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家之地很有势力，利用互联网金融突破地域限制，资金回报率超高，强硬回应市场质疑，资金去向成谜。
财新记者 吴红毓然 韩祎
“土豪死于信托、中产死于炒股、草根死于P2P，总有一款骗术属于你。”这样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实。
2015年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从金额、波及人数到辐射范围，比任何一年都来得猛烈，甚至进一步演化成社会群体性事件。财新记者了解到，目前高层已经高度重视非法集资风险，要求在12月下旬前完成全国性的风险排查。
各地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打非办）要求，重点监测关注e租宝、e联贷、恒昌财富、银谷财富、首山财行、紫马财行、证大财富、鲁金所、借贷宝、天峰财富、开开贷、捷越联合、华赢凯来、望洲财富等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
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仅2015年1月至8月，全国涉嫌非法集资的立案就在3000件左右，涉案金额超过1500亿元。这还未加上最近爆发的e租宝、卓达、泛亚等“地震级”案件。这些企业共同特点是，在起家之地很有势力，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外衣迅速突破地域限制，面对市场质疑时非常强硬，资金去向成谜。
“形势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峻，存量风险还没有化解，增量风险又迅猛增加。”一位监管高层对财新记者指出，今年的非法集资案件有“遍地开花”之势，几乎全是大案、要案，不仅跨省，甚至跨国，非常令人头疼。
多位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2015年，非法集资涉案金额河南第一，四川第二。从2015年1月至9月，河南省涉案金额约300亿元，四川省约180亿元。“这对整个地方经济、社会稳定都有影响，是连锁反应，银行也难独善其身。”一位河南监管人士说。除河南、广东、江浙等传统高发地区外，山西、北京、河北、四川、重庆、新疆的案发数量迅速增长。
2015年，以P2P、私募基金、股权众筹之名新增的非法集资风险隐患最多。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杨玉柱公开表示，“有一些是以P2P为名行集资诈骗之实；另有一些则从传统民间借贷、资金掮客演化而来，以开展P2P业务为噱头，主要从事线下资金中介业务，开展大量不规范的借贷、集资业务等。”
中国金融市场以刚性兑付为主，大量的投资者在无风险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既未在购买前被有效提示风险，又往往自动选择性忽视常识性问题，一旦风险爆发，求告无门，悲剧频发。
非法集资为何如此泛滥？业内人士认为，监管主体缺失是问题之源。一位地方监管层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长期以来，非法集资实则处于监管真空地带，监管主体不明、监管制度跟不上。地方政府有经济诉求，往往默许各类机构成长，甚至多次站台，给投资者造成极大误导，直至风险兜不住暴露。
“同一件事，因为不同的名字，归属不同的机构，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就会有监管套利，最后形成所谓的创新来制造风险。”一位资深监管层对财新记者总结，所有的非法集资实际上都有兜售国家信用的嫌疑，“有国家信用在，大家就不会自己判断风险，等着政府埋单；卖国家信用多了，又没有监管措施等对价，最后是投资者埋单的系统性风险。”
什么叫非法集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释义，这包括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集资诈骗两种行为。简言之，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形式，没有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发放正规牌照的公司，不仅公开募集资金，还承诺保本保息，投资者就得警惕了。
P2P“跑路”潮
“你贪的是它的利息，它要的是你的本金。”这句话成了大部分投资者的亲身体会。
今年12月初，吹起700亿元泡泡的e租宝，被宣布因涉嫌违法经营被调查，涉84万投资者。12月16日，各地警方联合发布声明，称已对e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犯罪问题依法立案侦查，对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对涉案资产实施了查封、冻结、扣押。
据新华网12月12日的消息，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对e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北京及各省区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成立专项处置工作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将依法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e租宝是以融资租赁债权交易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公司全称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为钰诚国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e租宝注册资本1亿元，总部位于北京，成立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
