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2日，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除了回顾2015年，规划2016年之外，还单独用了一部分谈“工作体会”。
这个“工作体会”，王岐山提了“原教旨”、“心学”等概念，思考有哲学的高度；也对纪委的角色、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仔细读读老王的体会，有助于理解当下和未来，中共的反腐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干，未来会怎样干。
引线内为王岐山的工作体会（字号较小），重点字句，读报君会加粗描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中央纪委常委会边学习思考、边实践感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必须把自己摆进去，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全面系统地领会，学思践悟、见诸行动。
一是尊崇党章，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组织保障、行为规则和纪律约束，每一条都凝结着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共产党人的“原教旨”，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
原教旨是一个宗教词汇，最早以基督教为背景。原教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
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书里总结原教旨主义：在传统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权威），第一阶段出现的反映是拒绝旧方式和旧权威，具有适应和树立新权威的愿望；第二阶段是作出种种努力，使旧权威适应新权威；第三阶段是回复原状，原教旨主义就出现在这一阶段。
王岐山说，党章是共产党人的“原教旨”，则是唤醒党章的生命力，重新激活它，让其成为匡定全党的“宪法”。
面对新的形势、不确定的未来，对外界（西方）那一套又有抵触和不信任，人们往往倾向于从过去寻找答案或解决办法，因为那些办法，曾经被验证过是有效。
当前中共的腐败，读报君引用习近平的判断，如下：
- 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庭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这比“独狼式”腐败危害要大得多。
- 一些腐败分子贪婪之极，涉案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是罕见的，简直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案值动辄千万元、上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令人震惊、令人发指。
- 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有些人搞官商勾结、上下勾连，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又利用权力保租护租，结果导致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对于中国的腐败状况，各位朋友相信都有自己的感触。凤凰去年也曾经做过一个策划，统计过十八大后被查出的官员，曾经都是什么职务。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十七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书记处）28名成员，有5人被查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最高的主席台上，坐着巨贪大蠹，更遑论基层和身边。
在这种严峻的腐败形式面前，如何反腐？在不能向前跨一跃的情况下（引入阳光法案），在顾忌民意、有些事情不能做（大赦）的情况下，回到过去，把沉睡的党章唤醒，着实是一个办法，既能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党内左右都很难质疑），又掌握了一个大杀器。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学习党章、遵守党章，关键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无数案例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理想信念的引领，要靠党规党纪的保障，必须坚持高标准在前，以德为先、立根固本。这个“德”就是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我们党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崇德向善和遵规守纪相辅而行，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那就是确立高标准毫不动摇，守住纪律底线一寸不让，自律与他律结合，既发挥道德感召力，又强化纪律约束力。高标准和底线之间有很大空间，广大党员向着高标准努力，心存敬畏和戒惧，就能坚守纪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所谓“心学”，由王阳明提出，核心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宗旨是“致良知”。说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即是要党员“知善知恶”，然后“为善去恶”。
高标准，比如中共曾经竖的道德标杆，焦裕禄、孔繁森、雷锋、杨善洲等等，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高的觉悟，而是在底线之上。只有在高标准与底线之间有很大空间，一个组织和社会才是正常的。否则就会是虚伪的，或者是王岐山说的，“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
一个正常的社会或组织，一定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道德楷模与大奸大恶都是极少的两端，大部分人都是红尘男女，在法律、道德、规矩的底线之上，偶尔有闪光（扶老太太过马路），偶尔也有触线（与已婚妇女约个炮）。
二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集中体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反映最突出，必须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党的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
要准确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间的关系，明确内涵、厘清责任。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纪委要坚守监督执纪问责的定位，维护党章、严明党纪，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党的集中统一。
王岐山的这个逻辑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神圣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加强党的建设，其中从严治党其实其中一部分，而反腐又是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打个比方说，一个人肩负重大使命，为了完成使命，必须让自己活着、并且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全面从严治党，是有病看病，反腐败是动手术。但仅仅是有病看病或动手术，并不够，还要加强营养和锻炼。
