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他们应该了解“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的命运，言论审查可以没有底线，所谓群众的力量也可能恶浪滔天。在这样的环境中，举报者自己也难有善终。
2015年4月19日，香港，歌手卢凯彤出席在文化中心举行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摄：TungStar
举报反动政治立场，或者反党叛国行为，令其遭到公众唾骂，政府打击，从而身败名裂，甚至走投无路。这是“文革”中常见的一幕。“文革”之后，不少文章和书籍反思这类举报的危害，还有当事人站出来痛心疾首地表达忏悔。
政治举报从未断绝。总是有人揭露，谁接受海外反共基金会资助了，谁参加民运组织的活动了，谁又和达赖喇嘛合影了。这些举报仍然会给被举报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在公共舆论中不受待见。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政治举报已然是一种过时的、无用的而且遭人鄙视的行为。
历史不仅出乎意料地重演，而且难以想象地荒谬。今天，港台人士竟然向中国内地（大陆）公众及政府举报港台艺人的政治立场。香港“爱国人士”陈净心在微博举报香港歌手卢凯彤、谢安琪支持“占中”运动，来自台湾的艺人黄安（传言已入籍大陆，但“台湾艺人”仍是其身份背景）在微博揭露台湾歌手卢广仲的“台独”立场。是的，他们不是偷偷摸摸地向情报部门告密，而是义正辞严地公开举报。
他们的举报“大获全胜”。主办单位取消了被举报歌手在大陆预定的若干场演出活动。在此之前，黄安也曾向国台办举报，要求调查可能与“台独女”钟屿晨合作的企业。国台办予以书面回复，对其举报行为大加赞赏，并称“领导高度重视，并责成相关单位迅速调查核实”。
举报乃因政治专制
去年9月，苏格兰公投前夕，文艺界名流纷纷表态。1300多位苏格兰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联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独立，认为独立将让苏格兰民族拥有更多自由创造能力。他们说：“我们将投票支持（独立），因为我们想象了一个更好的国家。现在，我们想要建设这个国家。”支持独立的明星中包括第一个饰演“007”詹姆斯•邦德的着名演员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他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苏独分子”。
反对独立的名人也不少，其中最受关注的大概要算《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J.K. Rowling）。她认为独立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并捐款一百万英镑支持统一大业。包括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等人在内的演艺明星也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宣称：“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远多于分离我们的东西。”
独立还是统一的确是一件大事，因此这些明星的立场也会引发争议，甚至招致言语攻击。但是，倘若有人跑到媒体上或者政府部门举报他们的政治立场，则显得十分滑稽。在民主社会，没有什么政治立场是不可以表达的。有些人愿意沉默，那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个人选择。假如英国政府一本正经地表示要调查某个人或者企业的政治立场，那将是一个政治笑话。同样的道理，台湾每次大选，蓝绿两边都有演艺明星助阵，也有很多人作壁上观。
举报之所以存在，乃因政治专制，取缔言论自由。
2014年5月，北京，香港歌手谢安琪出席签约内地经理人公司的宣传活动。摄：Tung Star
统治者的政策或者观点，只能赞同，不能反对。倘若反对执政党，对中国公民来说是犯罪，轻则“寻衅滋事”，重则“颠覆国家政权”。此外，据国际记者联会年度报告，中国政府还备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商业声誉、刑事诽谤罪、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淫乱、散播谣言、制造虚假消息、制造虚假注册等等十多项罪名来打压言论自由，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于境外人士而言，则是反华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不允许踏上中国土地。
在这种国家暴力高压之下，执政党控制从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校教育、包括墙头黑板报及个人微博在内的所有媒体和书籍出版、包括流行歌曲及言情电视剧在内的所有影视作品，更不用说汗牛充栋的专门政治宣传，对民众进行洗脑教育。因此，举报者既可以跑到政府部门去要求查处，也可以在微博上号召民众抵制，声称这是人心所向。主办单位取消预定演出，从表面上看是顺应民意，担心有人砸场，实际上是害怕政府部门找麻烦，或者已经被政府部门打了招呼。否则，争议对于公共舆论、演艺明星和主办机构都未必是坏事。
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民众提到分裂則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但同样曾经属于清代版图，蒙古建国是友好邻邦，台湾独立则天崩地裂；呐喊着要收复荒岛钓鱼岛的人，却从来不会以同样的逻辑追讨美丽的海滨城市海参威。习近平去新加坡与马英九握手，民众称颂创造历史；但假如此前由一个演艺明星提议两岸领导人以对等身份见面，恐怕会被骂死。
尽管如此，也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被成功洗脑。否则，就不需要那么多网络删帖人员和思想警察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因言获罪了。即便论及独立与统一，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些意见没有空间表达，没有机会交流，这也是言论封闭、思想狭隘的重要原因。那些可以说话的人，动辄代表“十三亿中国人”，不过是利用这种言论环境为虎作伥，在那些被迫沉默者身上再踏上一只脚。
举报增强政治审查
举报者可能会浩然正气地宣称：别的都可以忍了，在关乎“祖国统一”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绝对不能让步！他们也许不知道，“文革”期间，“反对毛主席”、“同情国民党”甚至仅仅是黄安的台湾背景、陈净心的香港身份，都是绝对不可以容忍和让步的“大是大非”问题，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正气，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举报案中真正的大事大非问题，是举报者和当局狼狈为奸，协作进行更加广泛的政治审查，打压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论自由，逼迫可能与中国大陆人合作的艺人、作家和商人都进行更多的自我审查。同时，也让中国大陆的合作方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失去更多的生意和交流机会。
港台艺人在大陆原本有比普通大陆居民更多的表达空间，至少以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畅所欲言。除非被安全部门列入黑名单，唱片出版公司、演艺活动的主办和主管机构通常“管内不管外”，也就是说，只要删除其不受欢迎歌曲和镜头，或者要求不在活动期间不发表反政府言论，就可以合作。无论是支持“反攻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谴责“六四”镇压的歌手梅艳芳，还是支持藏独的冰岛歌手比约克（Björk Guðmundsdóttir），在大陆都是采用这样的原则对待。
陈净心、黄安等举报者，利用中国当局的意识形态宣传，实际上是逼迫他们“有所作为”，进行更加严格的政治审查。或者，中国当局利用这些举报者，以及他们的举报造成的舆论影响，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迫使艺人们进行更多的自我审查。
演艺人士不是专业的政治家，有些只是庸庸碌碌的卖艺人，但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但经过这样的政治审查，还能让中国年轻人看到的境外艺人，很可能就剩下那些或者思想整齐划一，或者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或者为了大陆市场逢迎拍马的人。
香港“占中”期间，导演王晶和北京政府站在一起，和同行划清界限。北京大阅兵当日，大量明星用过网络表达“爱国情怀”。钟镇涛发文称唱国歌激动得哽咽，而关之琳更发文直呼“祖国万岁”。无论是发自内心还是作秀表演，相较于前辈，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批判精神都大为减弱，而自我审查和迎合顺从的倾向都大为增加。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超过三十年，但是言论空间从未自由，思想文化始终受压，后果有目共睹：偌大的一个国家，经济、文化都全靠“山寨”，连几首像样的原创歌曲都写不出来。口口声声爱国爱大陆的陈净心女士和黄安先生，为什么不想想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呢？
也许他们真正的兴趣，仅仅在于利用中国大陆政治环境，或打击政敌，或者报复私怨，或扩大地盘。但是，他们应该了解“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的命运，言论审查可以没有底线，所谓群众的力量也可能恶浪滔天。在这样的环境中，举报者自己也难有善终。
（长平，作家，资深时政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