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微信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手快”读者：
大年初一，香港旺角传出两声枪响。一名警察面对示威者鸣枪示警，并用枪口对准示威者。当时另一名警察摔倒在地，头破血流，还被几名示威者拳打脚踢。
这应该是香港自1967年暴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了，也是近年来香港警察第一次真枪实弹的应对示威者。现场板砖乱飞，有的飞向警察，有的飞向示威者，还不断有火堆出现，不断有人受伤倒地，大批防爆警察手举盾牌向前推进，有示威者拿着软铁条往警察身上猛掴，警察则拿着胡椒喷雾往示威者脸上猛喷。
事情过后，有人质疑警察开枪，有人谴责群众暴力，但我关心的是，香港，这个曾经的四小龙和东方明珠，会不会在两声枪响之后倒地不起？
一、从警民和谐到警民对立
2014年，秩序井然的香港七一游行／图片来源：公民网络
从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后，香港警察就不得不一改六七十年代时的贪污作风。之前他们吃拿卡要，为黄赌毒做保护伞，每年收取的贿金高达十亿港币。但这些年，香港警队以廉洁、高效著称，和市民关系十分良好。从香港警匪片中也可见一斑，之前拍的《雷洛传》、《跛豪》都是抨击警察贪污的，而后来的《警察故事》等影片塑造的多是一身正气的警察。
对市民的示威游行，香港警察也已是见怪不惊，能从容以对。去年我去香港时，旁观过一次游行。示威人群走在街道一侧，边走边喊口号，警员在前边开道，在一旁维持秩序，双方各得其所。只见一次口角，是有两位大妈骂警方不环保，车停在路边还不熄火。车上坐着一位高级警督。警员无人还口，只是将大妈劝走。因中途返回，我用普通话向警员问路，也得到礼貌答复。
另一次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楼下，看到静坐示威。他们有划定的示威区域，位于停车场和升旗广场旁边，外边只有三名警察值班，只要示威者是在指定区域内，他们就不对活动做任何干涉。
同时，只要有心，也可以看到香港市民的公共素质之高。去年在香港时，碰巧赶上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每年一度的集会，纪念二十六年前大陆的一次事件。我当时很羡慕到场的几万名香港市民，他们能有这样的自由，也很敬佩他们的担当，对这一被多数大陆人所遗忘、被官方所定性的事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并用集会的形式拒绝遗忘，呼唤民主。
让我记忆尤深的两件事，一是开场之前，在铜锣湾地铁口，香港几家大学的年轻学生合唱歌曲，散发传单。我问其中一位女生，那次事件发生时你们还没出生，又离你们这么遥远，为何今天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她说，小时候就从电视上了解过，觉得那个事情不能接受，而且感觉大陆的朋友很难发声，所以她们要把这一责任担起来。她好像是97年出生的，才上大一。
二是散场之后，参加集会的市民自发清理公园球场上滴下的蜡烛油，还有人做垃圾分类，他们多数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配合协调的却很好。这样一场几万人的集会，结束一个小时之后，现场就清理得干干净净。想想十一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的那帮人，之前新闻上常说，环卫工又打扫出多少吨的垃圾。在公共活动中展现出的素养，比口头上的爱国更为重要。
但初一那天晚上，这些素质都不见了，现场一片混乱。过路市民和现场记者也躺枪。“警察追打示威者，示威者打记者，记者保护倒地的警察，示威者说记者不要过来……”有朋友总结。
愤怒蔓延到初二早上。NGOCN的一名编辑正好和家人在香港逛街，大清早出门，结果正赶上尾声，看到满地都是垃圾和火堆，她们还被警察驱赶了两次。
愤怒之后是伤心，有人痛心的表示，香港人为什么要打香港人呢？这一夜，也势必会给香港的警民关系留下伤疤，双方可能由此更为撕裂，更为对立。
二、从法治之城到权贵之城
高楼林立的香港／图片来源：竹仔
只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晚，很难看清冲突为何会这么剧烈，为何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只能将镜头拉长，看看香港这座城市这些年的变化。
