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佛山市公务员满面春风地钻进面包车，他们刚刚有幸与佛山市委书记进行了一次会面。佛山市位于中国的广东省，是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
在中国，许多官员都渴望能有机会与本地市委书记说上话，坐在这个位置的人手里掌握着他们日后整个职业生涯的命运。但这四名官员有些不同——他们都是外国人。
23岁的阿比赫弗(Abbey Heffer)对其他三位同事说：“这是本月最重要的时刻。”赫弗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的政治学研究生，其他三人分别是来自乌拉圭的尼古拉斯桑托(Nicolas Santo)，来自意大利的乔瓦尼?洛维塞提(Giovanni Lovisetti)以及来自墨西哥的玛丽亚亚卡斯滕科(Maria Acastenco)。他们参与了一项不寻常的实验，实验目的是促进外国对佛山的投资，并帮助这座城市从熟练的制造业中心转变成创新型工业大都市。
这四个聪明、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加上他们的美国同事叶海亚于克塞尔(Yahya Yuksel)，都被佛山市投资促进局聘为国际投资推广专员。佛山市投资促进局为佛山市商务局下属单位。
虽然新中国在国有企业聘用外国专家顾问，大学聘用外籍教师方面有着悠久历史，但佛山是第一批招募年轻的外籍人士，将他们安排到自己的官僚体系中的地方政府之一。佛山市投资促进局的办公楼位于市中心，是一栋低层建筑。在这里，亚卡斯滕科说：“当我们在会议上分发自己的名片时，大家仍不相信我们为政府工作。”她今年26岁，毕业于国际关系专业。
中国经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外开放，佛山、东莞和深圳等城市（都位于广东）从此成了低成本制造业革命的动力。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薪资上涨，加上政府对创新的再度关注，推动这些城市去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者，同时降低它们对制造廉价产品的依赖。佛山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我们必须让佛山对外来文化更加透明、更加开放。过去我们这儿只是制造东西的地方，如今我们还要把佛山转变成适宜居住的地方。”
广东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进行政策实验的摇篮，这里距离北京的中央政府有1200英里，并且在国际贸易往来和民营企业方面有着长久的历史。
佛山市政府聘用外国顾问的灵感来自德国照明制造商欧司朗(Osram)的一位高管，他建议当地政府聘请海外顾问，从而能顺利的与外商沟通。
第一个入职的是28岁的尼古拉斯桑托，他于2013年入职，此前他曾在哈佛(Harvard)和北京著名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法律。桑托衣着时髦，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说：“我在《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看到一则广告，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马上打电话来确认。”
尼古拉斯在乌拉圭也小有名气，青少年时期他曾与巴萨(Barcelona)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 Suárez)同队踢球——苏亚雷斯是一名杰出的球员，但容易激动。到了中国以后，尼古拉斯一直被誉为帮助把中国建设成更好国家的新一代外国人的代言人，他甚至还在《中国日报》上有自己的专栏。
佛山市投资促进局策划推广部负责人Sarah Liu开玩笑说她是看长相才招他的。当地一些企业也会雇佣外国人充门面，但亚卡斯滕科极力强调他们的角色截然不同：“我们都希望在事业上有良好的发展，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只是摆设，是绝对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说话间她面前摆着一份蒸饺，那是她的午饭。她吃午餐的这间饭馆位于佛山市改造过的老城区，这里的历史建筑在外观上是传统的南方中式风格，里面却是一间间时髦的咖啡馆、酒吧和精品店。
佛山市官员希望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他们的招商引资工作能更加专业化。这些年轻的顾问们重新撰写了宣传手册，制作了YouTube视频，而且他们会说英语，在投资峰会上更容易与外商交流。目前已在佛山设厂的外国企业有亨氏(Heinz)、大众(Volkswagen)和欧司朗，这些投资者发觉与桑托等人沟通更顺畅，于是与当地政府的互动也更加频繁。
刚加入这支队伍的叶海亚于克塞尔今年33岁，是一名律师，他表示自己很容易就适应了新工作，“因为其他同事已经告诉了我所有要留心的问题。”
阿比?赫弗比桑托晚两周入职佛山市投资促进局，她表示自己经历了一段艰难旅程：“我们入职时刚好赶上中国开始反腐运动，因此对新方案的审批过程非常缓慢，我们除了要适应在中国政府工作时会遇到的官僚作风挑战，还要适应这一点。”
大量文书工作令他们的工作进展极其缓慢，但佛山市政府对他们抱有很高的期望。赫弗说：“完成与一家新的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要两到三年，但我们的合同只有一年。我们加了很多班。”
中国的互联网限制成了另一难题。中国封锁了Facebook、谷歌(Google)和Twitter的访问，而这些都是接触国际投资者的关键工具。像其他许多外籍人士和中国人一样，他们采用虚拟专用网(VPN)解决了这一难题。
互联网难题凸显了这些顾问们经常要面对的窘境：被要求多多的外商和仍然非常神秘的体系夹在中间。德国企业家彼得黑利斯(Peter Helis)表示：“桑托等人的位置很难做，但在他们的帮助下，与政府打交道变得容易许多。”彼得埃利在中欧服务中心(Sino-European Services Centre)经营一家投资顾问公司，佛山市为吸引高科技公司建立了这座漂亮的新工业园。
中国多个城市已派人学习佛山经验。工业城市中山市（佛山市的竞争对手）的一名高官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甚至想挖走这些外国公务员。赫弗说：“他当时说，‘你们在佛山的工资是多少？我们能给更多。’”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将佛山市这几名顾问比作19世纪时中国的买办，他们为向中国人出售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英国贸易行充当中间人。布雷迪说这是个“难做的角色”，她著有《洋为中用》(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一书。
佛山市的这几名“洋顾问”觉得这份工作让他们学到很多，既为这座城市作出了贡献，又有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但他们也承认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才能看到这一实验对佛山及其他城市是否产生了持久影响。
赫弗拿出另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外国顾问的著作——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著的《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她改述作者的结论道：“风险在于，我们来此是为了开拓中国，可到头来却为中国所利用。”
译者/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