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墙
原标题：《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上)》
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的新闻常常出其不意地攻陷我们的荧屏，播撒着恐惧的种子。愤怒而怯懦的旁观者有时会提出一种霍布斯式的解决的方案：如果有一个卡扎菲、巴沙尔式的世俗专制的政治强人独揽大权，这些惨剧就不会发生。但是对族群冲突和宗教政治的定量研究并不支持这种判断。
一、卢旺达：“强人和平”的失败
强人政治极少有维护族群和谐的动机。尽管“强人政治”的说法令人迷惑，但没有任何政权是一个人一手控制的、完全自主的超级利维坦。任何人的统治都依赖或大或小的统治联盟支持(de Mesquita & Smith 2011)。在族群割裂的国家，“强人”政府通常依赖一个族群支持来维持统治，如果仇恨和冲突帮助他们巩固这种支持，他们很乐意火上添油。近些年，对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让我们对这个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屠杀的背景。卢旺达长期存在占多数的胡图(Hutu)和占少数的图西(Tutsi)两个族群。臭名昭著的比利时殖民者通过扶植图西族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卢旺达独立后胡图人掌握了政权。1973年，胡图人军队高官Habyarimana发动军事政变篡取了总统一职，并通过一系列“得票率”高达99%左右的作假“选举”延续了20年的独裁统治。Habyarimana的强人统治下，卢旺达的经济有点滴的改善，但这并没有使它脱离地球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
Habyarimana本人并不格外仇恨图西人，他在执政早期有限地改善了两族人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治的逻辑高于统治者的意愿，在他统治集团内部反图西势力的压力下，他一再让步。1990年，图西人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向卢旺达进军，发起革命。内战爆发后，Habyarimana提出了“胡图力量”意识形态，以及“胡图十诫”，把通婚的胡图人斥为叛徒，煽动仇恨对抗图西人。1993年，Habyarimana在国际压力下同意停火讲和。次年，他乘坐的飞机被不明势力击落，他剩余的统治圈子立刻接管政权，在第二天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屠杀。短短一百天内，80万人——图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卢旺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屠杀中丧命。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近年的研究用数据勘察到卢旺达政治精英如何通过多个渠道策划、指挥了这场暴行，其手段令人发指。如果看过电影《卢旺达饭店》，你大概会记得收音机中那个低沉邪恶的声音咒骂着图西“蟑螂”，威胁要除掉他们。这个政府要员控制的电台叫做RTLM，它真实地存在，也被广泛认为在屠杀前就散播对图西人的恐惧和仇恨。Yanagizawa-Drott(2014)发表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RTLM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采用无线通讯中常用的ITM/Longley-Rice算法，利用了卢旺达崎岖地势造成信号接收不均这一外生因素，从而估算出了RTLM信号接收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发现RTLM协调了武装组织和军人的行动，显著增加了屠杀的效率。他进而用估测到的参数进行模拟，发现假如联合国在屠杀开始时当机立断干扰RTLM讯号，屠杀中的死伤会减少十分之一。
大众传媒并不是卢旺达政治精英激化矛盾的唯一手段。Bonnier, Jonas Poulsen, Rogall & Stryjan(2015)定量核实了“政治精英们用屠杀前的社区集会煽动仇恨”这一传言。Habyarimana执政期间恢复了卢旺达前殖民时代社区集会与社区工作的传统。这一政策结合了经济和意识形态考量。经济上，卢旺达是一个极度落后的国家，致力于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的社区集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意识形态上，Habyarimana强调社区工作是对胡图族“真正的卢旺达人”耕作传统的回归，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边缘化传说中具有牧人起源的图西族。一些采访资料显示，政府可能利用这些集会鼓动对图西人的仇恨。这些社区活动在每个周六举行，强制村民参与。但因为多数社区工作是户外的，加上卢旺达的土路崎岖狭窄，降雨时泥泞难以行走，如果周六下雨很少有人会参加。出于缺乏社区集会数据，以及因果识别考量，论文作者通过周六的降雨间接考察了社区集会在屠杀中的角色。作者收集了卢旺达各地屠杀前四年的降雨GIS数据，发现周六降雨多的村落对屠杀的参与率显著较低。这一效应在控制了一周中其他日子的降雨后仍然稳健，并且其他日子的降雨对屠杀参与率毫无影响。这强烈指示政府组织的社区集会部分地对屠杀负责。
在屠杀过程中，政府军队的施压、强迫、煽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Rogall (2014)研究了这一经过。作者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度可能是选择性的，因此简单的回归分析不能识别军队派遣对屠杀的因果关系。前文提到，卢旺达的道路主要是土路，尤其小路降雨后泥泞难行，连机动车都受到很大阻碍。出于效率考量，来动员屠杀的军队会尽量选择连接道路易于通行通行的村庄，从而保证他们在单位时间内访问尽可能多的村庄。Rogall博士利用这这一外生因素，通过工具变量回归，发现离主干道路远且降雨多的村庄较少被军队光顾，同时也有更低的屠杀参与率，而控制变量表明这并不是降雨本身或偏远本身造成的，两个因素同时出现才会对屠杀产生影响。模型模拟显示，军队的参与、煽动和胁迫对百分之八十以上平民参与负责，如果联合国能够对主要军事基地进行干预，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但国际社会在全过程中保持了可耻的静默。
除了证实了军队动员在屠杀中的重要作用，Rogall博士在文中还揭示了数据中的一些重要模式，对进一步理解民众和政府在屠杀中的角色有启发。Rogall博士查看了村落人口组成和军队派遣的关系，建模分析表明军队的目标似乎并不是最大化杀死的图西族人数量，而是在试图最大化胡图族人对屠杀的参与。这核实了专家们的一个猜想，即卢旺达政府希望制造一种全民的道德沉默——如果每个人都是施害者，那就没人能对施害者掷出第一块石头。文章还发现，军队动员的努力在两族人民通婚多的地区受到了较大的阻力。总之，卢旺达屠杀并不是一场暴民的狂欢，而是专制政府的杰作。胡图和图西两族虽然存在民间仇恨，但很可能不至于促使他们在这样的规模上拿起屠刀。面对族群冲突，利维坦恶果并不小于无政府的混乱。
万幸，我们非生活在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利维坦”二元世界。在政治制度的其他象限是否存在对族群和宗教冲突的解决方案？肯尼亚的族群之争和土耳其的宗教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敦伦政经将在即将发布的本文下篇中讲述这两个故事。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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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r, E., Poulsen, J., Rogall, T., & Stryjan, M. (2015). Preparing for Genocide: Community Work in Rwanda.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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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esquita, B. B., & Smith, A. (2011).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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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all, T. (2014). Mobilizing the Masses for Genocide.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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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gizawa-Drott, D. (2014).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947-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