2015年，P2P的非法集资风险高发。零壹财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30日，3464家被监测的P2P借贷平台，正常运营的仅有1876家，问题平台约占46%，创近半年来新高。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2015年问题平台涉及的投资人数约为15.7万人，涉及贷款余额为82.7亿元。
“真正的P2P实际上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它解决了交易成本、信息对称的问题，但现在出了这么多的事情，都不是真的P2P，这就把P2P行业毁了，大家都觉得P2P是坏蛋了。”一位银监会相关人士说。
一位监管层人士指出，目前从事P2P行业大致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搞互联网起家的，用大数据做业务；第二类是传统金融行业，比如银行人士跳槽创业；第三类是民间借贷出身。“第一类人好一点，以做信息匹配为主，更强调技术；第二类人对金融有敬畏感；最怕第三类人办的P2P，出事‘跑路’的也多集中在这类机构上。”
另一位人士也对财新记者提及，机构借P2P概念，包装传统民间借贷，“只是在形式上开一个网店，往往通过线下跨区域设置门店，招聘大量员工进行地推，公然进行非法集资。”
一位成都银行业人士指出，四川成都市曾有民间投资理财、担保小贷一条街，十分疯狂，去年开始倒闭、“跑路”，现在早就人去楼空。这些公司有工商登记的合法身份，多设在高档写字楼内，对投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这些公司，改头换面就变成了P2P。
“P2P时髦啊！许多担保小贷、商业保理、融资租赁公司甚至房地产公司，老板们租台服务器买套网贷软件，就是P2P了。”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大量P2P借贷软件是由第三方中小型软件公司做的，只要20万元，一些平台连基本的HTTPS加密传输都不配备。”
目前，北京银谷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扩张比较快的P2P公司之一。银谷财富称自己是“P2P行业中的星巴克”，曾有员工以“银谷银行”的名义公开推销理财产品，包括月月盈、双月丰、任逍遥、东方红等产品。这些产品期限在1个月-24个月，过往平均收益率8%-14.6%不等。从融资方而言，平均借款额度为6万元，借款人综合成本为24%。财新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的员工，询问产品投向的具体项目信息，员工并未介绍，而是不断提收益率。
今年6月中旬，北京银监局对银谷财富“银谷银行”虚假信息进行风险提示；11月初，银谷财富辽宁营口的分公司就已经被当地公安局调查，大门被贴上了封条，要求“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银谷财富方面则表示，这是“当地拓展业务时遇到一定阻力”。
据银谷财富公开披露的信息，2014年累计线上线下交易规模约20亿元；截至2015年10月，累计交易规模已近100亿元。其中90%的业务为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提供，10%的业务由线上平台“云钱袋”贡献。
财新记者查询“云钱袋”平台发现，项目资金投向多为个人信用或抵押借款，期限一个月，预期收益率8%，借款人信息并未详细披露。
如何判断P2P平台的风险大小？前述监管人士介绍，第一看预期收益率。如果收益率为8%-12%，这可以用机构产品解释收益；如果是收益率在12%-15%，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借贷，但风险很高；如果收益率超过15%，基本没有理由相信。
第二，看业务员的激励机制。“如果给业务员过高的激励，业务员在介绍产品时很容易误导投资人。”多家P2P公司地推人员表示，自己都是“带业绩上岗”，赚“收益+工资+提成”的钱。比如已经出事的某P2P平台，实习生被要求一个月业绩5万元，初级理财师20万元，中级理财师30万元，高级理财师40万元。如果能拉到10万元投资一年期理财产品，提成可高达3000元。
第三，看线下业务规模。“如果这个P2P公司大量线下业务，尤其资金从线下渠道募集，这存在很大风险。”前述监管人士指出，线下业务的操作风险难以把控，管理问题比较突出。
“大部分P2P都不是真正的P2P，A2P、P2B、P2C、P2G等模式都是不靠谱的。”融360 CEO叶大清向财新记者指出，P2P的理念应该是老百姓的钱给老百姓用，所以标是小额、分散的，而不是老百姓的钱给上亿元的大标，投向都是产能过剩企业、政府等，“这不符合金融的逻辑，资金期限错配严重”。
此外，大量的P2P平台不惜花重金投放广告，以央视或各大卫视等媒体为其增信。比如，2015年2月-10月，银谷财富在央视一套、十套投放广告，将品牌宣传片在多个单日的《新闻联播》播出前时间段18时50分-18时53分播放，北京地铁、高铁里也随处可见银谷财富的广告。11月18日，翼龙贷耗资3.6951亿元夺得央视“标王”，总共拍下央视“新闻联播标版组合”等。
2015年7月24日，大连市政府发布《涉嫌非法集资广告的通告》，36家P2P平台被通报，包括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两家大连分公司，还有中融民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恒昌财富、大连融信联创投资有限公司、放心网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等。通告指出，这些公司不具备对社会公众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牌照和资质。
