖国忠诚和国家政治忠诚，它要有个区分。因此公民的爱国主义，具有更深厚的理性主义的支持，而不仅仅寄托在忽冷忽热、忽强烈、忽淡漠的爱国主义情感上。
因为情感可以来的很激烈，但是情感一去，也可以变得很冷漠。我们不能习惯于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情感，要把爱国主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此政治的忠诚教育，应该要插入一些政治学的理性教育。这不是不是弱化爱国主义情感，而是让爱国主义的情感能够理性升华。所以中国人应该习惯于把政治判断，在某些时候升华为政治学判断。政治学判断的情感因素，还要理性因素来引导，两者不是一个对峙的关系，这是一方面，容易混淆的原因，是无心之失，我们也不准备严厉指责。有些人基于国家稳定的好意，对政治忠诚和文化忠诚造成了混淆，他没有恶意。
但是有些人，可能由于对这个国家缺少理性认识，产生一种现代盲目的爱国主义理念，并且以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理念，来诉诸国家权力，要求公民在有条件的政治忠诚，和无条件的文化或者说情感忠诚之间，不予判断，来以政治忠诚遮蔽文化忠诚，或者掩盖文化忠诚。这样故意的判断确实实际上增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混乱因素，而且无助于升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把理性和情感，混合成了糊涂。这种情感理性我们都没有判断能力，我们就是盲目的爱国，把爱国当做一种感情表达。这样的感情表达，反而使人们不知道爱国主义为何物。有时候在伤害国家长期利益、全局利益、战略利益的情况下，来希望表达这些爱国主义的情感，不得其利，反受其害。这样来误导人们来混淆政治爱国主义和情感爱国主义，或者政治爱国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实际上是降低中华民族，或者降低人的爱国主义的理性水平。降低爱国主义的持续性和可靠性。让爱国主义成为一个受政治形势摆布的，无法定形的政治状态，那么实际上爱国主义的强制性的单纯政治动机，导致了伤害爱国主义机制的可怕后果。
凤凰网：捣糨糊导致思维的混乱。
任剑涛：这种状况，要理析出它两种因素来，我们采取分析的态度，不愿意采取笼而统之的态度。这种混淆，一方面确实它在人们的利益、愿望、发展，没有受社会、政治伤害的情况下，其实它还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仔细的、严格的分辨政治爱国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容易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以一种书呆子的状况去处理，并不需要严格处理的政治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的判断，主要是专家判断。普通民众并不需要这种判断，它是需要在理性上认知，但在日常行为当中，并不需要去实现葱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分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理性，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个人或者一个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主要是寄托在他与国家相宜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只要一个人、一个公民，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国家处在相宜的状态，就不必那么严格的区分出他在生活中和学术中，哪些概念应该如何严格区分，哪些界限应该如何严厉的划分出来，我严守哪种边界，拒绝承担边境之外的任何义务。这种生活过于苛刻，以至于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个人或者公民，与国家是一种不相宜的状态，甚至有利害冲突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就需要另外讨论了。此时，公民的爱国主义，可能就变成了这种状况：在国家与公民利益有冲突的状况中，一些得利的公民集群，和一些失利的公民集群之间，就有了对立情绪。这种情绪，就使得爱国和不爱国，成了一个政治的敌对阵营。这种爱国主义的分裂，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最可怕的社会后果，这意味着社会分裂了，一旦社会分裂，就使得这个国家的认同难于整合。因此，在国家利益当中得利的人，绝对不应该以爱国主义作为工具，针对那些在国家利益分配当中失利的人，我们的日常表达就是，强势集团不能把爱国主义工具化，去对付弱势集团。相反，强势集团应该在国家的分利过程当中，去照顾或者满足弱势集团利益诉求，这样形成爱国主义的共振。
应该避免离心性运转
凤凰网：用一句俗话说，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任剑涛：对，今天中国确实因为贫富差距的巨大，得利者对失利者而言，爱国主义成了工具，而失利者对得利者而言，爱国主义成了怨恨。那这样一种傲慢对怨恨，就会使爱国主义失去社会认同的丰厚土壤。爱国主义反而成为人们相互指责的污名化词汇，这就是一个国家运转的非常严重的内在危机。一定要花大力气，避免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对国家的向心性运转最有害的，它变成国家的离心性运转。一旦一个国家步上了离心性运转的轨道，国家就会爆发总体危机。
凤凰网：你说的这种离心性，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体现，比如网上一些人动不动指责别人是汉奸、卖国贼，这种盲目的情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被指责者反过来说这类人是爱国贼。
任剑涛：对，这种相互的攻击，显示了爱国主义的分裂。实际上，国家认同分裂了，而国家认同的分裂，背后是社会的分裂。对社会整合基础上的国家整合是显然不利的，尤其是当政者的警醒，不要让社会的不同集群，因为爱国主义而划线。尤其是不以爱国主义，作为政治划线的根据。这样才能够真正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有向心的运转，而不至于产生离心倾向。
凤凰网：据我所知，美国的公民教育很发达，基本上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观念的混乱。但是，中国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基本上好像就是你说的政治教育。
任剑涛：中国的中学课程里有公民教育，但是公民教育的政治忠诚内容，多过了公民对权利和义务辨认的能力培养。这使得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缺少理性认识。
忠诚教育需不需要？需要，政治教育也没有错，但是政治教育真正有良好结果的应该是公民教育。我们的政治教育呢，应当向理性的政治教育转变，或者转型，在政治忠诚教育中，插入更多的政治理性教育，理性认知教育，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国家对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反，国家也就收获了公民对他的理性忠诚感，这样就造成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更紧密，而不仅仅是一种在利益判断基础上的投机性选择。因为政治教育在国家能够保护我的时候，我就忠诚于我的国家，当国家没有提供给我庇护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顷刻间丧失了对你的忠诚。在苏联，长期的政治教育就是要公民愚忠，当公民一旦判断国家不能够保护他们的时候，爱国主义会立刻土崩瓦解。而且公民们弃若敝履，毫无眷顾之意，所以，苏联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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