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朝阳群众一样，黄安越来越熟悉大陆的政治生态，甚至成为其中一部分，他知道利用自己台胞和歌手的身份，也知道去哪里告状最有效。
本文原刊于 《Vista 看天下》 ，作者陈劲松
“在车上我刚刚打了‘台独’！”挥了挥手上“土豪金”版的iPhone，黄安大声告诉记者。他指的是自己的微博，5分钟前，他刚更新了一条，举报春秋航空一位女空乘是“台独”支持者，这条微博下有三千多条评论，七千多个赞。
2015年12月9日下午，当记者在北京朝阳区望京的一处咖啡馆见到黄安时，他刚刚度过53岁生日。黑色皮夹克，戴墨镜，扎马尾，黄安的轮廓依然犀利俊朗，但额头、脖子等处已经无法掩盖岁月的痕迹。
黄安是台湾歌手及主持人，他最知名的歌曲是《新鸳鸯蝴蝶梦》。2000年以后来到北京定居发展，是位渐渐远离一线的艺人。转折发生在今年10月，由于在微博上指责卢广仲等多位台湾艺人支持台独，并同高晓松展开骂战，黄安一时人气爆棚，被称为“举报达人”。
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很多，其中大部分要兼顾两边，很少会对政治表态，黄安为何会打破潜规则全力发声？是台媒所说“因为过气而自暴自弃”？还是他自己所言“一颗澎湃的爱国之心让我不顾一切”？
淘出珍本《毛主席语录》
果岭里小区位于朝阳区望京，是北京较早的高档小区，最小的单元是166平方米。这里原是外销房，中国公民无法购买，2002年，取消外销制度后，演艺明星扎堆而来，文章马伊琍夫妇和章子怡都住在这里。黄安住在一号楼，四居室，216平方米。
“我买房时还没这条河，”黄安指着横穿望京的北小河说，“那时这里还是农田，谁能想到现在能堵成这个样子。”2000年，黄安在一档节目中披露了吴宗宪隐瞒婚姻，加上与张菲等多名当红艺人交恶，他被台媒全面封杀，只好离开台湾。“当时国内几个大城市都转了一圈，最终选择了北京。”
黄安有着强烈的表达欲，他迫切希望听众能折服在他的话语之下，或者折服于他的睿智、广博。这或许是他在台湾屡曝内幕遭到封杀的原因。也因此，他说出让记者大吃一惊的留京理由——“我为了听相声留在北京。”黄安称他从小就喜欢听台湾的相声，而且是从北京那一脉传下来的相声，从魏龙豪一直到宋少卿。“我喜欢京片子的语言氛围，相比之下，上海话和广东话对我就没有吸引力。”
到了北京后，黄安经常去琉璃厂喝大碗茶，那里有相声表演，一碗5块钱，随便听。“可能也听过郭德纲，我不确定。”为了让记者信服，黄安拿出手机展示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封面的照片 “10块钱，我在琉璃厂淘的，你仔细看看出版日期，1965年的，1966年文革，这本老值钱了。”1965年的《语录》是内部版本，公开版本是1966年12月的，确非凡品。
黄安现在的口音有很重的儿化音，每次回到台湾，都要被他的大姐指责，“不要说‘开门儿’，要说‘开门’”。黄安的儿子更是一口京片子，完全听不出一星半点的台湾腔。儿子在北京读书，从小学四年级一直读到大学，目前就读于中国农大。“相比台湾，这里课程压力更大，我读大学时，下午四点就没课了，他就要读到晚上10点钟。12月2日我在保利剧院开演唱会，他都没来捧场。”黄安说。
黄安一家已经完全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回到台湾反而觉得不习惯。儿子目前对台湾的印象就是好吃好喝好无聊，暑假在台湾，一个月就呆不住了。
这种适应不仅是口音、生活习惯，他们一家甚至适应了北京的雾霾。9日当天，北京还处于雾霾红色预警，黄安出门并没有戴口罩。“我儿子也不戴，他说自己是铁肺。”
台湾艺人在大陆定居不是北京就是上海，北京更是占绝大多数。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很多不会闽南话的歌手开始选择定居大陆，高胜美就是其中之一。2000年前后，大陆放开合拍电视剧限制，引发更多台湾艺人定居，李宗盛、赵传、黄安属于这第二批。
起初，这批人中很多定居上海，后来迁到北京。“我跟李宗盛说，上海你一定住不下去，上海怎么适合创作者，一定要到北京，上海哪有文化呢。”黄安说，“当时我就说这个话，并没有贬低上海的意思，就是作为流行歌曲这一块，上海没有氛围，除非你要做清口相声。他听了好像有启发，2005年搬来了北京。”
