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从年初到现在，有不少知名人士公开发表文章纪念他，赞颂他，这也正如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生”。对于像胡耀邦在晚年努力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国家领导人而言，我们不应该过分地拔高他，说一些不实事求是的话，不然，不但与他的思想精神相背离，而且有辱这位值得后世敬仰的伟人。不仅如此，即使从胡耀邦晚年“只言片语”中也能感受到，像毛泽东的“群臣”一样，胡耀邦对“伟大领袖”同样也是佩服的，更不可能做到什么“无私无畏”。
面对独裁，谁能“无畏”
别看毛泽东晚年面对让他头疼的林彪，又重复早在一九五七年对即将到《人民日报》赴任的吴冷西讲出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然而在他的一言九鼎、独裁淫威之下，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央高层，真正能做到这“五不怕”的几乎没有一人，即使耿直如彭德怀，甚至据说可以与毛“骂娘”，事实上也还是把他当作“伟大领袖”看待。
之所以如此，中共在这一点上与苏联“老大哥”如出一辙。苏联斯大林大清洗前的苏共，人们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在大清洗过后，变成相信“党的领袖一切都是对的”、“甚至认为斯大林如把自己杀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中共在一九四九年获取政权后，毛泽东就成了中共代表，成为中共化身，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出的指示都可看作是“中共最高指示”，他的所有意见都是中共最高意见。一九五七年，在反击所谓“右派”前夕，毛泽东甚至可以把包括胡绩伟在内的一些官员召到他的寝室训话：“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见李慎之《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致胡绩伟》）而后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接班人”林彪当时在笔记中说得更露骨：“党性遵命性（闵按：即遵上峰毛之命）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不然是书呆子。”（引自《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作者吴思，见二○○九年第一期《报刊荟萃》）
其实，从一九四九年到毛去世的二十七年间，不仅中共高层如此，整个国家也如同“封建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领袖淫威，耀邦也惧
十月二十七日，被称作大陆思想网站的共识网挂出其网站老板周志兴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敢于直言？耀邦如此，何况他人──二五一十的哲学》。文章问道：“而我们现在有言官吗？当然，从理论上说，从共产党的章程上说，每一个官员都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敢于直言，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人格伟大如耀邦者，在最后的岁月里还发出这样的感慨：有老婆孩子，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所以，耀邦夫人李昭坚定地把众人对耀邦评价中的『无私无畏』修改为『无私无愧』，并且把这四个字也刻成碑永远植在共青城的耀邦墓。耀邦如此，何况他人！”
周志兴这几行文字，特别是文中胡耀邦夫人李昭的举动，证明了胡耀邦不是“超人”，更不是神，也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大无畏者”，在专制独裁者面前，胡耀邦也只能是乖乖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这里还有个认识问题，可即使认识到了，就真的敢“无畏”了吗？恐怕也未必。口说无凭，恰好这里还有一证据。
十几年前，曾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二○○二年第六期读到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很短：一九七七年，胡耀邦还在“台下”时，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毛泽东不断搞阶级斗争，胡耀邦说：“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从《炎黄春秋》上一篇别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这几句话后，李普先生接着感叹道：“胡耀邦是个肯用脑筋的人，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后来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证明他是个高瞻远瞩、敢做敢为的人。何以这样一个人尚且如此！按理说，中央委员更应当想问题，为什么反而更不敢想了呢？”
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
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证明，从那时，甚至从比那时更早的时候，“党内”就已经弥漫了“封建氤氲”，就有了专制独裁的影子。到一九五七年，中央绝大部分委员都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党员或中央委员，不如说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统治者一直倡导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吗？既为人臣，岂可不忠？……单从个人独立思考这一点来说，胡耀邦乃至整个中共中央官员都应该感到“脸红”。
权威式微，方有“大胆”
从李普先生的文章来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后忽然胆子大了起来，敢说敢干了。真是这样吗？自己不这样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样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之所以敢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主要是不仅当时的领导人即华国锋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难以实行独裁，有些话甚至不能“算数”，尤其是有不少说话极有份量的中央“老同志”如叶剑英、李先念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为了当时已得民心而后来证明是划时代的人物的复出，因此也就显得他好像是毫无畏惧、“敢作敢为”了。当然，现已盖棺论定，我也完全赞同李普先生所言：胡耀邦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高瞻远瞩”的人，尤其在当时能有那种举动，实在难能可贵，没有一点胆识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如果实事求是，为了我们的历史减少一点糊涂账，我们只要看胡耀邦“下台”后，又再一次处在一种至少不同于一九七七年的情形时，他不是就不再“敢作敢为”不再“有所作为”了吗？这自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包括评价像我十分敬仰的胡耀邦这样的人，同时这也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