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群众”最近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这些通常戴着红袖章的社区大妈们，在北京资本气息最浓厚的朝阳区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却又无处不在的群体。他们和很多外表光鲜华丽的白领们住在同一小区，和许多“上班族”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思维方式却似乎完全不同。许多人对“朝阳群众”如此熟悉，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日常生活中；但大家又对他们如此陌生，直到近年之前，很少有真正关注这一群体的研究存在于学术界中。而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日益深化，朝阳群众似乎“陈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和现代化建设所谓的“先进”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引发嗅觉灵敏的新闻工作者的关注。
新闻媒体对“朝阳群众”的关注，显然证明了这一话题的社会影响力。然而，不少新闻调查总试图将这一群体“猎奇化”、“他者化”，深度和局限性都因此大打折扣。纵观各种相关新闻，不同媒体对“朝阳群众”群体的报道，通常仅仅局限于对现象的局部描述及思考的断章取义。比如，许多报道喜欢将朝阳群众“上面有人”的论述解读为一种过时的“拼关系”观念，却几乎不会去思考，这种“拼关系”，到底是一种人情社会的表述，还是朝阳群众的“自我麻醉”？抑或者说，这种表达，背后到底蕴含一种什么样的基层治理机制？
新闻媒体热衷于将朝阳群众“神秘化”，实际上极大阻碍了大众对于该群体真正的认识与现象的深入思考
这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许能带来一些有意思的思考。海外汉学自“后现代叙事”转向，一直强调对微观层面治理机制的关注。这种“微观”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强调基层叙述，更多的是基层和上层的结合，两者均有能动性展现，“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结合分析，实现全面叙述。如下文作者所言，基层日常政治的研究路径，确实已经是海外学者达成共识的学术范式。
回到“朝阳群众”的话题，当我们去反思“朝阳群众”时，除了带有充满“他者性”的肤浅新闻叙述外，我们也许更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1、为什么朝阳群众能如此自愿参与日常基层秩序的维护？他和基层政府间到底存在哪种机制性的互动？
2、为什么在这个日渐强调个人私利的社会，他们坚持的所谓“社会公义”是一种落后，是对“个人私利”的另一种表达，还是达成某种妥协或共识？
3、这种现象，背后是否蕴含某种国家基层管理的新思路？这些被众多公知嘲讽的“文革式管理”，难道真的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落后？
4、他们居住的社区，在阶级、户籍、性别上的差别是否影响着“朝阳群众”的产生？这些群众生活的小区在阶层上是否存在共性？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认真阅读2016年“列文森”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邓利杰教授(Luigi Tomba)的作品：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隔壁治理：中国城市的邻居政治）。这本书很好解读了中国基层日常政治，尤其是社区治理的一系列机制性问题，并由这些问题引申，去思考形成这种机制，也就是该书核心概念“社区共识”的五种治理技术，这五种技术从社会分组出发，将不同阶层群体以社区形式隔离，并针对不同群体性质实施不同的治理技术。当然，这些治理技术并不完全“由上及下”，很大程度上，基层群体在追求自主利益时和上层的趋同才是关键。
另外，该书关注群体和“朝阳群众”群体并不是完全对应，朝阳群众相对而言更需要被发动，而书中描述的基层社区群体则更加强调“自己的利益”，并需要与其他基层行动者的互动中表达出来，但作者研究的思路，对于解答“朝阳群众”现象同样重要。这里特意指出。
下面的文章，作者是很有才华的禹昂同学。他的书评简要而精确地概括了整本作品的大致框架和主体思想，同时根据学术现状，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相信对于中国社区基层治理、邻居政治、包括基层群众自治群体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这篇书评中获得很好的收获。
另外，该书在今年2月10号，获得了海外汉学界最为顶尖的“列文森”奖。该奖每年由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评出，颁发给上一年度为理解中国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两本英文著作，被视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之一。微思客第一时间独家带来该书在中国大陆的首篇书评，以飨读者。（文／杨松林）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书评
（文／禹昂）
随着单位制衰落、社区建设运动兴起，以及中国城市的空间转型和住房制度改革，针对城市中国崭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学界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城市治理研究领域，芮杰明(Benjamin Read)、薄大伟(David Bray)、Thomas Heberer 、James Derleth等海外学者在近十年内发表的研究中逐渐开辟了以社区或小区为单位和对象，关注基层日常政治的研究路径。今年的列文森奖颁授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邓利杰(Luigi Tomba)2014年出版的专著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也可以视为学界对这一研究路径的认可。
2016年“列文森”奖获奖作品：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作者：邓利杰(Luigi Tomba)，目前无中译版
邓利杰在此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sus），反映了中国城市社区中来自国家和社会双方的行动者所追求的利益和运用的话语往往趋于一致，使得双方在日常互动和冲突场景都可以达成一种既定框架下的“共识”。由于社区共识的存在，城市居民所表达的诉求虽然以自利为目的，但总是以国家推广和认可的话语为表达方式，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地再生产官方话语，间接地赋予了国家施行的政策以合法性。
按照本书说法，“朝阳群众”现象，本质上是“社区共识”，即“朝阳群众”群体自利行为寻求国家官方化表达的方式
