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人周刊 | 寻找一座被误读的墓碑——张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历史记忆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辩，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加油添醋，极尽嘲弄与丑化，其实谁也没见过那情景。因此，多年来国人所接受的红色教育是，不紧跟着共产党走，是绝无好下场的，例如张国焘的晚年，沦落异国，贫病交困，恰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是要被活活冻死的，是亦非亦，姑妄听之。

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耆英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逾九十万字的长篇记实传记《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安居乐业，属于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时还受到与中国修好的加拿大特鲁多总理特别关照，颐养天年，何来忧患? 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就是见证，何来死于贫病交困之说？

张国焘去逝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他从此隐姓埋名，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人间蒸发，销声匿迹。这时正值中国内地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遍地狼烟，无暇他顾，何来国内记者的采访报道？因此，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苏联西伯利亚，冻死熊罴未足奇，而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法制国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冻死，那将不是养老院里一个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体事件，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举国头号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问责。

从现代医学上讲，当时张国焘已是82岁的古稀之年，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体质，如同所有老年生命一样，已经不起折腾，甚至不经意间的脑溢血，或心卒中，或一觉醒不过来，或一口气上不来都足以使脆弱的生命嘎然而止。如欲还原历史真相，张国焘究竟是饿死、冻死、病死、抑或寿终，现留存有太多的谜团，尚待今后出现治学严谨的史家考证与厘清。

笔者认识此间的一位资深文字编辑，国内新闻出道，说起张国焘，他不假思索地说道：“叛徒，死有余辜！”语气中的斩钉截铁，让我听之谔然，半晌无以应对。这样的思维定式揭示了整整一代读书人当年所接受的红色教育，如同当下的北韩洗脑式宣传，令其子民刻骨铭心，影响之广，不由地令人深思与感叹！事实上，新近的党史解密，被误读的许多历史片段与历史真相已相去甚远。其实，张国焘的死因并不重要，凡人都有老来归去的一天，当代知识学人本应去政治化，以平常心对待过往的历史，多些善意、理解与人性、追思与缅怀张国焘在现代中国所曾作出的历史贡献，何以要如此冷漠，喋喋不休地将其死因嘲弄到极致而后快？

张公国焘，我看你来了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一处被称为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之地，其为加拿大万博墓园集团（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属的墓园之一，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 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国焘墓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国焘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如今世界，国人在海外生存多不易，人们都非常现实地过日子，关注自身利益更多，对现代中国这一段几近凐灭的历史片段尚有情结，能来墓园看看的人已是不多，最后能有幸找到张国焘墓的人可能就更少。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 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张闻天，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为观照，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国焘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觐，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里读到这样的语录：“主席三七开，我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邓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评功过，主动承认自己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留待历史定音，实乃仁君之德。在发展的历史面前，没有永不失范的圣贤。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千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竟也未能落叶归根。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中西文化异同，与墓园守望者的对话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着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是来朝圣的，要寻找的人是一位中国的特鲁多，中国的邱吉尔，中国的戴高乐，中国的史迪威，我用这样夸张而斗胆的比喻，才使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多年来竟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长眠于这墓园里，难怪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与造访，因查找异常困难，最后绝大多数均无果而返。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学姐不由地感叹道：“张国焘，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学弟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声音在空旷寂寥的墓园里，与暮色中乌鸦的咶嘈遥相回应，显得格外的凄美。其时，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矗立的墓碑犹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墓园的几位员工目送着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或许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的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它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 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当时，我暗忖着这仍是一个谜团。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之巨，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西人夫妇的合葬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后只能在碑林中“望洋兴叹”。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世人只知有双面竖碑存在，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碑，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杨子烈去逝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道“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由此结下梁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同志，又是棋逢对手，逐鹿争雄，一山不容二虎，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历史真相，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张国焘最后决定逃离延安，走为上计，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迫不得已。尽管贵为红军总政委，驰骋沙场的一代红色枭雄，人性中仍有软弱的一面，那就是死到临头，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全性命。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作为，而是当时的延安已经容不下他，杯酒释兵权，突遭贬黜，大将军失去了军权，虚位文职，叨陪末座，奈何以堪？延安已经没有了他的人生大舞台，被彻底边缘化了。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葬身在彪悍马壮的马步芳骑兵部队屠刀下，血染昆仑，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下令一个又一个被处决，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如旧部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等，则幸存了下来。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目前解密的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继续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其实，王明这次大开杀戒，因“杀无赦”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那年那月“中央党校”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决惨死，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面对如此信口开河，草菅人命，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刚刚安营扎寨，粮草未齐，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掉，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或被革职，或长期受到审查，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这让我想起了稼轩词中的名句：“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谁共我，醉明月？”简直就是古人为今人的写照！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偃旗息鼓，韬光养晦，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与整风运动的整肃？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这位老者会去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和历史清算。是否还能逃得过他在世时文革浩劫的最后一次灾难？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到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中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以当年发达的信息传播，张国焘应该得知京城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陶铸等一大批红军旧部与朋党已惨死囹圄，或沦为阶下囚的遭遇，再次感到了灭顶之灾即将临头，死亡的恐怖之感陡然而起，香港也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回望现代中国历史，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大多命运不济，劫难频频，几乎无一人幸免。在红色话语中更是毁誉掺半，先后在异常惨烈的“窝里斗”中因言获罪，为信仰而殉道，被踢出了局，断送了一生，从此成为了边缘人，不得已而败走麦城，流落他乡而后终。无独有偶，例如陈独秀死在了抗战时期的长江边城江津，毛泽东在延安坐大后，已消灭了党内潜在对手的威胁，息事宁人，借《七大报告》称颂其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王明死在了遥远的前苏联莫斯科郊外，毛曾评介其为“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张国焘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最后一次延安会面，毛告诫张：“我们之间彼此都要留有余地”，祘作临别赠言。中共早期领袖们的人生结局如此，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是啊，长征几万里，孤魂不到关山难。张国焘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立志高远，救国救民于水火，策马扬鞭，统帅大军，捭阖天下，老来壮志未酬，望长空悲叹，泪洒异国他乡。古往今来，再旷世绝代的英雄，当凌云壮志在时光中消磨成灰烬，才会不得不醒悟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稀松平常之人，妻儿老小才是亲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回首沙场逐鹿争雄，远望雁阵飞过，我负江山，江山负我，也不唯于此了。

