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7日,在长达两年多的长期拘押之后,当初于南方报业门口聚集,声援《南方周末》的刘远东、郭飞雄(原名杨茂东),孙德胜等人,被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予以宣判,令人震惊的是,法院竟然临时给郭飞雄增加了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并与原来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合并,共判决郭飞雄有期徒刑六年,可谓奇葩判决,荒唐绝伦。随着郭飞雄等人的判决,曾经喧嚣一时的“南周元旦社论事件”也正式画上了最后一个音符,“朋友们,该结束了,我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郭飞雄,“判决庭上的最后答覆”)
所谓“南周元旦社论事件”,起因是《南方周末》元旦社论的原稿“宪政梦、中国梦。”遭省委宣传部授意大幅修改,引发南周同仁不满,消息传开后,前南周员工、作者乃至读者等,纷纷表示声援南周同仁对新闻自主的扞卫,以及对新闻审查的抗议。在网络时代,南周同仁的抗议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一些民间人士则据此提出了更多的诉求,从新闻自由、政治改革到宪政民主,最终,这些民间人士选择了南方报业门口作为表达声援、抗议和提出自己诉求的场所。
2013年1月7日起的数日时间内,数千人到过南方报业门口,瞬间最高人数约在数百人之多,为近年来所少见,而其鲜明的政治表达,更为1989后所仅见,“自1月7日至今,民众在南方报系大门外的声援,已演变为一场纯正的政治集会”(郭飞雄,“对南方报系大门口声援南方周末政治集会的简要思考”)。至此,“南周元旦社论事件”由原来的体制内维护新闻自主的抗争行动,“脱稿”演变为南方报业门口的一场自发集会。
严格而论,两者之间,参与主体不同,诉求不同,犹如两条平行线。整个自发集会期间,并没有任何一名南方周末的同仁与大门口的集会人士有过互动。到最后,两者的结果也不同,南周同仁最终认同了“党管媒体”的原则,作出了妥协,而南方报业门口的自发群体,随后即遭到了持续的打压,多人被捕入狱,直到此次的宣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郭飞雄等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指控,居然用上了南方报业集团出具的证明,如今看来,当初的自发集会,更像是一场误会。
中共18大之后举办前后,如同十年前“胡温新政”的虚幻期待一样,又开始流传新的改良期待,在改良派的圈子内、饭桌上,各种关于习近平本人倾向改革的传言口沫横飞,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些传言还频繁出现于微博等社交媒体之上,通过微信群等即时通讯方式传播、发酵,一时间,在网络平台和民间群体之中,弥漫着一种政改有望的乐观想像,也因此,“南周元旦社论事件”一爆发,迅即被一些人士归纳为改革与保守之间的一场对决:《南方周末》及其体制内支持者,被看作是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代表,从而必须加以支持,以抵抗保守势力,甚至可以起到为“习近平的政改”开路的作用,在当时,无论是“驱庹”的体制内诉求,还是集会现场频繁出现的政治改革表达,都离不开这种特定的乐观氛围,以及特定的话语动员作用。
可是,这种发源于发源于1980年代的改革vs保守的图景,早已经与时代脱节,经过20多年的有限市场化改革,围绕体制对于利益的攫取和分配,市场新极权体制也得以成型和强固。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受纪律和利益的双重约束,体制群体呈现整体保守化倾向,并无可以辨识的体制内改革派或体制内健康力量,相反,经济发展提供了体制不走邪路、不走老路的“道路自信”,并将强化体制(从严治党)以控制社会(依法治国)成为了其基本策略,在这一基本策略之下,不存在所谓体制内改革vs保守的对立,也不存在任何自由化政改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体制的挑战者或者麻烦制造者,都会加以持续和强有力的打压。
“南周元旦社论事件”爆发前不久,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选择深圳作为其就职后视察的第一站,在改良派的话语中,这被看作是倾向改革的姿态,然而,就在“南周元旦社论事件”展开的同时,习近平第一次南巡的讲话正在内部悄然传达:“竟无一人是男儿”、“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等话语,不仅令人不寒而栗,也预示了此后几年的走向,事实也正是如此,2013年2月23日,“南周元旦社论事件”过去刚刚三周,刘远东被捕,以此为发端,两年多以来,已经有数以百计的街头政治人士被抓捕。此外,不仅新公民运动参与者这样的积极分子在所难免,即使是像NGO人士、维权律师、教会人士等相对温和的群体,就算没有走上街头,也依旧难以逃脱打击,民间社会的活跃程度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
事实已经证明,所谓的乐观期待,从来就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而只是一种心理想像的产物,对于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来说,目前仍处在其完形强固的阶段,没有足够尺度的危机冲击,并不足以逆转这一过程,也因此,关于冰河期的论断正悄然流行,或许,在这样的时刻,仍要相信溪水会再度奔流,信念也因此成为了唯一重要的依靠,那就让我们听听郭飞雄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辞吧:
“我们的自由民主运动,将会在不断地打压、淬火中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有一天,这一代公民用自己的双手,将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大厦矗立在这块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未来属于主权的公民和主权人民,世间万国无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