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海淀法院开庭审理快播公司及相关被告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引发激烈讨论。对于此案的评论，有从技术中立出发，认为快播无罪的观点，也有从平台责任角度，认为快播有罪的观点，还有人从程序出发，认为证据已受污染，无法支撑起严密的证据链。但是，无论快播是否故意传播淫秽视频，在许多80后乃至更年轻的许多人心中，快播是无罪的。当网民得知是乐视举报了快播的时候，乐视立即陷入严重的公关危机，微博马上被网民攻陷。

200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再对公民查阅淫秽信息做出处罚规定，仅规定“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物品的行为违法。显而易见，查阅过成人内容的公民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报以同情。这并不是一个小群体。著名性学家潘绥铭的一份调查显示，18-29岁的年轻人，“上一年”看过“黄”的比例，达到68.4%，如果这个提问改为“看过”，则比例还要高很多。

所以，目前沸沸扬扬的舆论，归根到底，是法律所试图施加的道德底线，远远高过了公民所愿意接受的程度，令老百姓反感，产生民意裂痕。

更何况，施加这种束缚的，导致裂痕的，不仅仅是法律。

五年前，一部叫做《网瘾战争》的视频在网络热传，总点击量已超过100万，有人称之为“2010年第一部大片”。影片把对游戏内容的审批和修改，管理部门的争权夺利，“电击专家”陶宏开都嘲讽了一遍，另外还穿插了大量的当年的热点事件，如“钓鱼执法”、“七十码”、“躲猫猫死”等。

该视频的初衷仅仅为了游戏而呼喊，但《网瘾战争》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魔兽玩家。类似的经历最容易唤起共鸣。《网瘾战争》的台词真实、熟悉、草根、粗野而有力，最后一段主人公号召所有的普通玩家举起手，共同反抗对手的时候，让魔兽玩家甚至普通网友潸然泪下。他们评论说，“当看着《网瘾战争》中那些游戏角色举起自己的手，我感受到的是如海潮般的共鸣。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力量，再小的声音也是一种声音，这次，我不想再沉默。”而视频下面的跟帖中，更是有大量的网友在“举手”。如今，类似的一幕又在快播案件中再现，本质上都是被压抑之后的吐槽。

其实，老百姓是否看了色情视频、娱乐节目是不是过多、妖精是否建国后成精，这些都不关系中国政府乃至中国政治精英群体的核心利益，但是，在这个领域，以道德为诉求的权力触角广泛地伸向公民生活的细节，不断激怒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最终激起游戏玩家、快播客户、电视盒子用户、电视剧观众、娱乐节目观众的强烈逆反，最后指向（正如《网瘾战争》中的台词）“金字塔顶的服务者们”！

那么，这是何苦呢？

一个国家的治理机制的方式、政策，本身就与其核心利益、权力机制息息相关，在逻辑上必须自洽。中国精英的权力来源，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权力体系对道德有着强烈渴求。

在庭审中，当辩护人问公诉人，是否用快播看过涉性视频时，得到的均是否定回答。只要有过大学经历的人都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大学男生看过涉性视频的，不说100%，也起码有90%以上。

看一个国外的例子。在2008年首次竞选美国总统时，奥巴马坦承大麻吸食史，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吸过大麻，经常性地。”克林顿的有关回答更出名，他说：“我尝试过一次或两次，但我没有吸进肺里，之后我也没有再尝试过。”不过，这个“没有吸进肺里”的回答遭到很多人的嘲笑。

美国总统坦陈吸毒，与中国要装成圣人一般的基层普通公务员的对比，反映出中国的权力体系，对基层公务员的道德要求，远大过了美国公民对总统的道德要求。权力体系对道德的渴求可见一斑。这种渴求在具体过程中，向公民生活中扩张，于是，在法律与政策中，不承认成人内容分级机制，“建国后不能成精”，娱乐节目不能过多等道德戒律，就成为中国核心利益的派生之物，不可放松。

大多数时候，这些严苛的道德戒律，仍然极大地被经济发展与执行者的实际道德水平所抵消，仅仅以条文形式存在，形成真实生活中的灰色局面，道德戒律与民众生活相安无事。但在需要的时候，比如，牵涉利益时，这些法律与规定，又会露出其强力而凶狠的面目。老百姓当然明白这背后的虚伪，这个时候，民众的愤怒则在于：你用MBA方式管理情妇，还一本正经地、凶横地审判让我能看上成人内容的人。

于是，执行者只好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之前的“很黄很暴力”到“心绪不宁”的虚假新闻，再到“各地群众支持封杀BT”与从没看过成人内容的普通公务员，道德戒律的执行者已经学会不在乎民众是否知道自己的虚伪，假装没有看到舆论。

由此，导致一个国家的统治与真实之间的距离。

统治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影响着统治的效率甚至方向，不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还是一个组织，都是极端重要的，甚至致命的。所谓“欺君之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就是真实对于统治与治理的重要性，而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朝着更有效率地搜集与传递信息的方向进行。对法条与司法，民意与舆论不能干涉，但法理与立法，乃至国家的治理，却不可傲慢地不理会民意与舆论。

当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已经不在乎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时候，民意与国家治理必然出现裂痕，治理方式就已经在不断侵蚀自己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快播一案反映了比案件本身更深远与深刻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宅男”、“工业党”、“自干五”与魔兽、快播的用户群体高度重合，可以这么说，原本他们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现在，却因魔兽、因快播、因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娱乐节目而察觉自身的真正身份。

五年前，500万玩家，500万个年轻人，再加上身边的同龄人，愤怒于魔兽游戏被横加干涉，在《网瘾战争》之下聚集；五年之后，又一批年轻人，愤怒于快播案件，在乐视的微博中群起而攻之，在弹幕中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遐想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一批又一批的长大，再过10年、20年，当他们进入中年，占据中国社会主流的时候，他们记忆中曾经的“憋屈”又会怎么影响他们？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项目研究员 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