从现在的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应该是不幸之中之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供他安息长眠，远胜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袖，深谙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最后交由家人将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或魂归故里，迁回家乡入土为安，这或许也有感于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祸。当年的京畿重地八宝山公墓，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党史文献记载着周恩来临终前，从昏迷中醒过来，最后发出了微弱而颤抖的呼喊声：“我不是叛徒！”为了自己一生的名节，可谓置地有声，响彻云霄！源起1932年国共时期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冤案，本来早已定论，三十多年过去了，在1976年初“文革”后期却有口难辩，被江青一伙当成把柄，死死咬住不放，欲借毛之力置其于死地，取而代之。周公戎马一生，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人，却在真实的政治高压与惊怵不安中溘然离去，与张国焘晚年平平静静的人生结局形成鲜明对照，正应了先哲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天地悠悠，安知祸福，诚如斯言。

党史研究的珍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进入人生暮年，张国焘客居异国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正值文革浩劫，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却如同国际舞台斗争的台风眼，风平浪静，是一处绝佳的生存环境。在得天独厚的空间，张国焘开始了写作自己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

这部书稿，逾九十万字，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写到了苏区的爱恨悲欢，延安的风云变幻，书中国共两党要人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党史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共产国际的对华内幕，书中更详细说明来龙去脉。更有不少历史事实，以此书首次公开解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解”，竟非当时中共和张学良等始料所及，亦非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斯大林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形势所发出之指令，周恩来领命从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凿凿，完全符合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大境遇。

在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英勇悲壮，皆为张国焘亲为亲历亲见亲闻。他通过梳理，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因此，尽管这本书以“体制内”的话语或可褒可贬，但其史料价值，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实，张国焘晚年反省，说他和毛泽东本是同路人，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都曾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为信仰而奋斗，但历验了许多人事后，都想做老大，必有一败。最近载于国内《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开国将军许世友的话语：“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这一推断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能统帅红军主力，拥兵自重的唯有张国焘。那时还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没有功高镇主一说，红军各路人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内斗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自己也曾被革职反省，几起几落，既生毛，何生焘？任何一部中共党史版本，应该都绕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功过都无比鲜明，用毁誉掺半解读他的一生，或许不无道理。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张国焘与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篇历史画卷。他们文才傲世，拥有诸多第一：陈独秀在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协助下，创办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是第一位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于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他们的历史功过，如果不是加以一边倒的政治丑化，本来还有人性呈善的许多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后世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张国焘的笔下，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一家三父子，同为中共中央委员，同为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任前五届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两个儿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级要职，相继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临刑前均即席赋七步诗，留下绝笔，浩气冲天，视死如归，其中乔年拒不下跪，被乱刀砍死，壮烈牺牲。他们的高尚情操及学养，英气逼人，旷世绝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们在酒酣欲足之际，焉能望其项背，习得真经于万一？何来又是持续多年的“叛徒”之说？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子仨组合出了一曲独特的中国红色历史悲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儿子们的悲剧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却为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殉道，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这一信仰的内涵，具有更为醒世的意义。