香港以法治和开放著称，因其自由港的地位，催生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回归后的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多被富人拿走，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前两年数据显示，“亿万富豪”家庭在香港的集中度是全球最高的，拥有百万美元以上流动资金的富裕家庭在香港人口中高达9.4%，但同时香港的贫困人口接近20%，约10%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只有2070港元。
我曾在香港书店和一位店员聊天，我羡慕香港的政治自由之多，上网不用费劲翻墙，出门能围观各种活动，在书店还能看到各种禁书，他则感慨香港的生活压力之大，一是房价太高，一平米动辄十多万，一套房子下来上千万，在大陆，或许只有“宇宙中心”北京五道口的房价能赶上这水平；二是上学太难，香港高校的入学率只有18%（大陆都快到40%了），这关系着阶层流动的速率，其中，富裕家庭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是贫穷家庭孩子的3.7倍，而20年前只有1.2倍，贫富的代际传承更为明显。
在香港，时常看到六七十岁的人还在餐馆里工作，不知道是因为出于生活的热情，还是因为养老金不足以为生？我想应该是后者。在大陆，只有在农村老人才会下地干活吧。
民生上没有起色，民主上也没进展。从2003年起，几乎每年七一期间，香港市民都会走上街头，要求一人一票、普选特首。但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被北京视为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先是一拖再拖，后又搞出一个可以内定候选人的方案，之后阴差阳错，都没能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作为过渡性法规，原本是香港各界的共识，但如今却没多少人再拿它当回事了。
就连立法会议员的人数，也是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各占一半，立法会长期被亲中央的建制派所主导，民间声音虽能在立法会得到体现，但却不是主导力量。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之城，事实上只有司法权和终审权是相对独立的。因在立法和行政分支上民众选票作用有限，所以这些议员和官员在法规、政策制定上更容易向富豪的利益倾斜，香港也越来越成为权贵之城。
虽然相比内地，香港市民有更多参与的渠道，也有发声的机会，但却难以真正影响决策。也有例外，比如前几年的反高铁运动和菜园村保卫战，就使得菜园村能够易地重建，但在利东街拆迁上，民间提出的自行改造的倡议却被城规会和市建局否决。一个以经营喜帖闻名的湾仔老街，虽然有当地居民和大学老师组成关注组共同呼吁保留，但却最终不得不为地产项目让路。
梁文道在《傻瓜，这是经济》一文中指出，市区重建局之所以不愿意采纳日渐通行的住民参与式旧区规划，原因也在于它非得赶走原区住民不可。唯独如此，它才能完整地把一块空白的土地交给地产商，让旧区变成加入市场的新资源。而且也只有如此，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市建局才能分得花红。这才是市建局“活化社区”和“改善居民生活”等言词背后的真正动力。
以此审视那晚冲突的起因，小贩摆摊被驱逐。需要说明的是，春节几天流动摊贩上街，本不符合香港法规，但因多年来官方没加干涉，已成惯例。但今年过年期间，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加大了执法力度，并要在现场没收一名鱼蛋小贩的摊具，结果被其他人拦下来，接下来，警察赶到现场，却被示威者挡在一边，相安无事。凌晨一点四十五，警察强行清场，冲突开始加剧。
想到之前去香港时，我在朋友带路下吃到了地道的排挡。朋友说，在香港，像这样的露天排挡已经不多。政府鼓励摊贩进店，但对老摊贩也发放牌照，但不允许转让，也不再发放新的牌照。
昨天看到破土工作室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从1973年开始，前市政局就通过决议，不再对街头食品小贩签发新的牌照。持牌小贩的数目从1980年代末的2万来名降至2000年的9000多个，无牌小贩也从1986年的近16000人降到2012年的1690名。2009年，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成为小贩的主管部门，对过往政策做了反思，重新签发了6739个小贩牌照，其中7%是流动小贩牌照，不到50名。
从2013年开始，香港食卫署就在过年期间加大了对流动小贩的治理力度。因为这些多是无牌小贩，在旺角等地集中摆摊，可能会引发交通拥堵，也会干扰周边市民的生活。不过“新年夜市”在香港已成传统，据说自英国在香港开埠以来就从未干涉过，如今香港政府的突击执法也引来一些市民的不满，还有大学老师前去摆摊力挺这些小贩。
