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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节，我在新京报工作，趁着回老家过年，写了两篇手记，都发表在了报纸上。第一篇讲的是“打工村群像”，另一篇写的是乡村的养老问题。从这一年起，我每年春节只要回村，就会写一篇手记，一直写到去年。

上述两篇手记中，第一篇现在还可以搜到，第二篇新京报的电子版没有收录，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件事，让我惴惴不安，就请求单位不予上网。这件事情是，村里本家一位92岁的老太太，大年三十夜为自己做饭时，不慎引燃了棉袄，烧死在了厨房门口。她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了，而她的死，无疑为子孙们所痛悔和讳言。

出事后正月初三早上，我和父亲一起去探望她。她有三个儿子，老三大概在1999年夏天上吊自杀，老二常年在外，老大年过七十，是我曾祖辈的，我叫他大爷。我们到时，大爷正在招呼族人准备丧事。见了来了，他哀叹落泪，指着屋内的一口棺材，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你老奶奶？”

我叹了口气，没有去看。我听到的细节时，她先是弄着了灶间的柴火，可能是扑救时又引燃了身上的棉衣，蹒跚着刚迈出门槛，就倒在地上，身上的火又蔓延到了门口的柴垛上，然后她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们村姓孙的占了九成以上，族人里，老奶奶的年纪和辈分都属最长。自打我记事起，她就认识我，见面总是打招呼。我读大学的那几个暑假，她总是踮着小脚，走一二百米，来找我外婆聊天。我外婆年纪跟她相仿，两个人有太多的共识和知心话。

有一次，我特意旁听了她们的谈话。老奶奶在讲她寻短见的三儿，“我知道他时不时就回来看我。”她说，“我一个人在院里，在屋里，就知道他回来了。他也不说话，就看着我。有时候，他离我很近，出气儿都能喷到我脖子后边。我就说，老三呀，我知道你想妈，妈也想你，妈日子也不多了，死了就去看你……”

十几年过去了，我不能确保这段直接引语严丝合缝，但八九成的精确度是有的。2006年春天，我外婆死于乡间庸医的误诊。十年来，我每次想起外婆，她和我这位老奶奶的这次聊天，就历历如昨。

在中国乡村，有太多这样的老人，却没有几个人有兴趣记录他们的故事，哪怕一段话也好。他们就这样生于黄土，又归于黄土，就连最后栖身的一座小坟，也会被“土地财政”的推土机瞄上。而这，很可能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乞求。

我外婆离世前几年，政府正强制推行火化。外婆就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烧她，一旦烧了，就永远会被打在十八层地狱再难托生。她还偷偷给我下任务，“旭阳呀，我最相信你，要是我哪一天死了，谁要烧我，你给我背到岗上，随便挖个坑埋了……”

我那位老奶奶，大体也会恐惧火葬场的烈焰。只是想不到，她辛劳一辈子，这烈焰没烧在身后，却烧在生前。农村养老的题目，在我离京前已经确定。老奶奶的悲惨遭遇，几乎为这个题目量身打造，又因为这种契合，显得有编造的嫌疑。而她，却真得永别了。村里，也再没有缠过小脚的老人了。她们的故事和心事，都被几铲黄土永埋于地下。

我不想否认基于节假和亲缘的便利，对乡村的描述可以为历史留下底稿，替沉默者发声，类似的书写永远有价值。然而，一种困惑却挥之不去：“回乡手记”们，会不会是一种窥私和猎奇，通过对当事人隐私和尊严的攫取与再加工，制造文字消费品？

至少，我写的东西，从来没有慰藉过这些老人，即使我的外婆。

2

《财经》高胜科兄前几天写了一篇回乡手记，自述为“零度写作”，文字真实残酷，却被标题党为“村妇组团约炮”的噱头，事实不过是几个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青年村妇，想通过微信交友，跟人私奔罢了。

