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内整人权律师，外搞金钱外交
二○一四年习近平做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集权，第二是“打虎”。集权大获成功，整残了总理，玩废了常委，打散了山头，制服了“老同志”。“打虎”凯歌高奏，官场一片狼藉。而“打虎”服务于集权，所以归根结底，那一年习近平的全部收获就是集权：块块向条条集权，条条向中央集权，中央向“领导小组”集权，“领导小组”向习近平集权。至于其他的事情，“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说得很热闹，但只说不做，沦为空谈；经济、民生、环保，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但全没做到点子上，效果都很不好；疆藏、港台，一味走强硬路线，甚至比不做更糟，维吾尔人的“暴恐”、港台人的“反中”似已成为习时代之“新常态”；东海、南海持续紧张，中日关系走入死角，中美关系每况愈下；……总而言之，除了“打虎”一俊遮百丑，二○一四习近平几乎一无是处。以上是拙作《习近平的二○一四：成功集权，失败治理》（发表于《动向》二○一五年二月号）给习近平所作的年度总结。
又一年过去了。二○一五年习近平又做成了哪些事情、做坏了哪些事情？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其“治国理政”成绩单有没有一些新亮点呢？大致说来，这一年除了集权全面深化、“打虎”骑虎难下，这两件事情或主动或被动而处于持续进展状态之外，习近平又新做成了两件事情：一是恶整人权律师，二是大搞金钱外交。
这两件事情似乎也收获甚丰：其一，律师队伍已经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律师制度已经奄奄一息。整人权律师是一场震撼律师界的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此一役，可以想见，未来的律师队伍将会变得更加“纯洁”，只许给党护刀（习近平仿照毛泽东称政法工作为“刀把子”），不许与民维权。也许，在“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舆论”……“党管文艺”之外，“党管律师”、“支部建在律所上”的新律师体制将在习时代隆重开张，也说不定。
其二，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沉闷期之后，习近平又恢复了毛泽东时代人民吃糠咽菜、对外一掷千金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习夫妇一年出访八次，足迹遍及亚欧美非四大洲，每到一国都有“大单”奉送，少则百亿美金，多则五六百亿美金，就连人口不足一千万的“蕞尔小国”白俄罗斯也得到了一百五十七亿美元的“大单”。无论访穷国还是攀富国，无一例外，掏腰包、撒钞票的，都是中国金主习主席。二○一五年里，比国际风头，满世界撒钱的“习大大”显然盖过了四处受气的“强人普京”。中国人“有钱就是任性”的“好名声”之所以举世闻名，不仅得益于在日本“爆买”马桶盖的中国游客，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大建豪宅的中国贪官，更有习近平金钱外交的一份大功劳。
“律师劫”是反右、文革余绪
二○一五年的“律师劫”，必定载入“新中国”法律制度史册。这一年里，凡是近些年来比较活跃、在维权圈子里稍有知名度的律师均遭清算，挨整的并不止于狭义的“死磕派”。整人手法或“失踪”、或“失联”，或示众、或判刑，自上而下，全国一盘棋，口诛笔伐，“批倒批臭”（文革用语），大张旗鼓，气势如虹，可见这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他人做不出这种效果来。
与当年轰动一时的薄熙来、王立军恶整律师李庄案相比，此番习近平风格的“律师劫”有如大巫见小巫、大海望小溪。实践证明，习近平与薄熙来均非凡品，但习比薄更厉害。习近平的“打虎拍蝇”、“治国理政”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在政治上大体同构，均为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余绪，好处是整人立威，快速高效，坏处是运动治国，百事无成。在此种毛式执政风格之下，律师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文艺工作者”好歹还能写点马屁文章，最不济也能翻唱一下红色经典悲剧《白毛女》什么的，而律师除了添堵捣乱增加“负能量”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这大概就是薄习二人不约而同讨厌律师，对人权律师出手很重的原因所在。
“司法改革”已无价值
仅凭七条微博，就定下了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两项罪名，这已是世界司法史上的最大奇观，没有之一；就郭飞雄上街那点儿事情，居然重判六年，简直骇人听闻。如果习近平把这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也叫做“依法治国”，那么朱元璋、毛泽东就是“依法治国”的先锋，反右、文革就是“依法治国”的典范。
前一阶段针对“公知”、“大V”、“文艺工作者”、媒体从业者、高校教师的政治整肃运动多少还带有一点“和风细雨”、“正面教育为主”的味道，谁乖给谁发糖，谁不乖砸谁的“饭碗”，一边树周小平、花千芳为“正能量”典型，一边开除几个“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砸锅党”以儆效尤，揪出了几个嫖过娼、造过谣的“大V”到央视示众，处理得都还不算太重。而此番整肃人权律师和公益维权NGO，则一上来就是“狂风骤雨”，杀气腾腾，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诉诸专政手段。
