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余三公民案6月19日宣判，刘萍和魏忠平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半，李思华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关于此案，从来没有过的“法治”不值得再过多讨论，有关方面给刘萍的女儿廖敏月带的话可是赤裸裸的威胁：“牢房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看来，它们对审判的缺乏正义心知肚明，也早已预料到了宣判后的民间反应。与往常一样，它们会加紧对抗争者家人的维稳控制，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继续迫害抗争者的家人和朋友。
廖敏月本身就是一名抗争者，在其母刘萍被拘捕之后，她一直为其母的冤屈奔走呼告。不可忽视的是，廖敏月是因为其母的案件而被卷入其中，她首先是一名“维稳对象”。如果说警方对廖敏月的威吓，还是出于对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前置预防”；那么，曾经引发热议的，某学校迫于压力拒绝安徽异议人士张林10岁女儿入学，则是无耻的、纯粹的连坐。
连坐在当局用来轻车熟路。如在艾未未案中对其母高瑛女士、其妻路青女士的控制，在浦志强案中对其亲戚、同事、委托代理人屈振红律师的拘捕等。连坐早已成为重要的维稳和打击手段。
连坐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专制残酷刑罚的代表。卫鞅为秦孝公立“连坐”法，“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就是说连坐范围内的亲友不得互相隐匿罪行，否则就都要受到惩处。汉唐以来直至清代甚至民国的法律，对于谋反等大罪均施以连坐，明成祖朱棣甚至诛方孝孺之“十族”。保甲制度将连坐的范围从亲族扩展到邻居、同事，人们之间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互相揭发，甚至互相陷害，形成了民间“自我治理”的锁链。
连坐和保甲制度的施行，依靠的是严刑峻法和普遍恐惧。严刑峻法使民众不敢越雷池半步，普遍恐惧使民众互相防范和陷害。专制政府通过惩治和鼓励两面手法，割裂民间的血亲、姻亲和友情、同事关系，使民间趋于原子化，这样就很难联合起来对专制形成有效的反抗。
建政以来，连坐仍然是镇压的残酷手段。右派家庭、黑五类、黑帮子女、成份论……这些因某一人被打击而株连到家庭的现象比比皆是。更加残酷的“划清界限”，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一度成为民间热词。一遇风波，为了避免连坐，亲属就必须被迫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至亲、老友、师生之间出于自保的互相揭发，更是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臭名昭著的户籍制度则是连坐、保甲制度的延续。户籍制度在城乡二元身份固化的基础上，限制人口流动，实现人口就地治理；自上而下的压力赋予地方各级政府守土之责，为了政绩和仕途，它们有足够的动力完成好治理的任务。地方治理的重要方式就是连坐，这在拆迁、计划生育等方面被广泛应用。近年来户籍制度表面上的松动，只不过是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变革。入学难、高考不公、收容遣送等现象，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个体承担行为后果的法治基本原则，早已断绝了连坐的基础；人口的自由流动，也是民众不可剥夺的政治、经济权利。连坐作为一种统治技术，于当今的评判，是政治上的专制报复，法治上的私刑迫害，道德上的灭绝人伦。而在高调宣扬民主法治、GDP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国，每天从“中国梦”中被吓醒的国人，仍处于连坐的恐惧和严惩之下。如果这些仅仅是历史，那么需要的只是反思和防治；但是，这些是一直持续的现实，需要的就不再是反思和防治。不终结专制，民众就不可能免于恐惧，不可能免于迫害和扭曲。
专制只是专制，连坐见诸明文，这是罪恶但还称不上流氓。一边以“法治”血腥镇压，一边以连坐陷害、威胁民众，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流氓匪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