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 中国政府改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

作者：马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自身建设和行政改革方面取得了值得关注的进展。许多西方国家推行的改革和创新 （如新公共管理运动），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其类似或对应的实践。

但是，中国政府改革也一直在强调中国特色，突出本土化和原始创新。那么，中国的政府改革是否在亦步亦趋地效仿西方国家？哪些政府官员会乐于学习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

丹麦、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研究人员 2010 年对浙江省的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发现，西方模式对中国政府改革有一定影响，但并未形成压倒性的局面。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行政改革实践，对中国地方官员的影响比较强。

影响改革观念的三个视角

政府改革是一个复杂而动荡的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政府改革既涉及历史传统的积淀，也有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还有主要领导人的意志。

过去对中国政府改革的认识，往往是非此即彼或一分为二的。要么认为中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实践做法，要么强调中国改革的本土色彩和中国特色。但是，这两股力量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同时存在于各级政府部门官员的思维体系中。

研究者从人口统计特征、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三个视角，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改革观念进行解释。

首先，包括性别、受教育水平和年龄等在内的人口统计特征会影响人们对改革的态度。例如，年长的干部对改革前的情况更为熟悉，但对西方模式却了解不多。学历较高的知识精英，接触西方改革实践的机会和渠道更多，因此更容易受其影响。

其次，行政文化塑造了干部的价值取向，对其改革观念影响很大。例如，任职较久的官员浸淫旧体制已久，对西方模式的认识不多。相对来说，新时代的干部更乐于接受西方改革思潮。与此同时，对行政改革较为熟悉且在改革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一代政府官员，对西方模式感到亲切，也更愿意效仿西方。

最后，不同层级、政策部门和任务类型的干部，受到体制架构的影响，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改革观念。站得高看得远，级别越高的干部接受西方模式的倾向会越强。在党委机构工作的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可能不同于在职能部门就职的官员。承担规划、决策、监管、执行等外向型任务的干部，接触西方模式的机会较多，比人事、预算、会计等内向型任务为主的官员更倾向于学习西方。

如果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接触西方改革实践，那么他们对西方模式的态度就会更为正面。相关的改革举措包括：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引入市场机制、人事管理改革和绩效评估、向企业管理学习、政务公开等。

谁更愿意在改革中学习西方？

研究人员向参加培训课程的浙江省地方干部发放了 3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问卷调查了海外改革经验和国际改革趋势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力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典型行政改革国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程度。

中国政府的改革是在效仿西方吗？以 5 点李克特量表来衡量，受访干部对这些题项的平均评分在 3 点左右。这项调查表明，西方模式对中国政府改革有一定影响，但并未形成压倒性的局面。就具体国家而言，美国的影响最强，其次是英国，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影响并不明显。

研究显示，受访干部的性别、年龄和学历均不显著影响他们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这可能同这些变量在党政领导干部内部的差异较小有关。

在政府任职时间越久的干部，越不认为中国的政府改革在效仿西方。对行政改革的了解越多，对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越熟悉，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越强烈。

就干部所处的部门和层级来看，正副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对学习西方的认同更强，而职能部门主管与部门副职的差异并不明显。党委领导能够把握行政改革的政治内涵，并有更大的权威去推动向西方学习和行政改革。

有趣的是，与外界打交道越多的干部，越不认同学习西方。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许多改革习以为常，以至于认为它们是中国特色的。工作中涉及绩效评估的干部更加不认同向西方学习，但注重企业管理技术的干部则认同学习西方。中国政府的绩效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目标责任考核等过去的做法，可能让政府官员不认同它是学习西方而来的。

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行政改革是一个混合的复杂体，其中既有中国元素的痕迹，也有西方国家的熏染。对于中国政府改革而言，至关重要的挑战是平衡西方国家的影响和本土经验的判断。

许多宣称取得成功的海外经验，本身并没有持续性，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这就需要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具备较强的判断能力，并通过摸索和实验去验证这些改革举措的有效性，而不是完全的盲信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