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崩溃论者，我不想中国崩溃，我希望它成功。”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
“（中国）不要崩溃。”
在新书《中国的未来》华盛顿发表会上，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正微笑举着自己的书供记者拍照，突然，他吐出了这四个中文字。鲜红色的书封面正中有一个硕大的问号，问号的一点幻变成一颗黄色五角星，呼应着中国国旗的图案，或许这也代表了沈大伟等“知华派”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迷惑。
在新书中，沈大伟将中国比喻为一辆驶近交通环岛（或圆环、回旋处；roundabout），亟需选择合适出口的车。他坦言，关于中国将驶向何方，他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他眼中，如今中国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达到他四十年学术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年前，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评论文章，指中国政治体制“严重崩坏”，社会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高压，党的末日（endgame）已经开始。《环球时报》随后批评他为“庸俗的对华占卜者”，请他“自重并三思”，外界更有传他已登上中共黑名单。
如今，沈大伟措辞明显变得谨慎，力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一年前引起的那场“中国崩溃论”争议，他强调，文章的标题出于编辑之手，他虽表示异议，但已来不及修改。除此之外，沈大伟还表示，衰落（decline）和崩溃（collapse）之间，不能划上等号。他所预期的，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衰落而非崩溃，这是一个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过程。
“我不是崩溃论者，我不想中国崩溃，我希望它成功。”沈大伟说。
在“崩溃”一文前，他被普遍认为是对华温和派，一直被中国高级智囊机构奉为座上宾，并被中国外交学院列为美国“知华派”学者前三名。沈大伟坚称，他的观点并非嬗变无常。“不是我的观点变了，而是中国变了。”
他在新书发表会中对邓小平赞誉有加，称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摒弃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中国经济才有了其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近几年的中国政府，则在倒行逆施。“邓小平如果还在世，看到这些应该不会高兴。” 沈大伟将“习近平及共产党的权力过于集中”列为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挑战。
“崩溃”一文引起轩然大波时，沈大伟曾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为题开讲。如今，他将文章扩写成专著，发现“十字路口”的比喻已不足以形容中国未来道路的复杂性，交通环岛也许更为贴切。
在沈大伟眼中，中国政府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锐意深化改革，然而三年过去了，由于体制本身的阻力，大量的改革举措仍未落实。中国就如一辆在环岛兜圈的车子，多次错过了出口，仍未能决定何去何从。
他在书中写道，中国面临四条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沿着现今的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开放改革、向右转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会（semi-democracy）。
沈大伟解释，新极权主义会导向中国经济倒退和共产党崩溃，相反，半民主则将促成中国的改革，逐渐过渡至民主社会。然而，半民主和新极权主义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中国距离拥有新加坡式民主的特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容忍新加坡式民主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人民和军方对于党独揽权力都有忌惮，中国倒退到新极权主义的机会也较低”， 沈大伟说。
因此，沈大伟判断，中国未来几年可能走的道路，很可能是在威权主义的软、硬二者中择其一。继续走2009年至今的硬威权主义道路是最简单易行的选择，然而，中国只能执行有限的改革，面临经济停滞和党国衰落，直至整个系统崩坏。“如果走这条路，经济停滞或将变成新常态。”沈大伟说。
据他观察，中国政治通常在“收放”之间转换。一般来说，“放”的阶段持续6至8年，紧随着的是2年的“收”，两者来回转换。然而这一次，中国的“收”阶段已长达7年。
沈大伟较为怀念的，是1998年至2008年间，走在软威权主义道路上的中国。他说，当时公民社会、学术界、媒体舆论等较为开放，存在党内民主。政府能释放力量推进中国温和改革，实现部分转型。
沈大伟重提他2008年的旧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当时，党的收缩与调试同时存在。
“在如今，我看不到党在调整。” 在沈大伟看来，决定中国未来的最关键并非经济或外交，而在于政治体制。
根据以往列宁主义国家的兴衰史，沈大伟一一列出列宁主义政权生命周期。从革命夺权、巩固权力、社会转型、官僚化和国家体制僵化，一步步走向“为应对经济停滞和僵化，采取调试及有限度的多元主义”，这是中国走上软威权主义道路后势必要采取的措施。接下来，箭头指向了又一个问号。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在成功走过这一步后，依然维持专制统治。”沈大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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