梁文道在《傻瓜，这是经济》也说到，小贩和排档之罪不在于不安全，不在于不卫生，亦不在于不交税，而在于它违背了香港经济的主导逻辑，所以它注定是一种不入流的“非正式经济”。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街头摆卖，那么商场要靠谁来填满呢？地产行业怎么发展起来呢？香港政府赖以维系的“垄断地租”要管谁去要呢？
如果市建局、食环署能以国际通行标准做参照，保留下特色街区，容忍下新年夜市，会让香港变得更有味道，也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最不济，也可以将这件事拿出来重新讨论，让民意或者立法会决定特色街区、新年夜市的去留，这比不看民间舆论的变迁，简单的依法办事要好。可这些政府部门已习惯了一意孤行，只想加大执法力度，不想费时听取民意。
三、从雨伞运动到板砖运动
旺角冲突现场／图片来源：端传媒
香港正变得和大陆越来越像。初一晚上的骚乱，也像极了大陆的群体性事件，瓮安、石首等。因为民众的情绪长期压抑得不到释放，稍有火星便会引爆，暴力，则成了勇敢的象征，还贴上了正义的标签。雨伞运动是香港市民法治精神的落幕礼，明知违法，但求惩罚，以此寻求正义，而今则异化为板砖运动，不管法律，只求宣泄，以此彰显诉求，新年骚乱是板砖运动的开幕式。
此次板砖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本土民主前线。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该组织于2015年1月成立，是由2014年雨伞运动中反对泛民派和学联的一帮人组成，多为90后。他们刚成立便发起了反水客的“光复屯门”行动，看到有人像大陆水货客，便量其行李尺寸，翻包检查，并高喊“滚回大陆”、“大陆人喝中国奶”、“取消一签多行”等口号。
巧合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去年便向中央政府申请，将深圳的“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获公安部批准。或许在这些人看来，更为“勇武”的他们比雨伞运动中只会静坐的书生更有用。
从语言暴力到身体暴力只有一步之遥，此次本土民主前线板砖飞舞、铁条猛掴便是明证。雨伞是和平抵抗的象征，板砖则是暴力攻击的工具，他们已无法回头，也不想回头，哪怕会撞破头。可能有人觉得，在场的示威者只是出于义愤，但当警察倒地之后仍被群殴，那就不再是义愤，而是泄愤了。同样，警察手持警棍追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打到仆街，同样是泄愤。
有些大陆人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在英治期间不要求普选总督，非得在回归之后添乱要普选特首。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看到香港人的变化，香港是个移民城市，起初只是外人谋生拼搏的地方，很多时候只是中转站，不会有强烈的香港认同，但年轻一代不一样了，他们土生土长，也准备扎根于此，他们不再像长辈那样只想着生存、发家，而是想要更舒适、更有尊严的生活。
雨伞运动的失败，让香港部分年轻人的政治诉求从自治转向独立，行为方式则从主张和平转为倾向暴力，信奉非暴力不合作、追求民主中国的那批人，风头已不敌本土激进派，很快被边缘化。
看这些人反水客时的表现，和大陆年轻人参与反日保钓和抵制家乐福的游行很像，同样的幼稚，同样的暴力，同样的排外，只不过指向不同，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本土运动，但都是在寻找一个发泄口，一个替罪羊。他们拿出消灭魔鬼的架势，但殊不知，那一刻，他们自己的内心已经住进了一个魔鬼。
相像的另一点，是决策者更为强硬。警方和小贩、示威者原可相安无事，只要再多等个把小时，夜市便会自行歇业，但警方却突然开始清场。事后，梁振英直指那些示威者是“暴徒”。
梁振英“书记”也早就尝到强硬的甜头，他可以像今年的春晚导演一样，给自己前两年的表现打一百分。在他手中，一国两制正渐渐变成一国一制，基本法也很难再成为港人的保护伞。
双方的心渐行渐远，双方的脸越贴越近，那串鱼蛋，也就成为一个导火索。枪声响起，是迟早的事。没人丧生，已是万幸。但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幸运，香港会不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还要看官方和民间有没有自我反思，而不只是相互谴责。高压下的香港如何寻到一条出路，终究要靠港人自己去探索，这需要耐心，但不管怎样，暴力和专政都应排除在外。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佛有三个不能，不能改定业，不能化无缘，不能度尽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