老实说，我不觉得这有太多可以非议。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富足的生活的权利，无论是通过寒窗苦读，还是解衣宽带。一个可以拿数十上百万年薪的白领，是很难体会几个农妇的焦虑和恐惧，就正如农妇会认为一个人但凡月薪上万，就肯定很开心一样。而无论白领还是农妇，婚姻本质可以都可被视作生存和生育资源的重组。

那位连夜从江西农村年夜饭逃离的上海女生（如果属实的话），跟那些想通过微信摇到金龟婿的村妇，应该说毫无二致。这个屈从于物质和欲望的队伍，还应包括那些看上去平稳和谐的高知识家庭。赵家院外，谁能拥有真的体面？

很多描写农村的文字，都把农村预设为现代文明的化外之地，农村和农村人眼下让人不适的种种，都被解释为“城乡壁垒”和“剪刀差”等问题派生的产物。而这些概念，却都出自官方制造，至少不逾越官方所能容纳的话语体系。农村活得不似人，被预设为历史的误会和遗憾。

我可以说这些基本在扯淡吗？几亿人活得难得体面，只能归因于体制化的主动剥削。曲曲一个“剪刀差”，如何能概括中国农民半个多世纪来的血泪挣扎?你不能剥夺乡亲们的土地所有权，却鄙视其贫困；无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却嘲笑他们愚昧；坐视计生糟践农妇们的子宫，却愤慨于女婴数量的锐减。

就像那场莫须有的江西农村年夜饭，很多人对不锈钢餐具嗤之以鼻，却少有人知道，在大跃进时期，用几张烂瓦片烤撮粮食吃，都会被干部们一脚踢翻。理不理，嫁不嫁，个人有自由，然而何必对比自己更愚弱的人，泼洒那么多的怨毒和恶意？

3

正月初一的下午，我骑了四十公里摩托车，到邓州县城去给一个曾经的采访对象拜年。她叫张海新，在2013年曾私刻公章，组建了一个山寨的邓州市政府，而被判刑两年。

张海新租住在邓州农行大楼后边的一个小巷内，当天阳光很好，这条小巷却寒气逼人。她坐在阴暗的屋子里，守着一台电热扇，因为右脚大趾头甲沟炎越来越严重，她没有穿袜子，患处不断渗血，没钱治，她就用卫生纸擦。床头一个大垃圾桶内，扔满了带血的卫生纸。

我曾经写过她的报道，也在看守所的审判庭见过她，却一直没机会跟她说话。初一下午，我问了她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你为啥要弄一个山寨市政府？她的回答很简单：村里土地需要确权，但各级政府都不给盖章办手续，她只好去刻了公章，然后自拟了一大批文件，以此鼓舞失地农民跟着她维权。

在她刑满释放后，一个同案犯打来电话表示歉意，她不便再跟她见面了，“姐呀，咱们那些都是假的，在群众中没威信了……”

“威信？这帮贪官污吏就更有威信？”张海新提起这个就气呼呼的。在法庭上，她曾怒斥当地政府坑民害民，大小官员都半死不活。在看守所内，她因拒签逮捕通知书被管教抽了一个耳光，“我攥紧拳头，她要再敢打我一下，我就跟她拼命。”

到这里，我打断提醒了她一下，幸亏她没有反抗，否则她即使被打死，按照目前河南省公安厅、司法厅和省检2010年联合下发的文件，只要检察院不立案，她的家人休想维权。即使想见到她的尸体，都得经过公安的批准。

她所受到的刑罚和羞辱，只不过是因为她想为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争取确权。而这个农民小组所谓的土地，又是从哪里来的？

不堪追问。

这也是我对大多数返乡手记无感的原因。扯来扯去，绕来绕去，总是回不到真问题上：权利匮乏，才是真的贫困，更是贫困之源。农村的各种乱象，或许会给城里人和农村逃离者一个错觉：之所以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们存在，城市才更像城市，上等人才更显体面。

故乡从没有光复，谈何沦陷？然而，诗意栖居的念想却总在岁末年初袭来，于是，他们从老家带走了鸡鸭，或者它们下的蛋，以及一屏又一屏的狗血故事。

（我去年的手记，可以看我春节前的推送《我们的家乡，在没有希望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