“大大”财富风波
“打着基金公司的名义做P2P，但实际上是非法集资。”2015年6月，北京市打非办公布，北京市非法集资涉案360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成为大案、要案高发领域和非法集资主要方式。
一位监管人士指出，现在《基金法》没有私募基金的说法，部分私募基金机构直接降低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变成了公开募集的私募基金。还有多家私募基金公司只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但不对产品进行备案。
12月15日，市场消息称，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申彤集团）由于公司资金兑付困难，要求员工必须购买公司产品，不然就“被离职”。多位员工向财新记者确认此事，不管是四川、山西还是上海，均有员工表示集团开始要求员工购买“私募基金”产品“大大宝”，公司最开始要求员工必须购买10万元的产品，后来降到5万元、1万元，再到1000元，如果不买就开除。已经有员工被开除回家。
“大大宝”为大大集团主推产品，名为CTC基金系列，期限为1个月和1年，对应的预期收益率为6%和9%。目前，1月期的产品全部停售，只有两个1年期的产品（CTC1号A、B）在售。这些产品并未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财新记者发现，有8个1月期的产品还未募集完就已经提前结束。其官网显示，截至12月15日，线上投资者2.93万人，累计投资1.9亿元，当日投资200万元。但线下规模不详。
目前有产品出现延迟兑付情况。有投资者反映，产品出现到期兑付比合同晚三个工作日的情况。投资人表示，11月5日在上海购买的1月期的CTC产品收到了本息兑付，6日购买的还未收到。
12月15日晚间，申彤集团官方回应称，最近公司根据市场的需要，对内部机构机制进行了一些调整，项目有增有减，人员有进有出；个别对所在公司整体规划不够了解或者对个人利益不满意的员工，散布了一些对公司不利、不实的言论。
这并未消除市场的疑虑。据财新记者了解，近期申彤集团旗下的私募基金公司被多次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涉嫌非法集资。一是多家子公司未有私募基金牌照，还公开销售未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二是员工激励不合常理，利诱员工疯狂销售以赚取提成，员工的年化收益高达20%，而产品的收益是8%-13%，则融资成本至少在30%；三是资金无第三方托管，钱流向了企业自己的银行账户，且去向不明，公开信息显示大部分资金投向各种公益项目和员工激励上。
申彤集团以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公司于2013年7月注册于上海浦东新区，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人代表及实际控制人均为马申科。
据申彤集团官网介绍，申彤集团旗下有大大集团、迎智集团、茂坚集团、静静集团、菲阳集团等以“集团”为名的子公司，以大大集团为主。分别负责金融理财、创业培训、建筑装饰等业务。截至2015年11月，申彤集团已在全国282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总数达500家。
一位茂坚集团员工透露，购买“大大宝”产品并非通过App，而是把资金直接转到集团指定账号。有账号对应的公司名称为西藏浦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财新记者查询发现，西藏浦新注册于2015年10月23日，实际控制人为马申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单坤，单坤也是上海申彤大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这是大大集团内部激励员工的名言。一位上海总部的员工告诉财新记者，申彤集团在2014年约有2万名员工，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急速扩张，到现在估计有10万人。申彤官网则显示，目前有6万名员工。
多位在大大集团工作过的员工均向财新记者反映，申彤集团给的底薪和提成都高得离谱，一般员工底薪6000元，提成为每个月20%。如果购买一个月10万元的理财产品（年化利率8%），就可以在底薪基础上，拿到1600元的提成。
自从提出“大干一百天”的口号，员工的激励机制变得疯狂。由原来的每月拉投资20万元转正降低为拉5万元即可转正，工资由原来号称8000元上调到1万元，投资回报周期由原来的年利率12%增加到20%，投资款期限可缩减为1个月和3个月。
大大集团的业绩考核按存量算，只要资金趴在账上就为业绩；转正后每月最低业绩为10万元，转正员工月薪基本都在2.5万元以上——1万多元的基本工资加1万多元的提成。据员工自己估算，整个公司每月工资成本就将近5亿元。
公司以高额薪金吸引大批人员应聘后，对员工进行洗脑，称集团有“红二代”背景，项目是集团帮国家做的，有西藏地下资源开发的垄断权，已经拿到银行牌照等。
“大大集团内部大肆宣扬党工团建设，公司办公场地有大面积的有关党政的图片展览，并称集团与政府关系密切，误导员工与投资者。”一位员工透露，在大大集团官网，也专门开辟了党建频道；各地分公司都设立党办部门等。
目前，整个申彤集团只有三家相关公司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公司实缴资本均为0元，多位高管不具备从业资格。