在《我的回忆》里，张国焘对瞿秋白的“变节”有过扣问，预言瞿秋白的问题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同为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个世纪“叛徒”黑锅的疑案，已经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认定为又是搞错了。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大多成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后竟也背负一生骂名。稍可欣慰的是，他们先后留下了各自的长篇遗著，可供后世解读，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等，当代读者尚可从中窥见他们那年那月的心路历程，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殉道的主义与信仰。

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张国焘书写下这样的家国情怀：“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情，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如此空谷足音，让人读之闻之，似有“五四”书生尚未消褪的万丈豪情，似有跨越时空的凄美与悲壮，似有对当代历史的无奈感喟！

1920年夏，张国焘参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其实就是中共前身，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1921年夏，张国焘参会中共一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国焘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国焘主持职工运动时的同道。1921年岁末，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其中蕴涵了历尽惊涛骇浪的一个过来人对民族未来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两岸华人社会还没有编修出一部完整客观，真实信篤的中国现代百年断代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在两岸一直遭受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至今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古往今来，历代官修的史书，御用学者以官权利益为价值取向，政治介入历史研究，从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进而解读历史，很难超越官权制约的话语框架，实际上难免产生误读，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严谨的治学视角来看，可以说这类为权贵所需，任意阉割历史的文本均系伪作，不为史书。

因此，诚实面对历史，直言历史，而非随意曲解历史，编造历史，隐瞒历史，乃是一个民族反省，进步的出发点。时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后，曾是两岸学者研究禁区的许多当代史实，如今开始了逐步解冻，是令人鼓舞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过，“时间是最公正的老师”！寄望于今后的几代普罗大众，终会等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公正评价的那一天！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四川巴中县南郊的南龛风景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那里矗立着一座张国焘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军总政委”，位于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之中。以供人们凭吊与瞻仰。这正如林彪的巨幅画像，近年来又再次登堂入室，重新挂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与其他九大元帅并列。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以毛为首的几位红军领导人朝北而座，高大挺拔；张国焘的塑像则被刻意分开，在群像对面，孤独朝南而立，形象猥琐矮小，位置也较低，看得出此乃御用艺人的精心丑化之作，将本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红军统帅张国焘塑造成了一个面呈苦命像的侏儒，据说是意指当年张与毛的南北之争，一败一成。

那年那月党内的残酷权斗，波诡云谲，你死我活，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早已淮橘为枳。但张国焘塑像的这种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杭州岳飞墓碑前的秦侩塑像，把创建中共的老祖宗糟蹋成这样，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后代子孙若见此又有何脸面？用艺术来曲解历史，不能不说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贱与人格耻辱，也是整个红军烈士陵园里的败笔！其实，为人为事，本应善待，何苦要继续做鲁迅笔下所鞭挞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根性里永远摒弃不掉如此的冷漠吗？是啊，张国焘一生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卑躬弃节，老来客死他乡，遥看秦关汉月。不以成败论英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应有的理性与价值取向，将永为后世称道。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为中共的产生而奠基，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组织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紧要关头、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继而统帅了红军主力，万里长征，戎马倥偬，大起大落，有过太多的台前幕后故事，有过太多的毁誉掺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箧探囊，去伪存真，不为尊者讳，秉直书写春秋，方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张国焘无疑是一位发挥过重大作用，绕不过去的人物，因此，他将永存史册。若干年以后，即使过往的政治老人，以及当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传承的杯葛，恩怨与情仇都已如神马浮云，烟消云散，善良的中国人还会继续寻找几近凐灭的历史记忆，用善意去解读他，追思他，因为他留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一部泣血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历史沧桑。

为此，我谨写下此文，作为一朵白色鲜花，敬献在张公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达上世纪文革浩劫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子，一名后辈读书人对张国焘，这位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追思与心祭。

谨识于加拿大温哥华（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201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