三是党纪严于国法，必须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首先要解决管党治党靠什么的问题。法律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底线。
我们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的先锋队性质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规党纪必然严于国家法律。如果混淆了纪律和法律的界限，把违纪当成“小节”，党员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就会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的前面，正是针对党内法规中纪法不分的问题提出来的。全面从严治党，要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是管党治党的理念创新。各级党组织必须克服惯性思维，以纪律为戒尺，发现苗头就要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要立即处理。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执纪审查决不能成为“司法调查”，要依纪监督、从严执纪，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大家是否还记得《琅琊榜》，夏江为何会卖力推翻祈王，以及拼命阻止祈王的政治继承人靖王上位？因为祈王曾经建议皇帝撤销悬镜司，认为官员违法，自有刑部、大理寺处理，没必要设立一个悬镜司，认为这会增加官员之间的猜忌，不是“依法治国”。当时皇帝没有采纳祈王这一建议，但夏江偷听到了这段对话，他明白，一旦祈王接班，必然会裁撤或削弱悬镜司，这是夏江反祈王的动因。
置换到今天，中纪委就是悬镜司，只不过他唯一负责的对象，不再是皇帝，而是党、党中央。
也是顾及舆论，王岐山提出，纪委绝对不能成为公检法。
四是监督执纪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纪律检查机关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的，必须从政治和全局上把握。
上世纪80年代，反腐败不能干扰改革开放，查处任仲夷、项南等改革派大将后，中纪委被降格（中纪委书记不入常）；90年代，反腐不能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能看到一些能臣干吏，因为政绩突出，一些行为未有及时追究。
而当前，中共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全面从严治党。而且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政治。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纪委的职责定位、方式创新、作风转变，都必须充分体现这个一贯方针。把查办案件改为纪律审查、案件室规范为纪检监察室、案件线索改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都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内涵的深化，体现了职能的转变。
纪委“去司法”色彩。
接到问题反映就要同本人见面，谈话函询、及时诫勉，防止小错酿成大错；把握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治“病树”、拔“烂树”、保护“森林”；对审查对象以“同志”相称，从学习党章入手，重温入党誓词，唤醒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
1月15日，在中纪委发布会上，吴玉良回应魏宏失联时，称魏宏为同志；2012年4月10日，薄被停职受查时，也被称之为同志。
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一）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三）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当存量腐败被清理后，今后的常态是：大多数人轻处分、调整职务，类似魏宏这样反省思过；而移送司法的，成为极极少数。这意味着纪委需要前置介入，抓早抓小，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四种形态”。
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
党中央始终告诫全党要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政治。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没有变、旗帜立场不会变，我们的目标任务就不能变。相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全面从严治党仅仅是开了个头，任重而道远。
一个病重之人，动手术切除病灶（周永康、令计划这种“重大政治隐患”），这种“治标”，只是开始，要想拥有健康体魄，在没病的基础上，还要加强营养（吸收新理念、与时俱进）、注重锻炼（走群众路线），治病于腠理（纪委抓早抓小）。
和前任相比，王岐山意识到，过去所谓的“治本”（病重之人，天天喝中药）并没有阻止腐败蔓延，反而愈演愈烈。王岐山提出治本先治标，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即先把肿瘤、病灶给切了。
腐败，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任何权力都面临被腐蚀的危险，执政党永远会面对与腐败的斗争。正风反腐、标本兼治，根本目的在于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永远在路上，贵在开好头。
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驾驭现实，用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支撑信心。
要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立足当前、谋划长远，认准正确方向，踩着不变的步伐，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韧劲，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改革走到今天，要啃硬骨头，要涉险滩，要动利益集团，复杂性前所未有，更需要一直高效、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
要保证中共领导地位，西方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无法作为选项。而面对强大、庞大的腐败存量，一步到位实行阳光法案，必将引发官僚集团的强烈阻力，以及群众的思想混乱（很多群众错误地认为，北戴河供水总公司一个干部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只是极少数）。而搞运动，因为历史教训惨痛，也不被主流民意接受。
能选择的路径，就是回到中共党章，回到原教旨，用理想感召人，回到创党初衷，来管理八千多万党员。在法律约束的基础上，再用一层更严格的党纪，来约束党员，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队，来换取民众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同，其逻辑是 I can, so I up. （我行，所以我上）。
以上就是读报君，对老王体会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