财新记者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信息发现，深圳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1日，法定代表人陈尚坤，于2015年4月29日登记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2亿元，实缴资本0元，登记的三名高管中，除陈尚坤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外，总经理阙春华和风控经理于洋均不具备从业资格，产品信息未登记，没有提供登记前后的经营情况。
深圳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0日，法定代表人黄晞，于2015年6月29日登记，目前管理规模为0元。注册资金2亿元，实缴资本0元，黄晞及风控主管翁康维不具备从业资格。
北京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孙江川，2015年7月16日登记，目前管理规模为0元。这家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元，孙江川并不具备基金从业资格。12月15日，财新记者拨通了孙江川的电话。他表示，在公司只从5月待到7月，因身体原因辞职，“只是在筹建北京公司过程中，帮助处理了一些问题。”
然而，大大集团销售的产品中，并无这三家基金管理人的产品。大大集团官网显示，目前有 5000万元的“某休闲酒店投资基金三期投资基金”及1亿元的“青岛某家具城投资基金”两款产品，前者的基金管理人是上海金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为上海申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没有获取基金管理的牌照。
“这些产品卖不动，公司停售过一段时间。但由于业绩下滑明显，就把之前停售的产品再次发行，筹完资金的项目又拿出来筹集资金。”一位福建员工透露，“骗子还这么懒。”
财新记者从一位常州的投资人处了解到，为了吸引投资者，大大集团会在投资者签署合同后给予客户适当的“好处”，开出的条件是投资300万元赠送一辆汽车。他投资了50万元CTC基金获赠了70克金条，价值1万余元。
大大集团如此激进的扩张线下销售团队，资金去向成谜。财新记者发现，公司公益项目众多，且公司存在自融嫌疑。比如，CTC基金标的为大学生创业就业实战营项目，公益性明显。据CTC官网介绍，项目由迎智教育科技集团运作，该集团前身为上海迎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5年成为申彤集团成员。这意味着融资项目亦为申彤自身项目。
泛亚案再起风波
在各类非法集资案件中，泛亚案最早爆发。据财新记者了解，泛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可能将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正式立案。
在10月还露过面的泛亚实际控制人单九良，近期确认失联。12月17日，财新记者拨打单九良电话时，发现已关机。
意马国际（00585.HK）于12月17日发布公告称，最近未能与主席兼执行董事单九良取得联系。单九良在10月15日之后，就再没出席过任何董事会会议。据公司2015年半年报，单九良和张鹏分别持有公司23.74%的股份。
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于2011年2月16日，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王清民，总经理郭枫。2012年末，单九良先后提议张子诺任泛亚副经理、董事、副总裁，同时兼品牌战略中心总经理、总裁办主任等职。业内将泛亚称为“夫妻店”。
今年4月以来，泛亚兑付危机持续发酵，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共牵涉22万户投资者、430亿元资金。在昆明、上海等地，泛亚的投资者聚集维权。9月21日下午1点，百余投资者聚集到位于北京市金融街的中国证监会楼下。
当时，云南公安机关并未对泛亚交易所进行立案，证监会方面则表示，他们只有督办的权力，会尽力督促云南相关部门解决投资者的问题。国务院于2012年7月发文，要求全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由证监会牵头，云南一直未被验收。
据财新记者了解，10月中旬，泛亚案由云南省人民政府负总责，包括对是否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定性、交易所的清理整顿和风险处置都由云南省政府负责。11月下旬，云南成立泛亚的风险处置领导小组，由省长陈豪担任组长。
12月12日，《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山西省太原市演讲遭遇部分投资者的围攻，现场极为混乱。宋鸿兵西装后背被扯裂，并被迫手写道歉书。
12月13日晚间，宋鸿兵通过个人新浪微博发表声明，称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称所签写的文件是被胁迫签写的，投资者在泛亚公司的损失与其本人没有关系。宋鸿兵表示，他曾经通过第三方渠道受到泛亚的邀请，进行了经济形势分析讲座，不了解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公司的组织架构及其投资模式。
据财新记者了解，除云南外，新疆、甘肃、山西、天津、上海亦为“重灾区”，还牵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据财新记者了解，多家银行都是从总行层面与泛亚签了合作协议，明面上约定是三方存管，但实际上，银行私下都进行违规销售。