社区共识并非自然生发的社会现实，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治理技术的产物。在这本书的主体部分，作者分章论述了五种“制造”社区共识的治理技术。
首先，社会分组（social clustering）的治理实践通过在城市建设上推动门禁社区和居住区隔（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发展，将城市社区空间划分为中产阶级居住的门禁小区和经济弱势的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于是，两种社区中的居民不仅有着不同的经济生活，也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治理实践和官方话语。在中产小区中，自主、自治、文明、素质的话语为国家的部分撤离和社会主体的自我治理提供了合法性；而在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社区中，与国家责任、社会主义团结相关的“拯救工人”话语以及家长式干预的治理实践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第二章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沈阳铁西区的社区建设运动。社区建设的实践被作者概括为微观治理（micro-governing），其核心是对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后涌现的下岗工人提供家长式（paternalistic and pastoral）的福利保障。在铁西区的这些社区中，工人的福利诉求与国家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使得双方的利益和话语趋于一致，而这种一致性的一种表现就是社区干部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既是国家救济的对象又是代表国家救济同侪的行动者。
基于作者在北京的一个高档商品房小区的田野调查，第三章转而关注中产社区中社区共识的产生路径。90年代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事实上构成了国家制造中产阶级的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通过购房补贴、住房贷款和公积金等一系列政策安排，体制内的雇员得以在商品房市场上成为首批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由于这批体制内业主与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他们对国家推崇的社区自治、“高素质”等话语更易产生认同，同时也更难以逾越社区共识的边界。通过这两章的论述，作者指出不论在哪种社区里，对国家话语的认同都深植于居民的社会化经验和经济社会背景中，而非仅仅是工具性地利用这些话语。
第四章论及的治理技术是“有限抗争”（contained contention），讨论了中产小区业主维权的性质。基于共同的产权利益，商品房小区和业主委员会已经成为了集体行动的重要节点，但针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业主抗争却被国家或隐忽现地设下了界限。这种受国家默许的界限既是地理上的（不可逾越门禁小区的范围），也是话语上的（业主们使用的抗争话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总是国家认同的话语）。虽然社区共识为社会抗争设下了种种局限，但作者还是认为社区共识为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协商、博弈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基层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也必须不断应对来自社会的要求。
最后一章是关于中产阶级“典范（典型）主义”（exemplarism）和素质／文明话语的经济和治理意涵。中产阶级在官方话语中被塑造为全社会的素质标杆， “文明”的中产阶级可以让他们居住的空间的道德和经济价值升高。于是，为文明和素质让路的话语为大拆大建、城市空间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和驱离工人阶级原住民提供了合法性，道德国家（moral state）、精神文明建设的话语恰恰为物质空间翻新、地方政府逐利的实践充当了帮手。
本书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助理教授Luigi Tomba（邓利杰）
与近年来这一领域内的其它研究相比，邓利杰的这本新书有这样一些优势：
其一，此书不局限于某一种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实践，而是充分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分组“的治理技术之下社区治理的话语和实践的多元性。如果缺乏对这种多元性的充分讨论，就不免得出或偏倚向家长式的威权主义，或偏倚向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结论。更可贵的是，此书中门禁小区和工人社区不是彼此独立的两种治理对象，而是并存于国家话语所认可的素质阶梯（hierarchy of suzhi）上，为彼此所对应的不同治理方式提供着合法性。
其二，这本书为中国基层社会抗争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地方或团体，且极少对政党国家构成直接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一特点在城市社区中以“社区共识”的方式具体体现出来，也通过五种微妙的治理技术得以构建，直接回答了抗争政治之局限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同时，“社区共识”与乡村中国研究中“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概念形成对话的潜力亦不可小觑。
第三，此书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高度综合性，将若干治理、基层政治研究传统上的关注点之外的社会事实纳入分析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中，城市空间转型（门禁社区的兴起、城区的中产阶级化）；住房制度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的话语都间接而令人信服地导向了社区治理的顺利进行、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国家政策的合法性。
作者：
禹昂，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在读，“然登”沙龙创始人
编辑：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硕士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