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山东疫苗事件，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它的案件查处部分，另一个是它的传播情况。案件部分实际上在2015年2月就已经有山东媒体报道了，但是直到澎湃接过公安的料开始，这个事才有了全国影响力。而在澎湃之后，这事就成为一个传播现象了。
疫苗案件的疫苗贩子是在山东起获，而她们牵扯到的犯罪网络又是分布在二十几个省市，所以从公安办案的角度，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案要案。但印证这个“全国大案”性质的，实际上是靠澎湃旧闻翻新后的舆论效果来实现的。这是本次疫苗风波中案件与舆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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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案爆出的时间节点看，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是办案的公安与药监疾控体系原本是分离的：公安先是向地方媒体通报办案成果，效果不理想，而后再向澎湃喂料。等到舆论起来后，药监疾控体系被动卷入，这才发现，办了一年多，疫苗的倾销网络都没搞清楚。
疫苗风波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爆发传播，一开始跟这个题材实际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两会过后，议题处于真空阶段，舆论场上一片清闲，没有可以竞争的传播题材，导致它占据议程中心，而后社交媒体灌注以情绪，形成了危机传播，从而导致舆论爆棚。
迄今为止，本次疫苗风波在本质上依旧是舆论现象，这就否定了它所具备的其他特征：从媒体角度来说，它不是一次关于事实的报道，信息来源都是政府部门的通报，不是事实的累积。从政府角度而言，它基调上也不是关于整肃的，而是以澄清与声明为主。
是舆论而不是事实，是情绪而不是真相，是理解本次疫苗风波的关键所在。尽管2011年、2013年的两次疫苗风波起于事实，最终草草收场，也有很大的舆论影响，但它们与本次风波显著区别就是事实与舆论的比例，本次是舆论甩开事实，独立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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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疫苗风波的舆论本质，决定了它容易被干扰，主要表现在它一再出现失焦的情况。粗略看来，至少经历了三次转折：一是以办案表功的正面报道转化为疫苗安全的负面问责，二是以谴责疫苗管理体制转化为争议失效疫苗的安全与否，三是正在发生的从抚慰恐慌转向打击流言。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案件从地方跃升到全国传播平台上，主角就从公安变为药监与防疫部门。在这种转折下，可以看到药监的步骤落后于公安的办案进程，等到引发全国关注后，药监卫计部分慢三拍的情况就更明显了。当然，也可能是后者在用慢节奏应对舆情的快节奏。
第二次失焦发生在22号这一天，疫苗风波受到了“科普”与“技术流”的挟持，谴责追问的情绪被理中客压制，叩问疫苗供应链的黑幕遇到了“科学真理教”这个劲敌。和菜头、方玄昌对冲公众情绪，用赛先生的旗帜瓦解因“疫苗之殇”名义而聚集起来的社会愤怒。
这就是舆论中常见的转换焦点与议题挟持。它之所以能发生，也与本次疫苗风波的舆论性质有关。因为缺乏事实、尤其是缺乏受害者信息的加持，谴责无效疫苗缺少力度，只能在追问监管体制上徘徊，而这种人所周知的谴责角度并不新鲜，遇到反对意见容易被盖过风头。
社交媒体特别是朋友圈是一种对情绪信息进行高效配置的场合，疫苗无害论、恐慌无用论出来后，就被迅速被朋友圈分发出去，而且因为其观点非同一般，比那些徘徊不前的问责体制论更花哨，一举激发出疫苗议题中公众自认为匮乏的专业审查，服膺心理顿时起效。
所以，对冲疫苗风波中问责论、真相派的“科学真理教”，之所以能够扭转舆论焦点，不是它真的有道理，而是它在舆论起伏中炫目的新奇性。社交媒体时代，朋友圈配置新闻及观点，令接受者保持稳定立场变得相当困难，真假、是非判断往往让位于所谓的科学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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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一次失焦背后是否有操纵，失焦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给正在承受舆论压力的疫苗供应及监管链条减除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减压的效果，比此前公布9个涉事企业来分散舆论的效果更厉害。公布涉事药企仍会吸引公众疑虑，而转移焦点则等于驱散公众。