2013年10月，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中国银行共同举办的投资者教育活动“2013投资风向标——全国巡回投资报告会”在乌鲁木齐站举行。当时新疆自治区金融办有关领导、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的多位行长、部门总经理，来自3000名新疆各地的投资者在新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报告会。据财新记者了解，大会一结束，就有多家银行签了合作协议，众多投资者当即购买，甚至不乏金融监管人员自己。
有监管人士向财新记者坦言，他们曾对泛亚进行风险提示，要求银行全部清理、不得销售，但有投资者无法接受这一行为，要求继续购买。“投资者赚钱赚习惯了。”
此外，当地政府的大力保护，也给泛亚做了背书。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曾公开表示，“泛亚直接为国家纳税3.6亿元，为国家间接纳税6.7亿，总计近11亿，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泛亚。” “泛亚是云南批准的，到外地募集资金说自己合法合规，外地投资者购买后，资金回云南，云南省就很高兴，一直保护。”一位资深监管人士总结。泛亚并非孤例。据财新记者了解，全国还有1000多家类似的地方交易所，均面临清理整顿的问题。
多种包装
“实体经济越来越不好，非法集资就越来越以金融的面目体现。”一位金融专家指出。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权威数据，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查的金融犯罪案件达1.4万起，同比上升近3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需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简言之，第一，非法性——未经授权或超过授权；第二，欺骗性；第三，收益性；第四，不特定性，完全满足这“四性”，就是非法吸存。当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卷款逃跑、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的话，就涉嫌集资诈骗罪。
除了P2P、私募基金、商品交易所，非法集资还有其他多种表现形式。近年来，投资咨询、融资担保、资产管理等投资理财类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爆发式增长，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行业乱象丛生，超范围经营、高息借贷问题十分普遍。“各类投资理财公司未设门槛，无行业管理部门，违法成本较低，部分问题公司被清理后，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一位管理者表示。
还有的非法集资打着假银行的旗号。比如，部分农民合作社突破社员制、封闭性原则，超范围吸收农民资金而用于农业生产，高吸放贷赚取息差，资金链断裂、暴力催债、“跑路”事件等频频发生。一些农民合作社或由原先开办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经营者发起设立，或以合法身份为幌子，仿照银行外观设立网点，通过代办员、业务员广泛吸收农民存款，欺骗性极强。
实体行业也有各种涉嫌非法集资活动。比如，陕西省近期有多家民办教育机构实质是非法集资，涉案百亿元。陕西省政府将出台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和管理的意见，并不再审批民办普通中专学校、技师学院；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不再审批民办教育机构。
四川、山西等地，有健康咨询机构涉嫌非法集资，形式很简单，这些教育机构以办养老院预定床位费的形式，向中老年人骗钱。
房地产公司也有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二三线城市的民营房地产商资金链压力极大，以高息借贷的冲动增强，融资风险暴露更明显。11月初，石家庄民企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年利率高达20%-30%的理财产品被曝光，引发兑付危机。一位监管层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该公司融资问题由来已久，通过预售商铺、委托经营产权、销售高息理财产品等多种形式进行融资。目前卓达高管基本被控制，卓达已基本停止兑付，而是对投资者办理房产抵债、延期续约等。
11月下旬，武汉财富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无法如期兑付基金产品。财富基石是华中最大的理财平台，形成了财富基石和基石在线的“线上+线下”模式，在全国共有30多家线下实体店，其中大部分位于武汉市区。基石在线网贷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该平台累计投资金额12.58亿元，累计注册总人数超过7.5万人。事实上，财富基石资金均投向关联公司华氏国际（控股）集团的地产项目，存在自融嫌疑。
风险传染加剧
非法集资是否会传染到正规金融机构，酝酿成系统性风险？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形势逼人，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案件高发态势，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会付出大的代价。”一位监管高层表示。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在年初的经济形势会议上指出，银行业案件防控形势严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等外部风险向银行业传染加剧。