500张盗版碟
来到北京后，这些台湾艺人几乎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朝阳，吴奇隆在三里屯，李宗盛在青年路，更多的艺人和黄安一样，选择了望京。“我们谁都不晓得谁住哪儿，但我们都是朝阳区群众。”黄安说。
由于黄安的女儿和李宗盛的女儿都就读于北京五十五中，五十五中的家长会就成了他们在大陆主要的交流场所。五十五中和北京四中齐名，都是北京最难进的中学。四中学生家里多背景深厚，五十五中国际部则多是大富人家的子弟。1975年，北京市就指定五十五中为对外开放学校，成立国际部。
“这个人（李宗盛）闷闷的，人一多就不讲话了，我跟其他家长吆五喝六的，他就不讲话，一直盯着我。他大概心里想，你怎么那么爱讲废话。”黄安说。
女儿就读第一年圣诞节时，黄安去开家长会，意外碰到了李宗盛。家长们才艺表演，黄安唱了他拿手的《新鸳鸯蝴蝶梦》，李宗盛则一直闷坐在那儿，只是女儿吹了口琴。
虽然口才了得，谈笑风生，但黄安的朋友并不多。在交谈的两个小时中，他只有一个电话打入，手机对于他的主要用途是刷微博。
2011年11月，黄安注册了微博，开启了他的“战斗”模式。他曾经在微博上炮轰过王思聪没有朋友，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抛给他。
由于泄露过吴宗宪的隐私，一般艺人都不敢和他深交。在台湾最大的论坛PTT上，一位网友发文说，“看了他那篇对吴宗宪的回忆录，老实说觉得黄安嫉妒心颇重，光是钻牛角尖。”黄安也许没有如此重的心机，可能娱乐圈本就如此，大家不需要，也没必要成为真心朋友。
“几乎全部人都跟他有问题，”吴宗宪，这位黄安一生的敌人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曾如此评价他，“我跟他有问题，那你觉得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觉得不要再走这条路，因为这样的走红是让人家不舒服的。”
被台湾朋友圈所排斥，黄安在大陆的朋友也不算多。吴奇隆在北京曾经开过一家名为普吉岛的泰国菜餐馆，开业时曾经请黄安捧场，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歌手高明骏在北京开餐馆时，黄安也去剪彩，但后面就一直没有聚过。他和齐秦有过几十次合作，但仅限于工作关系，“到北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当被问及朋友这个问题时，黄安第一个提到的是王晓京，这位已去世的著名经纪人。然后，就没有了。作为台湾最早一批摇滚爱好者，他和崔健没有交情，和黑豹唐朝也没有来往，更年轻的一辈歌手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
黄安最近一张唱片要追溯到2000年，可以说与现在的乐坛格格不入，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他曾说过，“流行歌曲的花季就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而且不仅华语歌坛，全世界都是如此，流行音乐的气运已尽。”
互联网兴盛之前，黄安在北京的生活很寂寞，最大的乐趣是去买盗版碟。他对北京的盗版碟市场如数家珍，新街口、传媒大学等，他的最爱是朝外大街的百脑汇。百脑汇门口横跨朝外大街的地下通道里，曾充斥着以卖碟为生的男男女女。“那里很多穿军大衣的人，你要什么碟，他都能从大衣掏出来一堆，”黄安说，“我见过一个人身上揣着500张碟，多买几张就能送一张毛片。”
十年之前，他曾经是台湾歌坛的宠儿，一张唱片卖到百万张，综艺节目经常请他。十年之后，孤独的黄安经常从保利剧院南行到百脑汇，与这些军大衣勾兑，享受淘碟的乐趣。
“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我的道德水准很高”
大陆人都以为黄安是歌手，其实在来大陆发展之前，他已经转行做主持人。来到大陆后，他的商业活动也以主持为主。2003到2004年，他在大陆的主持事业达到巅峰，那一年，他乘坐飞机两百多次，奔赴于各地。“大家介绍我的时候，还是著名歌手。所以每次主持之前，我还是要唱首歌，我一般会说，‘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新歌我唱了七千多次，已经要唱吐了。”