在这次失焦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失效疫苗有没有毒性”成为议论的焦点，取代了之前针对药监及疾控的谴责与问责。一旦舆论陷入了技术化、科学化的泥潭，就等于从公共舆论的主场走进了舆论谴责对象的“主场”，所以连世界卫生组织也粉墨登场。
舆论失焦的当口，世卫组织发表失效疫苗无害论，如果从技术分析上而言无可指责，但若从现实情况（事实匮乏、接种者统计不清等）看则显得相当糟糕，是一份加重舆论失焦的机构声明。它在时间点上契合了本次失焦行为，在影响上加重了恐慌而不是实现抚慰。
迄今为止，药监防疫部门没有给出山东失效疫苗案接种的名单，这是本次疫苗风波中最核心的事实缺位。舆论失焦前一再呼吁“疫苗供应链的黑幕不容失焦”，就是直奔这个核心事实去的，一旦这个名单能确定，责任划分就清晰，疫苗风波的“亡羊补牢”才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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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接种者的名单是没有公布的，一种猜测是药监疾控部门有这份名单，但不愿意公布——因为一旦公布就将接种网络坐实，同时将药监疾控的监管失守与腐败交易暴露出来。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药监疾控中心有能力统计失效疫苗的流通地区与接种范围。
但是，同样不能排除的是，药监与疾控中心手里也根本没有这份名单，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一些疫苗接种的受害者经历表明，乡镇基层的疫苗接种乱象丛生，有时连接种了什么疫苗都搞不清楚，记录混乱。这一基层的统计乱象，反映到全局，就是药监疾控体系可能也不掌握权威的统计报表。
国家卫计委表态，近年监控到的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案例没有明显增长。这个表态没有说服力，如果疫苗失效，多数是没有任何反应，更别说不良反应。另外，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疫苗的不良反应（包括可能接种了失效狂犬疫苗的人）也可能被混淆在其他病变中，没被统计到。
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可以讲，凡是不以统计出失效疫苗接种地区及接种者的处理思路都是“耍流氓”，都是在拖延时间，都是在期待舆论平息下去后便利“金蝉脱壳”。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对于聚焦就会更加不利，对于失焦反倒是利好，而且第三次失焦可能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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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风波的第二次失焦，其动力主要来自于过气网红祭出的“杀手锏”，那就是公众一直感到自卑的所谓“科学素养”。但第三次失焦，可能来源于疫苗议题在更高层次上受到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在事实匮乏，恐慌与愤怒相激的公众情绪下，这是常见的选项，也有太多的理由支持这么做。
在经历了亢奋的问责与所谓理性的停顿之后，公众情绪特别是针对疫苗接种的选择题，依旧是无处发泄的。官僚制对疫苗舆论采取的拖延战略，很可能再次见效——这也是新旧媒体下舆论遇到的同一种困扰——事实没有越过现实这道坎，舆论也难以为继。
同时，疫苗风波作为一个舆论现象，能支撑它熬过24小时、36小时的要么是饱满的情绪，要么是不断输入的信息。信息本已稀缺，情绪经历几番失焦的折腾后，烈度也会骤然降低，这些都会导致疫苗舆论的衰落。公众有谴责无法问责，部门有失焦无失败，舆论拉锯来来回回。
值得强调的是，春节期间发生的江西南上海女等情况表明，社交媒体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媒体属性，使得它们能在事实匮乏的情况下，仍能凭借惯性向前冲几步。但这种冲击很多时候都是假象，因为事实没有跟上，舆论没有长出“脚”来，舆论正义就会成为茶杯里的风暴，这是新闻不幸、舆论大盛的宿命。
（《疫苗风波：国情下的舆论景观与科学思辨》）
2016/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