财新记者了解到，一些银行也给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贷款，当公司资金被冻结后，银行难以进行保全资产，形成坏账。据银行机构自查统计，四川省有45家银行授信客户涉嫌非法集资，涉及7.8亿元贷款。
今年9月8日至11日，河南省委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贷谋私问题突出，部分管理人员利用放贷权索贿受贿，违纪违法案件多发。基层行社“苍蝇式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内外勾结非法集资、以贷入股、虚假贷款、信托投资混乱等问题。
一位四川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2014年以来，四川民间高息借贷和非法集资活动出现大面积无法兑付，这就催生了很多犯罪分子，向银行转嫁风险，导致银行业潜在风险加速暴露。“这两年来，大额虚假抵押贷款诈骗案接连在四川发生，给银行造成了直接损失。”
民间理财的“跑路”潮，也给银行体系留下了巨额的存量债务，风险还很难化解。比如，2014年8月，四川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汇通担保的高管集体失联、卷款“跑路”，涉资40多亿元。当时银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汇通担保利用多个投资理财公司相互腾挪资金，个别银行还代销过汇通担保的理财产品，现在全部变为“飞单”。
全国性的金朝阳财富教育（下称金朝阳）问题更为严重，银行被套取大量资金。此前有媒体报道，该公司涉嫌传销，在2014年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共涉资900亿元。
财新记者查询发现，公司已经巧借“在线教育”概念，将线下授课模式扩展到移动互联网领域。金朝阳的模式为“高杠杆+反复套现”。首先，“学员”之间互相借钱，购买豪车豪宅，再伪造合同，以办理房贷车贷，骗取银行资金；再拿购房合同等到各银行办理大额信用卡套现，再把钱在“学员”之间相互拆借，或者购买金朝阳的“Pre-REITs”或“企业短债”产品，产品年收益率都在30%以上，如是循环。
当金朝阳骗贷案爆发时，银行出现了大量的信用卡、按揭房贷等形式的逾期贷款。但由于大部分资料均是真实的，包括“学员”的身份证、房产证等，银行无法以骗贷案处理，只能算是民事纠纷，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还不能核销。
不仅是银行，保险机构也卷入“飞单”事件。2015年4月，深圳金赛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陷入60亿元兑付危机，实际控制人王维奇将资产转移后“跑路”。10月，投资者到北京平安大厦门口进行维权，因其通过平安人寿渠道购买。后平安官方回复称，有平安人寿个别业务员私下违规推介，规模1亿元左右。
权威人士指出，在北京、江苏、广东、湖南等地排查，均发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多名工作人员存在私自销售理财产品等异常行为。
谁来负责？
“谁生的孩子谁抱”，这样的监管理念在迅速演化的金融领域，被套利者所利用，滋生出庞大的非法集资风险。
这既牵涉一行三会等各部委的利益，也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体制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监管当局对待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要克服地盘意识，主动按产品功能协调落实应有的监管，监管当局不应该有自身机构的利益。
“非法集资是各行各业的，以前是医药保健、造林，牵涉药管局、林业局，现在是融资租赁、P2P等形式，再加上很多非法集资通过网上传播，整个生态变了，很多问题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位银监会人士指出。
财新记者从多个部委的监管人士处了解到，由于监管主体缺位，一些行业所谓的监管办法，其实是“鸵鸟政策”，反而给非法集资提供了保护伞，而投资者欲告无门。
现在大部分“假基金”都会到基金业协会登记，拿登记作为增信行为。“按照国务院的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程序，主管部门要先给个意见，公安部门才能立案。”前述监管人士透露，登记在册的私募基金多达2万家，很明显，根本不能一一认定。
P2P更是如此。业内人士认为，按照信息中介的定义，没有几家P2P能符合将要出台的监管办法。据财新记者此前报道，地方金融办则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P2P进行备案管理，并进行风险防范和处置。“地方都是来了就给登记，又不检查，这些公司对外就说是国家登记过的正规军。”一位监管人士觉得问题很复杂。
“出台的政策没有针对实际情况。”金融改革步伐加快，产品不断创新，衍生出的新型金融行为、融资模式，没有明确监管规则，跨区域性风险加剧，地方监管难以有效。“一个地方金融办备案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不会去别的省募集资金吗？”
“不是推卸责任，要管就要管好，但是现在怎么管？”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现在有3000多家P2P，已经长成庞然大物，“我管的话，我得知道它是谁。随便拿出一家来，我都得看半天吧？就像管银行一样，审查股东资质、股权结构、经营模式、有哪些风险等。随便拿一家P2P过来，我都得看，注册的时候资本金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金白银、在哪里注册的、股东到底是谁，我得一项一项去核对，把风险在准入的时候就管好。”
