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改在高层层面落定。七大军区一并作古，五大战区业已开张。在关键的战区军事、政治主官选配中，思路十分清晰。五位战区司令，四位由原来的其他大军区司令异地调任，而这四大战区政委则是本地原有大军区政委就地转岗。唯有中部战区司令、政委，一为本地擢迁，一为军委空降。换言之，五大战区司令无一是本地留任。
具体来看，原兰州军区司令刘粤军东调南京，担任东部战区司令。沈阳军区司令王教成南下广州，担任南部战区司令。济南军区司令赵宗岐西进成都，担任西部战区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宋普选北上沈阳，担任北部战区司令。而原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广州军区政委魏亮、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都原地不动，转任东、南、西、北四大战区政委。中部战区方面，原北京军区副司令韩卫国出任战区司令，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殷方龙空降政委。
这种大规模的调动洗牌，不禁让人联想其文革期间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十一个大军区中，除了履新时间不长的三个大军区之外，其馀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而当时的方法也很清楚，即“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泽东还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文革样板戏《沙家浜》里的唱段说，“就像阿庆嫂唱的‘司令常来又常往’嘛。”
毛泽东谈及司令对调问题时明确说：“一切行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也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山头主义，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一环。军队要统一，要整顿，要加强。”后来，邓小平在谈起此事的必要性时也认为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
无论是就涉及范围还是人事调动方式而言，本次五大战区司令调整，都堪称八大军区司令的升级加强版。以古鉴今，无复赘言。其目的都是保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打破固有的利益体系和人事格局。十八大以来，在抓捕郭伯雄、徐才厚等军老虎的同时，军队人事已经进行了相当的调整。而此次军改，随着军委部门重组、新军种组建、战区司令对调，人事进行了翻天覆地洗牌。其“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当然，人事调整往往伴随着权力重构。昔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就趁机“杯酒释政权”，各大军区司令履新后，不再兼省委书记，改变了文革以来形成的军区司令兼任省委书记、党政军权集于一身的体制，“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工作，抓好部队建设，准备打仗”。
时至今日，固然已经不存在地方上党政军集权的问题，然本次五大战区司令调整，亦参考借鉴了分权策略。原有集军政、军令、军备等于一体的大军区体制被废黜，陆军、海军、空军等军种总部掌军政，战区只掌军令，互为牵制，相互制约，战区司令“专司打仗”，无权负责部队建设管理，解除了“军政权”，与八大军区司令“杯酒释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此处之“政”乃“军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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