2008年后，台湾艺人掀起登陆潮，为了抢占市场很多人自降身价，甚至免费做节目，黄安的商业活动逐渐减少了。2008年11月，他甚至和一位香港女歌手联手接了一单壮阳药广告，在北京电视台和惠州电视台播出，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形象。此事一出，他的合约几乎断了一年，直到这两年才逐渐恢复。
2005年，阔别台湾许久的黄安重返台北，参加在大陆红极一时的《康熙来了》。在这期节目中，黄安尽显表演才能，又唱又跳，两位主持人几乎无事可做。“1995年以后我在台湾恐怕就翻不了身，那时候我闯了很多祸嘛，跟这个吵跟那个吵……”黄安在节目中说，“2000年我带着我太太从北京首都机场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黄安。搭计程车以前我说，誓与北京沙尘暴共存亡。”
很难想象一个正常人会在机场大喊，在很多访谈节目中，黄安经常把想象当成现实，或者说他有意不去区分想象和现实。但无论怎样，这段谈话体现了他好斗的一面，这可能是家庭遗传。他的弟弟在台湾当律师，在大街上别人骂一句，“他会立刻电话报警，如果警察不处理，马上向督查检举警方不作为，结果一分钟警车开来两辆。”
黄安自己也如是，他同吴宗宪斗，同张菲斗，从台湾斗到大陆，在大陆又斗回台湾，在那档45分钟的清谈节目中，他提到吴宗宪二十多次，平均两分钟一次，极尽嘲讽之能事。所以，好斗的黄安北上来京后，偶遇朝阳群众，立刻引为知音。
“我不仅是朝阳群众，而且是望京群众。”黄安说。早期黄安还经常去燕莎买东西，老婆过来之后，他的生活全部留在了望京。
留在望京，还因堵车。他当年买这套房子时望京地广人稀，开车停车很方便。“当时这是一片荒地，卖楼的告诉我十年后这是广场，那是超市，我听着很激动，没想到十年后他说的都应验了，这里却变成北京最堵的地方。”黄安说，“我经常告诉我的生意伙伴，有事就打电话，你们不要进来，我不要出去，大家少做开车那么绝望的事。”
自己成为朝阳群众后，黄安也和各式各样的朝阳群众打交道。最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区里的电梯工。“我经常半夜回去把他们吓一跳，问我几楼，我说3楼，你不能按按钮，只能他来按，”黄安说，“老婆问我，北京怎有这种工作呢？我说人家打一份工就不错了，要尊敬人家，这就是工作。”
到果岭里小区的第二年，黄安参加了一次群众活动。黄安住在小区的第一期，被在建住宅楼挡住阳光，业委会组织游行抗议开发商。当时黄安正在楼下小卖部买烟，“群众刚好走到我跟前，说黄先生来支援一下，我就跟着绕了两圈，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群众抗议活动，没在台湾，而是在北京。”
最近，朝阳群众大显神威，连连擒获各色涉毒涉嫖的艺人，被戏称为“中情局，摩萨德之外的第三大情报组织”。对此，身为艺人，又在朝阳的黄安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实存在，但觉得他们非常厉害。但还好我没有恶习给他们抓，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嫖娼，也不醉驾。是反‘台独’斗士，道德水准是很高的。”黄安说。
黄安不仅不害怕朝阳群众，实际上，他的反“台独”手法就是朝阳群众的招式。
台湾籍“朝阳群众”
黄安书房的一面墙是巨大的书柜，繁体书和简体书各半，以历史和人物传记为主，有《李敖风流自传》，也有基辛格的《大外交》。书桌上摆着印有披头士头像的马克杯，没有电脑，只有一台配着键盘的iPad，这里就是黄安与台独的战斗阵地。
10月7日晚，就是在这里，黄安向国台办发出举报信，举报在厦门经商的台湾女性钟屿晨涉嫌参与“台独”活动。
在国庆的7天假期中，黄安做了很多调查，核实钟屿晨参与“台独”的事实和企业信息。7日晚，他决定书面举报，公安局还是国安部？他拿不定主意，最终，天涯网友告诉他应该向国台办举报。他于是找到一位专业人士来写这封举报状——他的律师弟弟。