一位证监会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登记的时候也没检查，几个人怎么检查2万家私募基金？凭什么此人登记了之后，干的坏事就归我管了？”跟私募基金一样，银监会也面临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目前银监体系共2万左右的员工，“现在这些人光管银行都忙不过来，任何一个处室都只有几个人，拿一个处对应3000多家P2P，怎么管？”
“金融监管部门不是用来打击非法集资的，妄图通过出台行政规定和自律规则，来规范刑事犯罪行为，是飞蛾扑火。”前述证监会人士指出，“金赛银”案有深刻教训，非法集资必须立刻控制人、控制资产，但行政监管部门无此权限。
地方政府态度暧昧
“你知道吗？内蒙古‘万里大造林’的案子在2009年就终审判决了，但资产处置、资金清退等后续工作，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一位公安经侦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地方政府的问题比较突出。
他表示，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利益，擅自在辖内处置资产、清退资金，给跨省的案件的整体处置工作造成阻碍。在一些跨省案件中，牵头省份也不主动与其他涉案地区进行协调，对当地涉案分支机构查处不及时、不彻底。
在案件暴露前，地方政府则有保护倾向。有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有的地方政府不敢做非法集资的风险预警，担心影响发展、创新等形象，又能暂时收获大量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出事后依赖公安的介入。
多位监管人士也认为，都依赖公安不可行。“中国这么大，基层派出所知道什么叫P2P，什么叫私募基金，什么叫基金子公司吗？”前述人士透露，“有一次，一家私募基金在河南某地进行非法集资，派出所去查，私募基金的人拿出了在基金业协会的登记证书，就把警察劝退了。”
在金融领域，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该文件确定了地方政府要承担对部分金融活动的监管职责，要加强对民间借贷、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引导和规范，防范和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
央行研究局于2013年启动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今年9月亦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议，不过对这一课题至今仍无明确进展。多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关键是对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上位法缺位，这也使得地方在监管地方放贷机构和处置非法集资案件时积极性不高。
央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曾指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力量薄弱，具有专业知识储备和金融监管经验的人才较为缺乏，全国各省级金融办平均只有30多名工作人员，少的不到10名，专职监管人员一般只有3人到5人，却要监管全省数以百计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普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风险事件频发。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2007年被确定，联席会议由银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十几个部门参加。有打非办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处置工作机制并不完善。省、市、县三级政府防范处置非法集资力量呈逐级递减趋势，特别是县级政府贴近基层、靠近一线、但普遍存在机构不完善、人员编制不足、经费匮乏等问题。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并未完全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各相关职能部门同步的机制，部门间协调周期长、效率低，总是仅仅依靠个别部门单打独斗。
“非法吸收存款认定的第一条，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前述监管人士指出，为什么涉嫌非法集资的犯罪分子愿意登记备案，拿各种牌照，就是为了躲这一条。
“这类机构只要有牌照，能拿就拿，不管拿什么，他们都干非法集资。泛亚的逻辑很明显。借国家信用中饱私囊，地方政府、企业甚至银行都获利不菲，最后是投资者甚至财政埋单。关于泛亚的风险提示，也只是监管方想免责，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一位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
“解决金融抑制，绝对不是发牌照那么简单。防风险、促发展的关系在金融绝对不是空话。”前述监管人士指出，非法集资所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制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财新实习记者吴雨俭、张莉，记者张宇哲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