如此规模、如此手段的整肃律师运动为邓小平时代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所仅见，受打击的自然不仅是“死磕派”律师——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权益，“死磕”一下又有何妨，也不仅是整个律师界，而是本来就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中国司法体系。事实上，打掉了律师敢于为人权和正义而“死磕”的勇气和锐气，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就失去了其苟残于世的微弱生机，所谓“司法改革”云云，已经无可期待，因为一个不善待律师的司法体制是毫无价值，没有改革余地的。
金钱外交“一带一路”风险大
整人是共产党的强项，“打老虎”也好，整律师也好，在习近平而言都是驾轻就熟，还算顺利。但搞外交就不同了，中共一向成少败多。想当年，毛泽东趁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波匈事件，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之机，跑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争当“世界领袖”。毛泽东虽然没有美金可撒，却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夸下了海口，打核战争中国人民愿当冤大头，六亿人死掉一半、还剩一半，照样可以带领社会主义兄弟取得伟大胜利。结果，他吓坏了东欧各国，“世界领袖”没弄到手，反倒把中苏同盟玩出了轨。
毛时代的中国是国际社会里的特困户，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大把花钱，实行金钱革命外交。以外援占GDP的比例来看，毛泽东堪称“新中国”金钱外交的始作俑者。但效果怎么样呢：支援东南亚革命引发了血腥排华浪潮，陷当地华侨于不义；中阿（阿尔巴尼亚）、中越关系最后反目成仇，赔了夫人又折兵；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也是面和心恶，只怕最终也逃不过反目成仇的下场，这一天看来为期不远了。
习近平自恃财大气粗，以为撒了钱就会有“大国地位”，金钱能买来“朋友圈”，能实现“全球治理”，但事实恰恰是，没有普世价值作支撑的金钱外交大都靠不住：胡锦涛借给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五百多亿美元，虽以石油作保，仍属慷国家之慨胡乱花钱，随着查韦斯驾崩、油价大跌、委内瑞拉反对党上台，现在是钱也没指望了，“反美战略协作关系”也快泡汤了；中国没少给缅甸军政府、斯里兰卡前政府撒钱，可是钱撒得越多，越有可能被当地人民和民选新政府所鄙弃、所憎厌。
习近平豪掷一千四百亿美元打造“一带一路”，比起胡锦涛给独裁者借钱，此方案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豪华之极，宏大之极，号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欲投资于政治欠民主、经济欠发达、宗教欠宽容、社会欠稳定的沿线五十个国家。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可估算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此方案有如唐僧取经，步步有困难，处处有障碍，复杂性远非委内瑞拉或缅甸的个案可比，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一地鸡毛。习近平果真驾驭得了“一带一路”吗？
“四个全面”与一个“片面”
二○一五习近平很忙。除了整肃律师、金钱外交之外，救股市，大阅兵，十三五，习马会，南海造岛，军队改革，也都颇费心力。当然，习近平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全面二孩”算是一件好事，习马会和隆重纪念胡耀邦百岁冥诞可各算半件好事——因为这两件事情做了比不做好，但做得很不到位，动机也略显可疑。
这一年，其实习近平的开局很高，“四个全面”，极富雄心，但走势不稳，高开低走。岁末再来看，四个“片面”也都谈不上，“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小康社会”不仅未见“全面”进取之意，反有向毛时代大幅倒退之虞。“从严治党”倒是堪称一个“片面”了，毕竟“打虎”没有停顿——且不管挨打的是不是片面来自对立面的政敌，但是，“从严治党”更多的动力来自二○一四“打虎”运动的惯性，而不是来自反腐体制与机制的创新突破。于反腐败而言，“打虎”运动只有短期效果，远远不如官员财产公开化、舆论监督自由化、政府行为法治化等制度化防腐反腐方案扎实可靠。
归根结底，“从严治党”也罢，“从严治军”也罢，仍以服务于习近平个人集权为政治依归：打了周永康，集了政法的权；打了令计划，集了内卫、国安的权；打了徐才厚、郭伯雄，集了军委的权。集权倒是越来越“全面”了，不能不让人生疑的是，当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全面”完成之后——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全面集权永无穷期，“打老虎”的动力也就全面枯竭了。
《动向》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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