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写入中共党章（这两个人算是有了某种“历史定位”），却无法形成言之有理、头头是道的“主义”。习近平要超越江胡，就得打造出一套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的“习近平主义”。普世价值和西方文明都不是习近平愿意使用的建筑材料，剩下的水泥、石灰、沙子，就只有马克思和孔夫子、毛泽东和普京了。
习近平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儒法互补充的传统文化的“酱缸”中淘宝，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两具僵尸起死回生。
首先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活力。北大在近代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不妨让其继续承担此使命。中央向北大投入巨资，修建宏伟的马克思大楼，整理比“儒藏”更浩如烟海的“马藏”——汇集一百多年来全球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和资料。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自苏联崩溃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大举办，来自五大洲的四百多名学者与会，此后将两年举办一次。大会组委会主任、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表示，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有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影响，占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制高点”。
与会的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在主题演讲中，对中国重振马克思主义雄风的企图表示强烈置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普通中国人中的影响已经式微，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早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他直言，马克思主义还不如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大，否则为何那么多人热衷称习近平为“习大大”——这是儒家“君父”思想的反映。他指出，习近平所说的中国复兴说“在智识上是一个不连贯、不广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与西方思想抗衡。但《环球时报》把他的话改成“中国梦将会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发挥积极影响”。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谴责说，这个引述“完全是捏造的”。之后，《环球时报》被迫删除了这句话。中共官媒的造假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其次是为孔夫子重塑金身。孔夫子重新被抬出来，孔子学院开遍全球，成为统战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当局鼓励民间创办私塾，宣讲四书五经，各大学创办国学院，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穿戴不伦不类的“汉服”，甚至有女青年自告奋勇地在自己身上试验如何缠足。习近平在讲话中频频引用儒家经典，曾经将孔夫子鞭尸的中共政权摇身一变成了儒家文化的忠实继承者。
第三是让毛主义复活。习近平在毛时代度过青少年时代，毛语言和毛思维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巨大。在意识形态上，习是邓小平以来最左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对毛主义最热衷、最追捧的中共领导人。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习“传承了中共革命先贤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救中国的红色基因”。文革结束四十年了，这群高干子弟仍然信奉血统论，如彭丽媛的歌中所唱，他们惟一的信仰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四是到海外寻找榜様。习近平上位之后，环顾全球领袖，惟有敢说敢干的俄国总统普京让他心存敬意。普京在全球石油市场疲弱、俄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状态下，不顾西方的经济制裁，出兵克里米亚，乃至打着反恐旗号扶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空袭叙利亚反对派，让迷信威权的俄国人视之为沙皇彼得大帝转世。习近平企图仿效普京，以煽情的民族主义宣传掩饰国内矛盾，甚至准备在南海或东海大干一场，说不定能一举推倒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从中俄两国关系史来看，中俄之间有深仇大恨，但习近平宁愿跟普京结盟，两者实力相加方可对抗美国、日本和欧洲。
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和普京，成为“习近平主义”的四大支柱。组成习近平理论的四种材料倒是齐备了，习近平及其文胆却始终无法将它们捏合成一套高屋建瓴、吸引人心的理论体系。从“中国梦”到“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严格治党”），官媒渲染为绚丽烟火，民间却视之为一地鸡毛。网上有一位无名才子用一副对联概括“习近平主义”，比所有御用文人挖空心思草拟的文稿都更加形象和精准：“江山是老子打的，谁叫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龙位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若用学术化的语言描述，正如美国学者伊莎贝·希尔顿所论：“如今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传统官僚、儒家社会规则、共产主义说辞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古怪混合体。法律架构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有所发展，但法规含糊，程序无常，而且全都受到政治上的控制。党把许多政府职能据为己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让政府机构沦为缺乏最终权力的傀儡。”
习近平以为，踩在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普京的肩上，就成了巨人，就能像林书豪那样娴熟灵巧地打篮球了。这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错觉。《南德意志报》评论说：“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的刀把子发出闪闪寒光，其笔杆子却软弱无力。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无法靠将马克思、孔夫子、毛泽东、普京搅拌在一起就能解决。美国学者马旸（Damien Ma）、叶文斌（William Adams）在《匮乏》一书中指出，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日新月异，实际上中国在土地、能源、粮食、劳动力、食品安全、教育、福利、房屋、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自由等领域的“匮乏”，让习的“中国梦”不可能实现。今天的中国政府必须包容被统治者巨大的新期待，而非对抗先进的技术。以猛烈的经济成长和不断膨胀的经济大饼，来换取被统治者的忠诚，这样的旧式“大交易”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期盼新的社会契约——将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放在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