10分钟后，信件传来，黄安非常满意，尤其对那句 “打击‘台独’势力及其活动，是中国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我弟弟虽然在台湾赚钱，但这句非常专业吧，”他反问记者，“去哪里告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的。”
黄安说自己有一颗澎湃的爱国心，他全程观看了9·3阅兵，“看得我激动得想死，死后要一半骨灰放在八宝山，一半放在台湾的金宝山。”从那之后，他的眼里再揉不进半颗“网络‘台独’行为”的沙子。
从钟屿晨、卢广仲，到高晓松，再到春秋航空女空乘，黄安的战斗经验迅速累积，形成了朝阳群众式的战斗风格。黄安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情报资源，每天都有人从天涯、微博向他汇报各种情报。“你看，这是大家发给我的私信，告诉我各种各样的情报线索，”黄安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私信内容。
一位网友的私信写道，“黄安大哥，春秋航空有空姐发恐怖威胁要炸飞机，搞‘台独’，我觉得这事交给大哥就好了。”这封私信是黄安关注春秋航空空乘的缘由，这样的情报私信每天都有上百条，黄几乎每条必回，乐此不疲。
黄安还学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方法就是拉黑骂他的人。“我的原则就是骂我两次就拉黑。”他随即向记者展示了微博拉黑名单，一屏又一屏。“一共一万多个，都是我亲手拉的，从不让别人帮忙。”随即他又发现一个骂他的人，举报、拉黑，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兴奋而忍不住颤抖。按完确认键，他长舒一口气，摊开手臂：“这样他不但被扣分，还不能回骂我，因为被我拉黑了！人生最快乐莫过如此！”
在演艺圈，黄安的关注度日趋缩小，但在网络上，他成为一时的名人。他狂热地打理他心爱的网络阵地，不停地总结网络斗争经验，吸取一切大陆网络的知识。在得知记者是新浪微博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后，他不停地抱怨新浪对于他的投诉太不积极，投诉二十次才能得到一次回应。“这样做企业，怎么成呢。”他摇着头说。
“高晓松斗争经验很少”
和朝阳群众一样，黄安越来越熟悉大陆的政治生态，甚至成为其中一部分，他知道利用自己台胞和歌手的身份，也知道去哪里告状最有效。“春秋航空公司的回应太苍白贫血了，春秋航空说没有这个人。有人名，有工号，你要再不回应，我下步就去民航总局找你的老大，这一套我熟悉。”
从卢广仲事件中，黄安学会了截屏取证。在与高晓松的争吵中，他就截取了百度百科关于高晓松国籍的条目，当高将国籍从美国改为中国时，黄安拿出截图，让高晓松非常被动。“不管我拿到什么我就先截屏，有的东西一瞬间不见了，”黄安得意地总结经验，“我当时就想，高晓松这小子可能会改，果然我截完屏他改了。这就是直觉，我会想如果我是歹徒，我也会这么做。我要变成歹徒，才能对付歹徒。其实高晓松经验很少，没有我这种百炼成钢的斗争历史，他是海淀群众碰到了朝阳群众。”
在黄安的打击下，卢广仲在大陆的两个演出都被取消。11月25日，卢广仲通过工作室在微博发表公开声明，称 “从未参与政治议论”、“从未有强烈的政治主张”，否认曾说过“坚持反服贸”。香港歌手何韵诗也在脸书上发了几句牢骚：“一个艺人，到底要多闲和多过气，才会跑去举报另一个艺人。”另有一些台湾网民在论坛上攻击黄安断人财路，“我给你讲真话，我最讨厌断人财路。我是挥泪斩马谡，我很痛苦，我打倒卢广仲，一点快感都没有，因为一个年轻人，他需要美好的未来。”黄安一脸正色地说。
2000年，黄安曾经想成为真正的“朝阳群众”，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最终没有成功。幸亏没有成功，黄安说，“要不然就没法打‘台独’了，名不正言不顺。”这位1985年毕业于台湾屏东农专畜牧科的毕业生，很难想到30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网络狙击手，闻名海峡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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