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 中央编译局：用马克思为改革辩护

作者：奚应红

图片来源：李天祥 赵友萍创作油画

如果不问 Google 或百度，你知道中央编译局的全称吗？

来，请跟我一口气念完：中央编译局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与声名赫赫的中央党校或中国社科院相比，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央编译局显然低调神秘的多，偶尔的抛头露面却让人大跌眼镜——前任领导就以 “性丑闻” 霸占娱乐版，哦不，学术版新闻头条。

不过，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可能要打破多数人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它不仅扮演着 “马恩列斯” 著作翻译者的角色，而且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上有很多贡献，有人甚至给它贴上了 “智库” 的标签。

马来西亚大学的饶兆斌研究员在他的分析中就认为，中央编译局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机构，它有着自己的 “研究基因”，这种基因让它在中苏论战中一战成名，最后演变成一个有着理论和现实取向的研究机构。它不仅办期刊、组织研讨会、培养人才，而且逐渐摆脱旧有的框架体系，吸收不同思想成果，产生了更加开放的 “马克思主义系统”，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中苏论战 “一战成名”

中央编译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马列学院，但它直到 1953 年才得以正式成立。成立后的编译局由于与苏联翻译机构的特殊关系，其发展也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当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期时，它发挥着 “友谊桥梁” 的作用，中苏学者得以相互交流，并且开始对中苏领导人 （毛泽东和斯大林） 的著作进行互译。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隐秘资料。

当中苏关系破裂时，它又变成了 “中苏论战” 的桥头堡——由它编辑出版的苏修 “灰皮书” 正好成为论战的火药库，为北京笔杆子与苏共 “论 （si） 战 （bi）” 所用，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篇标题就是 “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

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中央编译局的发展，也是中央编译局 “智库” 角色的最初尝试。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 “灰皮书” 等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共对马恩列的解释跳出了斯大林的框架，为以后更加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形成奠定基础。

中央编译局升级记

中央编译局从翻译机构升级成智库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曾任编译局副局长的林基洲。林基洲在担任副局长期间，保留了编译局原有的研究传统，同时又给它注入了新的基因。在他的管理下，编译局彻底被改造成以研究为基础的类智库角色。

早在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内部就开始组织课程学习，加强翻译人员的理论素养，形成了编译局的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历史和理论。

而在林基洲主管编译局的期间，他多次组织召开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并且开展多项实地田野调查。这一举动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在这些人看来，这些 “无用功” 对翻译工作毫无益处。

但林基洲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应该与时俱进，更应该联系中国实际，与企业家会谈正是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需要吸收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这就形成了编译局另一个研究取向：运用比较的视角，注重经验和实践。

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下，两份影响比较大的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和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也相应成立，吴敬琏还一度担任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的主编，即便他并不隶属于中央编译局。

一大批研究人员开始用新理论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例如，荣敬就引进 “寻租” 和 “路径依赖” 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外还有俞可平对民主理论、地方政府创新，以及何增科对反腐的研究。这些都让中央编译局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倡导改革的思想智库。

“马克思是自由民主派”

在批评者眼里，中央编译局是保守左派的集中营，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不过，面对这样的指控，编译局的内部人员却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改革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必然的矛盾，“考茨基是正确的，列宁有很多错误，毛泽东有一些乌托邦思想，马克思是一个自由民主派，甚至还有有一点点后现代。” 他们给自己的自画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改革者。

在谈到如何影响具体的政策时，他们并不 “自信”。除了定期给中央写内参和参加中央全会以外，他们对政策的影响无法精确计算。不过，编译局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在直接的政策层面，而是整个思想和话语的改变，尤其当改革受阻，新思想遭到保守派抵制时，他们总能以 “回到马克思” 的姿态为改革辩护。

然而，这样一种 “改革者” 的形象在一些人眼里还是有些模糊。它并不主动拥抱西方民主体制，而是倡导不改变基本体制下的渐进式改革，目的是让共产党的治理更具灵活性、更加适应时代、更好地回应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